熟语:常规化的映现模式和心理表征

熟语:常规化的映现模式和心理表征

提要: 熟语作为一种映现模式，其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受熟语常规化过程的影响。隐喻和转喻映现常常超越了隐喻和转喻原有的使用语境，可在更一般和广泛的相关语境下使用，使熟语获得了普遍的概括意义。这种常规化熟语中的隐喻和转喻称为超隐喻和超转喻。超隐喻和超转喻使熟语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隐含了，而这种隐含的隐喻和转喻在熟语语义扩展和理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熟语中的常规的隐喻映现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概念相似为基础的映现，另一种是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映现。熟语中的常规转喻映现表现在以概念邻近性为基础的整个框架及其部分之间的映现关系之中。在同一熟语中隐喻和转喻映现同时发挥着作用，它们常常紧密地交织在熟语语义扩展和理解之中。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熟语心理表征中的各类信息通过隐含的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相互连接，在长期记忆中形成一个常规化的映现模式。

关键词: 熟语、 映现模式、 心理表征、超隐喻、超转喻

本文试图证明汉语熟语[1]是一种凝固化的映现模式(mapping patterns)。我们的目的是挖掘和探索隐喻、转喻以及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在汉语熟语语义扩展过程中的作用。它们作为一些常规化的映现模式，不为我们所察觉，但它们是熟语赖依产生、使用和理解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熟语心理表征的问题。

1. 隐喻、转喻、超隐喻和超转喻

在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常常交织在一起，其交织的程度异常得复杂。Goossens(1990)首先注意到，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在语义扩展中的作用，他编造了“metaphtonymy”(隐转喻)这个术语来表达这种互动的关系。 Goossens认为，熟语“beat one’s breast”首先是一个隐喻，因为它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境(身体的行为)来表达另一个场境(隐喻的目标域)，但这一语义扩展又具有转喻的基础，在做公共忏悔时，宗教的仪式是祈祷的人击打自己的胸膛，这一语境把来源域和目标域结合在一起，使这二个场境以转喻的方式联系起来。当我们使用这一词语时，这一语境并不存在，忏悔的场境与击打胸膛的行为还是分离的。 Goossens认为, 这是常规化比喻词语语义扩展的主要特征。

Riemer(2002:389)认为，Goossens对英语熟语“beat one’s breast”的分析有问题。他指出在这个熟语中根本不存在以上所讲的隐喻映现，因为在目标域和来源域之间没有相似的关系。就认知域之间的成分映现而言，在击打胸膛和忏悔之间没有对应的关系，而在这二者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原有的转喻对应(metonymic correspondence), 即在宗教仪式上击打胸膛伴随着忏悔的行为。因此这种语义扩展没有隐喻的映现对应关系，而原有的转喻语境(metonymic context)才使该熟语具有“公开忏悔”的意义。这一意义最终被人们常规化了，以致于可以用在其不适合的语境中。换句话讲，该熟语可用于没有击打胸膛的公开忏悔的语境中。该熟语具有比喻和非字面的意义，但它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了。该熟语的使用已经常规化了，而这不可能使其成为隐喻。我们唯一可解释的是，击打胸膛和公开忏悔之间的联系是转喻，但那已不是一个完整的包括击打胸膛的转喻了，而是一个不包括击打胸膛的不完整的转喻。鉴于上面的讨论，Riemer(2002)提议，把该熟语既不看成隐喻也不看成转喻，而把它看作为是超转喻(hypermetonymy)。超转喻是指已被人们重新解释和常规化的原有的转喻语义扩展，熟语的使用已不再依赖原有的场境(scenario)。换句话讲，熟语的使用语境已超越了原有语境。超转喻的概念对于我们解释熟语常规化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Riemer 2002)。下面我们就用超转喻和超隐喻(hypermetaphor)[2] 的概念来解释汉语熟语常规化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3]

2. 超隐喻、超转喻与汉语熟语的常规化

我们先分析一下熟语“折冲樽俎”。其意义是比喻通过谈判不动武力使对方屈服。其来源见《晏子春秋》：“范昭归，以报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仲尼闻之曰：‘善哉!夫不出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冲，此指战车。樽指酒器。俎，肉案板，此指盛食盘。樽俎这里转喻地指宴席。在该熟语中，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没有隐喻的映现对应关系，在其之间唯一的对应是原有的转喻映现对应关系，通过抽象的常规化，这个唯一的转喻映现关系也消失和隐含了，因此转喻变成了超转喻，这一熟语“折冲樽俎”用来指与原有转喻相同的场境，但与“樽俎” 有关的除外。换句话讲，“折冲樽俎”所指称的事件范围扩大了，不仅可以包括直接与“折冲樽俎”相关的那些事件，还可包括其它与该熟语没有太大“关系”的一般外交事件。

我们再看一个高度常规化的熟语“击碎唾壶”，该熟语来源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王处仲(王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以如意(古人手持器)打唾壶，壶口尽缺”。唾壶：古代的痰盂。把痰盂的边沿都敲得尽是缺口了，该熟语形容对文学作品的高度赞赏。 我们来分析一下该熟语语义扩展的路径：首先，在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具有转喻的映现，即王敦读曹操的《龟虽寿》诗句时击打唾壶代表他对该作品的欣赏，但这一转喻映现在常规化的过程中消失了，而变为超转喻。在这一超转喻中，该熟语在语义上被扩展，可以指称具有同一指示意义的场境，但已经没有了“欣赏时击打唾壶” 的行为。我们发现这一语义扩展的解释在于转喻因素，然而超转喻语境(hypermetonymic context)超越了原有的提供理据的语境，因为该熟语的意义已经不包括“击打唾壶”的事件了。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击碎唾壶”意义中，并没有真正的“击打唾壶”出现，这不是语义扩展语境的重要方面，重要的是要看到在目标域和来源域之间原来存在着某种转喻映现关系，只是这种映现关系随着常规化程度的提高而消失或隐含了，而不是仅仅“突显”该熟语新意义的非字面义或比喻义。实际上，这种消失或隐含的转喻(超转喻)在熟语使用和理解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超隐喻与超转喻相似，指在熟语语义扩展中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原来具有隐喻映现关系，但随着熟语常规化程度的提高，这种隐喻映现关系大多不为人所知，成了所谓的“死亡隐喻”。然而如果熟语常规化程度不是太高，熟语的理解和使用也常常受到这种隐含隐喻映现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这种隐喻映现没有“死亡”，而是 “隐藏”在熟语中，不为人们所知觉。以 Gibbs 为代表的一些实验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实验，证明了在熟语使用和理解中这种概念隐喻映现的存在和制约作用(Gibbs 1994)。因此挖掘汉语熟语中所隐含的隐喻和超隐喻对我们理解熟语也同等重要。

综上所述，超转喻和超隐喻这两个认知过程的提出是对转喻和隐喻认知过程的必要补充，进一步说明了汉语熟语常规化的程度与隐喻、转喻这两个基本的语义扩展过程之间的关系。当扩展的意义常规化时，熟语语义扩展的转喻和隐喻这两个认知操作并没有消失，只是原有的转喻和隐喻理据没有明晰地表现出来，而是隐含在其中。如果一个转喻映现被常规化，可以被应用到其原有语境的范围之外，这个转喻就是超转喻。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熟语的常规化导致了转喻的超转喻化(hypermetonymization)和隐喻的超隐喻化(hypermetaphorization)，而不是导致转喻的隐喻化和隐喻的转喻化，这并不是说在熟语的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不能同时出现，实际上他们经常同时出现。从原则上讲，隐喻和转喻这两个认知过程是不同的。一个熟语通常同时可分析为隐喻和转喻，熟语的这种双重解释不仅反映了熟语语义扩展的任意性和多方向性，而且还反映了熟语使用和理解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

3. 典故、隐喻和熟语

汉语熟语(尤其是成语)有许多都来自于历史事件、名人轶事、神话传说、古人虚构的故事，在本文中我们通称为典故。季广茂(1998：13)认为典故是一种历史化的隐喻、是在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历史事件等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况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熟语一般是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等的浓缩，通常是截取了它们中的几个关键词和字组成熟语。由于这种熟语高度常规化，所以会形成超转喻和超隐喻，也就是说熟语语义扩展时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变得不那么明晰了，熟语的使用语境超越了原有的语境。“东施效颦”这个熟语的来源域来自《庄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而见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 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颦，而不知颦之所以美。”现用来形容盲目模仿、愚蠢可笑的丑态。晋代郭象对该熟语的注释说明了“东施效颦”典故的隐喻认知力：孔子西游到卫国时，碰到了当时的名士高人师金。孔子的弟子颜回请师金谈一下他对孔子的看法。师金讲了“西施捧心”的故事。然后说, 你们的先生孔子，穿着周公的衣服，宣传儒家的学说，过时了，太过时了!就像丑女(东施)效颦一样。

在上面的故事中，师金用“东施效颦”的典故和孔子宣扬儒学的行为相互映照，表现了一定的思想和情感。当时师金所用的典故与他所喻指的孔子宣传儒家的行为存在着明晰的隐喻映现对应，这一映现对应使人们能够用来源域(东施效颦的典故)来推断出孔子行为的盲目与可笑。由此可见，寓言和历史事件的环境、动机和人物关系已经蕴含于典故之中，简洁的暗示代替了不必要的详细述说、解释和评价(季广茂1998)。但由于熟语形成过程中常规化和抽象化，人们只截取了四个关键字来代表整个典故及其涵义，形成熟语。所形成的熟语和所指现实事件的隐喻映现变得隐含起来，使人们在不知道该熟语的完整意义时，无法在脑海中建立这种连接映现，这就变成了超隐喻。但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这种隐含化的映现关系仍是我们理解熟语意义的关键因素之一。

Turner (1996: 3-10)详细论述了典故所具有的认知力。典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把叙述想象和认知映现结合在一起。典故是一个实验室，在这里一些深刻和富有理性的道理被人们浓缩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理解典故就得理解人类日常思维的能力，反之亦然。典故首先以叙述想象开始，理解由我们掌握的故事知识所安排的一系列复杂的物体、事件和人物，把故事和认知映现结合起来，即一个故事映现到另一故事上去。典故的本质就在于故事和认知映现的复杂的结合，这种典型的结合是我们建构意义中最为常用的心理过程之一。典故的演变不是偶然的，由我们的概念系统的本质决定并演化而来的。寓言产生的动机与视觉、图像图式和力动力一样，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语中有许多熟语都是典故性的熟语，就像其它文化一样，神话典故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汉语熟语中，来源于神话典故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叶公好龙、鹬蚌相争、塞翁失马、刻舟求剑、南辕北辙、掩耳盗铃、抱薪救火、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等。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典故作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一，具有把一个叙述想象映现到另一个叙述想象上去，通过叙述想象和映现，达到对意义的建构。我们试举一例, 说明熟语所具有的叙述想象和映现在构建意义中的作用。例如：

(1)他们家有一棵三人抱的大树，兄弟两人争夺不休，结果贱价卖给外乡人，真是鹬蚌相争。

熟语中叙述虚构的双方：鹬蚌(来源域)分别对应目标域中的兄弟二人，鹬蚌的争斗关系对应或映现到兄弟二人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只是部分地映现了鹬蚌的一些特点，没有把鹬和蚌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惯等映现到兄弟二人的目标域中去，而只是把鹬和蚌的“会说话的”人的特征和鹬蚌之间的争斗关系映现到兄弟二人上去。但我们再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明白该熟语的建构并不是在目标域中进行的，该熟语的中心推理是要求当事人得出他们两强相争的后果。这一推理的后果既不在来源域中也不在目标域中，而是从输入来源域(input source domain)(该熟语的叙述虚构)和输入目标域(input target domain)(兄弟二人)部分地映现到整合空间中去，形成了两强相争最后第三者得利的推理。整合中包含了适用于来源域和目标域的抽象信息，例如抽象的事件和力动力(force dynamics)结构 (Turner 1996: 59)。鹬和蚌的背景知识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等信息来自输入来源域，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推理鹬蚌在河滩上相互争斗，势均力敌。为得到该熟语的中心推理也要求鹬和蚌几乎和人一样的智力和说话的能力，这些信息来自输入目标域。整合空间包括了意图性、计划性、会话和预见性。动物既是一个有意图的人又是一个一般的动物，具有复杂的思维能力。在整合空间里既包括力动力性的因果结构也包括可能的“情态”结构。通过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具体信息，整合空间可以激活两个空间，使其保持激活的状态。这也充分地说明，没有熟语中的叙述想像和映现，我们无法进行在线意义建构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隐喻映现(或转喻映现)有时可作为更复杂的概念整合的认知操作的一部分，进行概念整合。意义不是概念里的心理实物(mental objects), 而是一系列复杂的映现、对应和概念整合的认知操作。汉语熟语中的叙述想像和映现是进行意义构建和认知操作的基础。

4. 常规的隐喻映现与熟语

在本节中，我们对熟语所包含的凝固化的概念关系进行分析。汉语熟语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关系储存在说汉语的人长时记忆中并形成了固定的知识结构。下面我们主要分析熟语中以相似为基础的(resemblance-based)的隐喻映现和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experiential correlation based)隐喻映现。

4.1. 以相似为基础的隐喻映现

我们首先以“视觉”为例，分析“视觉”来源域到“知识”目标域的相似性隐喻映现。Sweetser(1990:32-34)详细地分析了英语和印欧语中感观动词(sense-perception verbs)的隐喻。我们这里只举有关“视觉”的隐喻。Sweetser分别例举了视觉动词的来源域和目标域。(1)来源域：(a)视觉的物质特征(包括光、眼睛等);(b)视觉隐喻：它包括视觉=身体的触摸和控制，例如“catch hold of , perceive” (拉丁语-cipio是“抓住”);视觉调控=控制。(2)目标域：Sweetser认为，视觉动词一般具有心理活动的抽象意义。(a)物理视觉=知识、智慧 (b) 物理视觉=心理“视觉”;例如：“look down on”、 “look forward to”、 “look back on”等。

我们认为，Sweetser所讨论的英语或印欧语中的有关视觉动词的隐喻现象在汉语中也是存在的，并且在汉语熟语中表现异常明显。许多汉语的熟语具有这种隐含的超隐喻映现，例如：真知灼见、先见之明、独到之见、高瞻远瞩、英雄所见略同、明察秋毫、洞察一切、洞烛其奸、了如指掌、远见卓识。

在这些熟语中的“见”，原来是“看见”的意思，这里指“见解，见地、知识”。在“先见之明”中，“明”指“眼光、眼力”，是光线是视觉物理特征的表现。在“ 高瞻远瞩”中“高瞻”是“站在高处往前看”;“瞩”是“注意地看”，整个成语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意思，比喻目光远大，这里是隐喻“物质视觉=智力、知识”的表现。在“明察秋毫”和“洞察一切”中“察”是“看法”之义，这里都是物理视觉=心理“视觉”。在“了如指掌”中，“了”也是同样的情况，原指“了解、明白”;在“洞烛其奸”中，其中的“烛”是“照亮”的意思，这里是隐喻：物理视觉=智慧的表现。

熟语中这些基于相似性和类比的映现，由于长期被人们使用，已成为人们共享的和凝固化的概念形成方式，即常规化的概念形成方式。Veale 和Keane(1993)认为，语言中所形成的常规化的隐喻潜伏在人们长期记忆中, 在理解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再一次说明了挖掘出汉语熟语中这种常规化的概念映现是我们揭示熟语理解的重要步骤之一。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以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的多层对应的隐喻熟语，我以“争论是战争”(AN ARGUMENT IS WAR)隐喻为例。在这个隐喻中，有许多隐喻性的对应关系：舌头、嘴唇、笔对应武器;争论双方对应对阵双方;言词对应武器;争论占上风对应胜利;争论占下风对应失败。

以这些对应关系为基础的熟语有：舌剑唇枪、针锋相对、锋芒逼人、口诛笔伐、一语道破、一针见血、据理力争、以理服人、理屈词穷和巧发奇中等。《元曲·武汉臣》：“使心猿意马，逞舌剑唇枪。”舌头像剑，嘴唇像枪。形容言词锋利，辩论激烈。这里舌头和嘴唇是说话器官，对应战争中的武器：剑和枪。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诛伐》：“诛，犹责也;……伐者何?谓伐击也。”诛、伐：征讨、声讨。这里征讨的武器对应人的说话的器官。这里我们还注意到，“口”和“笔”有转喻关系，转喻和隐喻在这个成语中相互作用。《史记·孝武本记》：“(李)少君资(资质)好(喜欢)方(方术)，善为巧发奇中。”发：射箭，比喻发言。中：正对上。形容善于发表见解而又能恰中要害。在该熟语中，射箭对应发言;射中对手对应射中争论中的要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相似性和类比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础，但一旦被某一以名家和典籍所引用，这种相似性便成为大家共识的成语经典性的表现(周荐　1994、1997)。

4.2. 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隐喻映现

在语言中，有许多固定的隐喻不是以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的。先请看两个英文例子：

(2)His sunny smile lit up the room.

(3)Tomorrow is a big day for you.

在上面两句中，有两个常规隐喻：一是“幸福是明亮”(HAPPINESS IS BRIGHTNESS);二是“重要性是体积大小”(IMPORTANCE IS SIZE)。在这两个隐喻中，“幸福”和“重要性”与“明亮”和“大小”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相似性和类比关系。这种隐喻来自于人类经验中反复出现的相关性，是一种固定的概念联系。例如，在数量和高度之间反复出现的经验相关，为隐喻“数量多就是上升”(MORE IS UP)提供了理据。同样，“明亮”与温暖和视觉程度在经验上相互关联，因此为隐喻“幸福是明亮”提供了理据。

许多图像图式(image-schemas)(Johnson 1987)都不是以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的，而是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图像图式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经验活动中重复再现的模式和规律性的东西，这些模式通过我们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在我们操作实体和我们的感知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对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些有意义的结构。图像图式是组织我们的经验和理解的结构, 具有内部结构和格式塔(gestalt)的特征。在我们的经验和认知中它们是连贯的、有意义的和统一的整体，是我们获得意义的主要手段之一。

我们从许多图像图式中选择了力图像图式, 并说明力图像图式在汉语熟语中、尤其是有关情感的熟语中所起的作用。

人在地球上能生存下来，是因为我们不断地与我们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所有的因果相互作用都需要力的作用，不管我们作用于物体或被物体所作用。因此在我们努力理解经验时，力的结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我们的经验由力的活动粘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构建的意义网络有一部分由力的结构连接起来。Talmy(2000)认为，语言的差异是实施力的两个实体之间的差异，一个是实施力的实体，它是聚焦中心，力作用的最显著的问题是，这个实体是否能显示出力的趋势。与其相关的是，第二个力实体是被第一个实体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一区分，Talmy分析出力图像图式表现为：(1)主动实体 (agonist)/被动实体(antagonist) ;(2)固有的力趋向：趋向行动/趋向停滞;(3)力作用的结果状态：行动/停滞;(4)力度的平衡：更强的实体/更弱的实体。

Kovecses(2000:147)认为，大多数情感隐喻是“情感是力”隐喻的具体表现;这些隐喻以不同的方式例示了这个类属隐喻(generic-level metaphor)，描写了情感经验的不同方面。如果我们把Talmy 区分的力图像图式的相互作用成分用于情感，我们可得出下面的映现对应：(1)力主动实体──情感主动实体;(2)力被动实体──情感被动实体;(3)力被动实体的力趋向──情感被动实体力趋向;(4)力主动实体的力趋向──情感主动实体的趋向;(5)力主动实体的结果状态──情感主动实体的结果─状态。

具体的情感隐喻以上面的映现对应为基础，集中反应在情感的两个方面：一是某一原因导致情感;二是情感导致某种反应。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把力图像图式用于表达情感的熟语分析(Kovecses 2000，张辉 2001)。汉语熟语中的情感隐喻不是独立与毫不相关的具体隐喻，而是形成了一个较大而且复杂的概念系统，这个概念系统以力图像图式为基础。熟语中许多情感的来源域是力图像图式的具体体现。力图像图式不仅建构某一来源域，而且还建构情感概念，产生出“导致情感原因──情感──反应”的结构，例如，义愤填膺、怒发冲冠、七窍生烟、魂不守舍、担心吊胆等。

5. 常规的转喻映现与熟语

5.1 转喻的认知基础：框架和概念邻近(conceptual contiguity)

Koch(1999)认为转喻映现以邻近性为基础。邻近性作为一个概念关系不仅包含语言内部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了概念的和语言外部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解释转喻映现的认知基础，我们必须引入框架语义学的“框架”概念(Fillmore 1985)。框架是非语言的、概念的整体，它可为邻近性的界定提供一个较明确的参照，因此邻近性是一个框架成分之间或框架作为一个整体与其成分之间的关系。邻近性具有类典型的特点，正是在类典型的框架和邻近性的基础上，许多转喻映现才有可能实现。框架和邻近性还具有格式塔的特点，从格式塔的观点看，转喻最终具有图形/背景的效果(Taylor 1995)。 Koch(1999)指出，一个词语所指称的概念是以邻近概念为背景的图像。当我们用同一词语时，某些语用概念和情感的因素可能会突显背景，使背景和图像发生改变(就像我们的视觉一样)。转喻的交际功能是以框架整体与其成分和框架成分之间的显著关系为前提，而这一显著的关系正是以邻近性为基础的。Blank(1999)也指出，这种以框架和邻近性为基础的转喻映现和由转喻引起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是效率较高的交际工具。转喻能表达以前从来没有说出的新概念，而这些新概念与框架中的其它概念是紧密相关的。

转喻可用于委婉的语言，引起转喻映现。例如熟语“待月西厢”、“桑间濮上”和“巫山洛浦”等。以“待月西厢”为例，该熟语出自唐·元稹《莺莺传》：张生寓普救寺，见崔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不能自已，缀《春词》二首挑之。是夕，莺莺婢红娘至，持彩笺以授张。彩笺上题曰：《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明白了崔的意思，于既望之夕梯树逾墙达于西厢。后来用“待月西厢”来比喻青年男女密约幽会，“待月西厢”原指约会的时间和地点，这里转喻地指约会事件本身，具有委婉含蓄的功能。再例如“举案齐眉”，《后汉书·梁鸿传》“(梁鸿)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后来用它来形容夫妻互敬互爱。该熟语原是夫妻生活中的一个具体的和典型的动作，代指整个表示夫妻恩爱的场境。《后汉书·梁鸿传》的故事为我们理解该熟语提供了框架和框架中各成分之间的突显的邻近关系。这种熟语在汉语中俯拾即是(张辉、周平 2002)。

关联理论认为，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言语努力来达到最大限度的交际效果(Sperber & Wilson 1995)。转喻映现可使我们获得交际的成功。当我们使用高度浓缩的熟语时，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我们的认知努力，因为熟语所隐含的转喻映现，连接着一个较复杂的框架，熟语的使用可使我们自动地激活头脑中的框架，产生丰富的联想和语用推理。

5.2. 汉语熟语中常规转喻映现的类型

5.2.1. 整个框架和其部分之间的转喻映现

根据Radden 和Kovecses(1999)的对转喻的分类，我们认为，在汉语熟语中，整个框架和其部分之间的转喻映现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它们是事物和其部分之间的映现、事件框架的映现、范畴和其成员之间的映现、范畴和其特征之间的映现以及紧缩框架映现。

5.2.1.1. 事物-其部分之间的映现：这种转喻在汉语熟语中大多表现为事物的一部分代表整个事物。

这类转喻通常是指框架中的实体被转喻地突显了(张辉、承华2002)，例如我们用“耳朵”代表“听见”，如熟语“隔墙有耳”;用“身”代表“整个人”和整个人所涉及的地位等，例如：身败名裂、身临其境、身强力壮、身体力行、身先士卒、身心交瘁、身远心近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等。

5.2.1.2. 事件框架映现：事物常被看作为由部分组成的事物，因此就像事物一样，事件整体可代表事件的一部分(准事件)，而事件的一部分(准事件)可代表事件整体。

草木皆兵：《普书·苻坚载记》：“(苻)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苻融曰：‘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人们截取了草木皆兵代指整个事件，即形容人们在极度惊慌之后的疑神疑鬼只要有动静就紧张。成语截取了事件中关键部分来代表整体的过程、后果和影响，从而这些熟语具有极其丰富的意义。

5.2.1.3. 范畴和其成员之间的转喻：范畴和其成员的关系是整体/部分，类属/具体之间的关系。Norrick(1981:35)指出，一类物体的任何具体例示都会使我们想起这一类物体，一只羊可使我们想起羊的类属。整体和部分的转喻关系隐含在我们对熟语的理解中。

许多熟语都有一个具体的历史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但表达了对一般情况的理解。这个对一般情况的理解，就是约定的比喻意义(Gibbs 1994)。我们在使用熟语时，又把这种约定的比喻意义运用到对具体情况的描述和评价上去，这样的熟语在汉语中举不胜举。例如：

(4)搞施工建设，只是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应当深入工地进行调查。

这里人们又以类属/具体的转喻映现为基础，把这个熟语运用到其它情况上了。熟语中所隐含的这类转喻映现是许多熟语能够进行语义扩展的重要原因。

还有许多熟语以我们对日常或自然现象的观察为基础。例如“雨后春笋”就是古人对这一自然现象的观察。宋·张耒《柯山集·食笋》“荒林春雨足，新笋迸龙雏。”宋·赵蕃《章泉稿·过易简彦从》：“雨后笋怒长，春雨阴暗成。”后来人们用这种具体的观察来比喻大量涌现的新生事物，这种意义变化也以具体/类属的转喻映现为基础。同样我们在使用该熟语时又把这个规约的比喻义运用到具体的情况上去。例如：

(5)民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兴办起来。

这种更抽象层次上的范畴/其成员的转喻广泛地隐含在熟语意义的建构和使用的过程中，是多数熟语赖依生存的认知机制之一。

5.2.1.4. 范畴和特征之间的转喻：特征可被隐喻性地看作是范畴本身(隐喻：特征是所属是范畴)，又可被人们转喻性地看作是物体的一部分。作为范畴一部分的突显特征有时可代表这个范畴。汉语熟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形成了其规约意义后都是对这个所指范畴的某一特征进行描写的。例如“叶公好龙”是一类人，其特征是对一东西或事物表面爱好，实际并不爱好，甚至惧怕。我们有时指某人是“现代叶公”，也是指叶公好龙熟语所描述的人的本质。再例如“滥竽充数”，《韩非子·九卷·内储说》：“齐宣王使人吹竽，宣王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闵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后人据此引出“滥竽充数”一语，比喻没有真才实学之人，混杂其中，聊以充数，这里我们还是用没有真才实学，混杂其中的特征代表这一类人，即范畴。这种以一个范畴的突显特征来代表整个一个范畴，是一种转喻映现关系，汉语熟语中有许多都是一类事物和人的显著特征代表这一类事物和人。

在汉语中，还有许多动物熟语也具有范畴/其特征之间的转喻映现。如果这些动物范畴是由一组特征定义的，这些特征必定是这个范畴的一部分。这些动物范畴一般会转喻地代表这些动物一些基本特征或某一基本特征可能会代表这些基本特征所界定的范畴(Norrick 1981)。

我们从张履祥和姚建宏(2001)选择一些动物熟语进行分析。请看关于“鼠”的熟语。老鼠是窃贼，而且本领特别大，它昼伏夜出，是偷吃粮食的蟊贼。熟语“鼠窃狗盗”是对它的这一特征的写照。老鼠其貌不扬，因此有“贼眉鼠眼”。老鼠目光看不远，视物只有近距离。这是“鼠目寸光”的由来。老鼠出洞窃食，总是先在洞口探头探脑，张着小眼，竖起双耳，左右张望，“胆小如鼠”是其逼真的写照。这些鼠的特征都用来隐喻地表示人的活动和特征，因为人的认知域和鼠的认知域是完全不同的。但从局部来看，在来源域中我们或用鼠代表其特征或用其特征代表鼠范畴本身，因此隐含着范畴/特征的转喻映现。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熟语中隐喻和转喻可同时作用同一熟语并使其语义得到扩展。

范畴/其特征的转喻还隐含地表现在表示情感的熟语中。某一情感行为的具体表现特征转喻地代表着这一情感(在这类熟语中也隐含了隐喻性的映现关系，请参见张辉2000)，例如熟语“拂袖而去”意思是“一甩衣袖就走”，是气愤或不满意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特征。这种以邻近性为基础的转喻是许多这类熟语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类似的熟语还有：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等等。

5.2.1.5. 形式部分/形式整体的转喻：这种转喻通常是指语言形式上的减缩，即我们通常用形式的一部分代表整个形式。这种转喻在汉语熟语中也比较普遍。Radden 和Kovecses(1999:36)指出，语言形式的减缩包括了非常复杂的转喻映现。例如熟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可以用前后的任何一部分代表整个熟语。但在有些熟语中，我们只能用其中一部分代表整个熟语，例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但不管用哪一部分代表整个熟语，那一部分应是较为突显的，足以概括整个熟语的意义。

6. 制约熟语中常规转喻映现的两个原则

4.6.1. 认知原则

Langacker(1993)认为相对突显 (relative salience)是一条重要的认知原则，一般表现为：人类>非人类;整体>部分;具体>抽象;视觉>非视觉等。根据Langacker的观点，认知原则包含三各方面：人类经验;感知选择和文化的偏好 (Radden & Kovecses 1999)。

认知原则制约着熟语来源域和目标域的选择。在汉语熟语中，我们总是用具体的来代表抽象的。汉语有许多熟语都是由具体的历史故事演变而来的，例如前面举过的“草木皆兵”和“口蜜腹剑”等，还有些是从具体的传说故事，寓言和古人想象出的故事中演化而来的。另外，我们总是用视觉上情感的具体行为转喻地代表非视觉的抽象的情感概念。

还有一些认知原则与感知突显(perceptual salience)有关，这种感知突显决定了我们人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的感知器官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附近和周围的事情和事物上。鉴于这一点，熟语总是选择我们了解的、反复出现的和相对突显的物体和事情作为来源域，来比喻目标域的物体和事情。例如为了说明认知与实践的关系，我们选择下面的来源域来说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种以感知选择性为基础的转喻映现是构成许多熟语的认知基础之一。

文化偏好(cultural preference)也是制约熟语选择来源域的重要原则，因为熟语是最具有文化特性的语言现象之一。Lakoff(1987)指出，一个范畴的某些成员就某些层面而言比其它成员更加突显，这些层面或多或少是由一种文化决定的。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熟语是在古代滋生和凝固的，其来源域的选择可能在历史的某一时期之内是比较流行的，这样定型下来，因此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思维方式来衡量熟语，而应以历时的眼光看待它们。下面我们以熟语中的颜色词分析转喻映现中的文化偏好。

Lucy(转引自Foley 1997:161)认为颜色的意义是人们对颜色的认知理解，换言之，颜色所暗示的意义是颜色所参与的和激活的，并在文化上人们所界定的关系。在一种文化中，颜色词不仅表现在芒塞耳标度(Munsell scale)上，而是反映出人们对颜色的感知刺激。他认为颜色词是文化建构的，并与这一文化的符号顺序(symbolic order)和有意义的文化行为紧密地联系起来。汉语熟语中出现的颜色词正是颜色词与汉语文化特征紧密联系的一个例证。由于某种颜色词在汉文化中常常与某种人或物常规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在某一框架下一种颜色与人或物的邻近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常规的转喻映现关系。这种转喻映现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文化特征的偏好决定。

红，古代指粉红色，后来泛指各种红色，因女子盛装，古代崇尚红色，如“红女”、“红妆”、“红袖”、“红粉”、“红楼”、“红颜”都同女性有关。成语“红粉佳人”、“灯红酒绿”、“红颜薄命”多以转喻“红色代表女子”为基础。

朱，大红色，赤色深，古代指五色中红的正色，后亦泛指红色。朱色是古代高级官员的服色或服饰，古代科举考试中的考官，就称为“朱衣使者”。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三八引《侯鲭录》中的一个故事：宋代欧阳修主持贡院举试，在阅卷时，觉得背后有穿朱衣的人点头，凡朱衣人点头的，都是合格的文章。后遂用“朱衣点头”、“朱衣点额”转喻地指科举中中选和被考官选中。高官和科考官穿的红色服饰代表高官和其权威，形成常规的转喻。成语“纡朱拖紫”，朱、紫为古代高官所佩印绶的颜色。纡、拖，是系结、干垂挂的意思，该熟语形容地位显贵。成语“纡朱怀金”和“朱甍碧瓦”分别形容身居高位和贵族人家华丽的建筑，这里都有在汉文化下颜色词的转喻映现(张履祥、姚建宏 2001：174-177)。

6.2 交际原则

决定转喻映现来源域的交际原则有两条： 一是清晰原则(principle of clarity);二是相关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 (Radden & Kovecses 1999)。前者主要是指我们通过转喻的来源域最大限度地可及目标域，这其中的指导原则是，清晰优先于模糊。就转喻而言，只有具有较高的认知理据的转喻才较容易地引导受话人注意目标域。但在汉语熟语中，由于历史词语常规化的原因，一些熟语在形成时，熟语或熟语组成部分所形成的转喻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清晰的，例如前面举过的“纡红拖紫”, 但时过境迁，当时的常规转喻映现已不复存在或变得隐含，这实际上是对清晰原则的违背，造成人们对熟语理解的困难。因此学习熟语要了解其来源的历史掌故、古代寓言或文章典籍，以便了解熟语在初始形成时的转喻映现。

7. 隐喻和转喻在熟语语义扩展中的关系

在上几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熟语语义的扩展中，隐喻和转喻映现(虽然大多数是超转喻和超隐喻)同时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我们很难分清到底哪一种映现起着主导作用，哪一种起着次要的作用。由于熟语中隐喻和转喻语义扩展的作用不是很明确或者说是模糊的，我们无法说熟语的语义扩展完全是隐喻的或转喻的。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分析者，分析以上的每个例子时，我的主观判断在隐喻和转喻映现分析方面却摇摆不定。事实上，我的经验是在研究熟语语料时，我的语言直觉从某种程度上讲较为灵活：熟语语义扩展有时看上去像转喻或隐喻，但隐喻和转喻作为语义扩展机制，我的主观判断并不能说这一分析是有缺陷的，因为在这一类的研究中判断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Radden(2000) 和Goossens(1990)指出，在判断语义扩展的隐喻和转喻类型时，由于它们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哪一种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我们还是试图找出熟语语义扩展的一般规律。

在一般情况下，熟语的意义扩展分两步走。我们以“昙花一现”为例子说明。首先“昙花一现”是从其初始的来源域被转喻扩展到“某些显赫人物或事物刚一出现就消逝”这一目标域上。这一隐含的超转喻映现可以从其出处看到。宋·陆九渊《与程帅书》：开辟以来，能自表现于世若此者，如优昙花时一现。通过转喻映现的语义扩展后，这一新创建的意义以隐喻地方式应用到不包括“昙花”的认知域上去，但又能以某种角度和形象(“昙花”的特点)去想象某一与此有关的事件和场境。所以这个熟语可被看作为是隐喻，因为我们用这个熟语作为概念图式去描述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事件和场境。

我们借用超转喻和超隐喻来补充转喻和隐喻概念，这一区分从某种程度上弄清了转喻、隐喻与熟语常规化之间的关系。当熟语扩展的比喻义常规化后，作为语义扩展背后的隐喻和转喻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隐含了和超越了原来使用的语境。在这一过程中并不需要唤起任何隐喻过程。同样，隐喻也不会通过熟语的常规化而获得某些转喻的性质。我们认为，转喻和隐喻仍然是语义扩展的主要认知机制，但就熟语而言，其本身并不体现转喻和隐喻原来的初始来源域的场境，而是体现了转喻和隐喻的区分可以在熟语常规化的情况下，保留转喻和隐喻作为独立的语义扩展过程。熟语的常规化并不能混淆转喻和隐喻之间的区分。以上对熟语的分析表明，熟语的常规化导致了转喻的超转喻和隐喻的超隐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熟语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从来不同时存在，实际上它们常常紧密地交织在熟语的语义扩展之中，因此我们可把熟语分析为转喻又可分析为隐喻。这种语义解释的双重性不但反映了熟语语义扩展的多面性本质，而且还反映了在不同语境下熟语的解释和理解总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

8. 熟语的心理表征与隐喻和转喻映现的关系

在这一节中我们重点考察隐喻和转喻与熟悉的熟语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的关系[4]。虽然熟语心理表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根据Vega-Morene(2001)的观点，大部分熟语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储存在大脑中，其中包含三种信息：语言的、逻辑的和百科的。例如“夜郎自大”在我们的心理词库中可以这样表征：

概念域址：夜郎自大

语言信息：主谓型(主谓关系)/音位特征。

逻辑信息：与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等这些概念有推理性的联系。

百科信息：包括该熟语所涉及的语源信息等。夜郎：汉代西南方的一个小国。《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以及该熟语所涉及的心理图像(mental image)。

语言信息包括熟语的句法和音位特征，它告诉我们熟语怎么读和句法上是如何构造的[5]。逻辑信息包括与熟语直接相关的一些概念。熟语编码了复杂的概念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与熟语字面义是不能对等的。熟语的逻辑信息不能穷尽熟语的意义，而只是指向熟语与其它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例如熟语“夜郎自大”就与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有逻辑上的联系。百科信息包括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于说写者逐渐地与该熟语长期地接触而产生的，百科信息包括熟语所指称的特征。熟语常常包括以框架为形式的信息或为这些框架提供了直接的联系。例如“夜郎自大”包括妄自尊大的人的形象，走路的方式、表情，他的态度和妄尊自大行为的后果等等信息。另外还包括关于“夜郎自大”的常规场境的文化和个人的信息和其语源信息等等。在理解熟语时，哪些信息具有较高的可及性取决于熟悉程度、使用频率、语境和扩展激活(spreading activation)。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证实，近义熟语在一些语境下不可互换使用，这说明这个熟语所包含的百科信息是不同的(Gibbs 1994)。

我们认为，熟语的心理表征与熟语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隐喻和转喻密切相联。隐喻和转喻共同把熟语从其初始的来源认知域(熟语语源信息)扩展和抽象到其目标域上去(熟语的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由于熟语从初始的来源认知域到目标域的抽象程度不高，因此在使用和理解熟语时，来源认知域中所包含的信息还发挥着作用，为熟语提供了心理图象，使其具有形象性。另外从认知来源域到目标域的映现由于熟语常规化的原因有可能是超转喻和超隐喻，因此理解熟语时该熟语的熟悉程度、使用频率和语境等因素激活这种隐含的转喻和隐喻映现，这对熟语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总之，熟语语义扩展中的隐喻和转喻机制把熟语心理表征中的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连接了起来，这种连接有可能是隐含的也有可能是明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 熟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模式是连接熟语心理表征的各类信息的认知机制，这一连接说明熟语心理表征的各类信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地储存在我们的长期记忆之中。当我们把熟语用于话语中时，我们把长期记忆中由隐喻和转喻映现连接起来的认知域(其中包括各类认知信息)与话语感知空间整合起来，会激活某些隐含的映现，使其产生与话语感知空间的认知映现和概念整合。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Blank, A. 1999. Co-presence and succession: A cognitive typology of metonymy[A]. In Panther, K-U & G. Radden (eds.).

Cronk, B.C., Lima, S. D., & Schweigert, W.A. 1993. Idioms in sentences: Effect of frequency, literalness and familiarity [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22: 59-82.

Fillmore, C. 198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J]. Quaderni di Semantica, 6(2): 222-253.

Foley, W. 1997.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bbs, R. 1994.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ssens, L. 1990.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323-340.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ch, P. 1999. Frame and contiguity: On the cognitive bases of metonymy and certain types of word formation[A]. In Panther, K-U & G. Radden (eds.)

Kovecses, Z. 2000. Force and Emotion[A]. In L. Albertazzi. (ed.)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gacker, R. 1987/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 Vol.1 and 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M]. Cognitive Linguistics,4.

Norrick, N. 1981 Semiotic principles in semantic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House.

Radden, G. 2000. 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 [A]In Barcelona, A. (ed.)

Radden, G. and Z. Kovecses.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 In Panther, Klaus-Uwe and G. Radden. (eds.).

Riemer, N. 2002. Remetonymizing metaphor: hypercategories in semantic extens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 379-401.

Sperber, D. and D.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Second ed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Sweetser,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lmy, Len.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 Vol. 1: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Taylor, J.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M]. 2n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urner, Mark. 1996. The literary min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eale, T. and M. T. Keane. 1994. Belief modeling, intentionnality and perlocution in metaphor comprehension. In Ram, A. et al.(ed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Vega-Moreno, R. E., 2001. Representing and processing idioms[J].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3: 73-109.

季广茂, 1998. 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行健，2001，成语规范问题[A]。李如龙、苏新春(编)，词汇学理论与实践[C]。北京：商务印书馆，330-344。

马国凡，1997，成语[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张辉，2000，汉英情感概念形成与表达的对比研究[J] 外国语(5):39-45。

张辉, 周平, 2002, 转喻与语用推理图式[J]。外国语(4)：46-52。

张辉、承华，2002，试论汉英语法形式的转喻理据与制约[J]。外语研究(6)：15-19。

张履祥，姚建宏，2001，趣味学成语[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周荐， 1994， 熟语的经典性和非经典性[J]。 语文研究(3)： 33-38。

周荐， 1997， 论成语的经典性[J]。 南开学报(2)： 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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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辉　　(原载《现代外语》200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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