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话含义推导

会话含义推导

摘要： 本文在“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的框架内，参照 DRT的表述系统，探讨会话含意推导的形式化刻画。话语有两种意义成分，一是话语的命题意义，二是话语所携带的信息;前者是稳定的，后者依赖语境的、是动态的。话语的意义是命题意义和话语信息的复合。话语意义的理解同语用推理过程在认知上是一致的，运用的是泛因果关系的“说得通的解释”的非单调推理。认为这个解释“说得通”使得认知主体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信念。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扩充DRT的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形式化系统，话语的意义首先在语篇基础上得到真值条件解释，然后在语境中根据“说得通的解释”原则，在语境中寻找话语信息以证明自己信念的合理性.

关键词：“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语篇表征理论;会话含意;常规推理

1.引言

语用意义的逻辑分析大多以话语行为为主，如Belnap & Steel(1976)、Karttunen(1977)、Groenendijk & Stockhof (1984)、Vanderveken (1991)，其中Vanderveken (1991)关于话语行为的形式化描写非常系统，但没有涉及到会话含意。蒋严(2002)探讨了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认为语用推理是溯因推理在言语交际中的具体应用。徐盛桓(2005)也构建了一些形式化的语用推理逻辑推导式，他认为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是合情推理。徐盛桓(2006a,b)提出的“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认为，语用推理就是在下向因果力制约下找“说得通”的理由的推理，这是对合情推理的进一步概括。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的框架内，参照 DRT的表述系统，探讨会话含意推导的形式化刻画问题。本文的基本假设是(i)语篇表征理论的语篇关系描写反映了人类话语理解的认知性质，可以近似地模仿明示意义(explicit meaning)的理解过程，(ii)言语交流中，“说出来的”意义和“未说出来的”意义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有认知基础，(iii)语用推理中，人们并非严格地运用逻辑规则，更多的是凭经验理解话语，所以推理的前提具有非保真特点，因此推理结论可修改，推理结论非唯一性，(iv)言语交流的意义是动态的，依赖语境，因此语境有助于确定合理的结论。第(i,iv)点是DRT的观点;第(ii,iii)点在徐盛桓(2006a,b)有明确的论述。

2. 理论依据

“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认知过程指大脑在抽象知识系统的制约下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抽象、储存、组合、表征的心理过程，语用推理同这些活动都有关;语用推理依赖心理模型，是创建和操作模型的认知过程，心理建模是推理的基本形式;心理模型是人们心智中知识结构的组织形式，心智中的知识是人们对事物间的常规关系的认识，体现为以相邻/相似关系的抽象知识为维度组织起来的类知识，并分解为小型知识集;语用推理是通过心理建模对感知的话语进行下向因果求索，需要从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中抽取和整合推理的前提，求索的切合点是泛因果关系;语用推理同日常话语理解没有本质上的区别。DRT的内容见下面的分述。

2.1 DRS的认知维度

最初的形式语用学的研究是蒙太古式的，包括蒙太古在内的形式语义学家把时态逻辑、模态逻辑、形式语用学和内涵逻辑结合起来研究自然语言。(Partee，2001)蒙太古语义学认为，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在原理上没有根本区别的思想，持的是语义组合理论(semantic compositionality principle)观点。但是，蒙太古语义学遇到许多困难，例如多语篇或者跨语篇中限定性和非限定性指称词的外延问题;于是DRT应运而生(对该理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Hans Kamp & Uwe Reyle (1993)，邹崇礼1995; 蒋严&潘海华 1998;方立2002)。它不同于经典的蒙太古形式语义理论主要表现在：(i)DRT是动态地描写语义，语句的意义不是真值条件，而是语境改变潜能(Context Change Potential, CCP)，(ii)命题的逻辑形式不同于经典逻辑，(iii)语句中的个体变量，尤其是指称词的赋值有语境依赖性，自然语言的语义预设得到更多关照。DRT的运作形式如下：话语的逻辑形式是语篇表征结构(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Structure, DRS)，每个DRS的形式为，前者是论域，包含了话语中涉及到的个体;后者是条件集合，表示对论域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按照DRT惯例，话语“a girl cries”可以表示为。

如果话语中有预设成分，那么预设成分必须在语境得到满足，成为预设容纳(presupposition accommodation)。语篇可以合并，初始语篇中的预设成分在语境中得到满足，也就完成了语境和初始语篇的合并。合并后的新DRS又成为下一语句的语境，新语句中的变量赋值仍然要参考合并形成的DRS的论域。例如，语句s1, s2的语篇k1, k2的合并得到⊕k1⊕ k2。为了书写方便，我们把合并后的语篇表示为，在此基础上新增语篇k3 = ，进行在此合并得到的DRS为。

DRT理论框架内进行会话含意推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于给理论独特的语句意义观。语句本身有意义，但是话语在语篇中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语句所携带的信息。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话语本身的意义同会话中的话语含意、把话语携带的信息同会话含意联系起来分析自然语言。这就是说，话语信息的处理直观地反映了人的认知特点：话语信息依赖语境，后续话语信息又依赖于先前的话语信息，话语信息的含意是动态的，话语的意义在于话语对语境的改变潜能，同时话语涉及的个体必须在语境中得到满足。虽然DRT的语境关怀只是局限在语篇语境，并没有关注语用推理的语境，但是这一思路对于语用分析确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在经典的DRT框架内加以补充，丰富其描写能力、强化解释能力，然后将其用在语用推理中。

2.2 话语意义、话语含意和常规关系

徐盛桓的含意本体论研究表明，会话含意是话语的内在属性。话语意义和话语含意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是含意的基础，含意是意义的延伸，二者可以看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意义和含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徐盛桓，1996，2006a)话语的含意是不稳定的，但在使用中含意又有可能固定下来，成为意义。其中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个体到群体，从特殊到一般。所以会话含意的一般和特殊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地联系着的，可以把话语同含意看作是一个连续统，根据群体意向成分的高低，其中的元素从最一般到最特殊排列。但是话语意义和话语含意的性质是不同的，意义的基础是话语中“说出来的”部分，含意是话语中“未说出来的”。“说出来的”内容是相对确定的，而“未说出来的”是不确定的，这就是含意的“ 可取消性”。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意义和含意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有认知基础的。从“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对心理模型的说明可知，人大脑中的知识结构是一个大型的知识集系统，是以相邻/相似关系把由常规的类知识构成的大大小小的知识集纵横交错地组织起来的网络。(徐盛桓2006b)语言符号是概念与知识联系的纽带。语言符号同知识中某对象之间的联系一旦被固化下来，这种关系又会成为认识世界的工具，表现为常规关系。(徐盛桓，2002)事物的相邻/相似关系是最容易把握的关系，这种外在的关系也反映在人们知识结构中，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正是常规关系的内涵。(徐盛桓，2006b)意义和含意的关系非任意性的认知基础就是以相邻/相似为内涵的常规关系。

2.3 语用推理的非单调特点和想当然原则

推理的单调性指的是从正确推理的前提总能够推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命题集G= {p1, p2, p3, …pn}推出j，那么G中即使增加f，也只能从G和f推出j。语用推理是非单调的，所谓非单调推理，指的是(i)结论可以修改，(ii)前提可以撤销。

语言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说话者的意向，换言之，话语交际以意向性为驱动机制。(徐盛桓2006c)因此解释话语背后的意向性是理解话语意义的重要环节。意向性的内涵主要包括：时间上指向将来时间、认知上肯定的信念、对对方能力的信赖等;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意向性中蕴含着听话者是按常规关系来理解的。事实上，语用推理的实质就是根据有关的显性表述，利用从心理结构的知识集提起的常规关系，通过一连串的“如果x则y”的推导进行显性表述和隐性表述的交替编码、组织和补偿，不断获得新认识，最后得到对有关话语用在这里的“说得通”的理解。这个过程，是在下向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 作用下局域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进展为话语的整体性解释的过程，即较低层级的所有过程受较高层级的行为制约，较低层级的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若顺应高一级层级的环境它就被选择而被接受下来，并向更高的层级发展，否则就被排斥。我们将话语运用的显性表述看成是话语表达的较低的层级，而该话语实际想要达到的交际目标看成居于较高的层级，从而具有下向因果力。所谓谋求话语的理解或解释，就是通过对不同层级的话语相互作用的考察，追溯其中的下向因果力对这些层级的显性表述的影响，接受合理的，拒绝不合理的，直至最高层级。(徐盛桓2006b)同时，对交际话语按常规关系来理解，意味着交际者是理性的，是理想的认知主体，因此相信(i)他能理性地对待他的信念的逻辑后承，(ii)他能充分内省。所谓内省就是个体对其自身的状态和条件的意识。(弓肇祥2004：233)有内省能力的认知主体可以相信或不相信某个信念，之所以会相信某个信念，是因为他知道该信念同自己的知识体系是相容的。话语理解作为语用推理的过程，交际者总是默认地相信一些信念，并把这些信念作为自己理解话语的前提或备用前提，而不是首先核查这些信念的真值条件;只是在发现某信念与既有知识不相容时才会排斥该信念。这就是Bach 说的“想当然原则”(Bach 1984);或者如徐盛桓所说，是在这话语的背景下“说得通”。因为理性的交际者认为，如果说话者知道这么说是不对的，他就不会这么说;换句话说，听话者之所以相信这信息，是因为他没法证明这些信息是错误的。我们就把这种现象叫做“想当然”，或者“说得通”，表述为：

j ®╞ B(a, j) (认知主体a想当然地相信j)

并有以下引理：

ØB a,Øj®╞j (如果主体a没有理由相信j是假的，那么j是真的)

根据常规关系理论，理性的交际者一旦相信一个信念，在交际过程中他不但要相信这个信念，还要承诺证明该信念是合理的，交际者的推理过程就是要实现自己的承诺的过程。这是语用推理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称之为证因推理原则：

B(a, j)®G╞ c j (如果主体a相信j，那么在语境c中j是真的)

该原则的引理是：如果j是真的，那么在语境中j可以得到证明的。用JST (justifiable) 表示“可证明的“，该引理可以表示为：

B(a, j)® JST c, a j (主体a相信j，那么语境c中主体a可以证明j是真的)

总而言之，理性的交际者在话语行为中依照常规关系进行推理，就意味着他承诺：寻找一切可能的信息证明话语为什么是说得通的。

3. 系统构造

正如前文所言，DRT语义理论是动态语义描写逻辑系统，其动态性是通过把语句的意义同语句的上下文语言环境联系起来，因此，DRT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用学逻辑体系。考虑到语用推理的上述特点，我们可以通过扩充经典的DRT语言以丰富其描写手段和强化其解释能力，构造一个形式系统。

3.1 扩充的DRS语言

我们通过增加认知主体集合A和信念算子B，扩充经典DRS语言，这样扩充后的DRS语言包括：话语变量集合W，包括元素x, y, z, …;专名集合À，包括元素John, Mary, …;关系集合Â，包括元素pn, qn, rn, …(n³0);认知主体集合A，包括元素a, b, c, …;逻辑联结词Ø(否定算子，“否”)，Ù(合取算子，“和”)，Ú(析取算子，“或者”)，®(蕴含算子，“如果…那么…”)，«(等值算子“等于”)， º(同一算子)，Î(成员关系，“是…的元素”);信念算子B(相信)

说明：(i)关系集合Â包含了狭义的“关系”和狭义的“性质”，当n = 0，p0是0元关系(“It rains”)、n = 1，p1是一元关系(“Mary cries”)、n=2，p2是二元关系(“John loves Mary”)等。(ii)信念算子B是命题算子，该算子刻画推理初始阶段交际者的默认推理状态，该算子在话语的最外围。

3.2 扩充的DRS句法

DRT中话语(命题)的形式是。语篇中肯定要涉及不同的对象，这些对象在DRT中都可以用u来指称，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性质或者与其他对象形成某种关系，这些性质或者关系可以用条件con来指称，条件con是确定话语真值的基础，原子语篇DRS包括个体和条件，即，条件可以分为原子条件和复合条件，后者由原子语篇与其它语篇通过逻辑算子结合形成。

如果任意的个体uÎW，和条件集合con，那么是语篇;

如果任意的个体xi, xj ÎW，那么xi º xj 是条件;

如果名称mÎÀ, 那么À(m)是条件;

如果关系pnÎÂ，个体x1, x2, … xnÎW，那么，p(x1, x2, … xn)是条件;

如果k1, k2是DRS，那么Øk1, k1Úk2, k1Ùk2, k1®k2, k1«k2也是条件;

如果k是DRS，aÎA是认知个体，那么Ba, k是条件。

3.3 话语的真值和话语的信息

Levinson (2001:125)认为，会话含意的推理要参照话语的逻辑形式及相应的真值条件(违反方式准则除外)。但是意义的分析如果仅限于话语的文字形式，而不考虑其它方面，那么交际意义的分析是不完全的。交际中，话语的语音形式也携带了大量的交际意义，例如，“玉米”(李宇春的歌迷)、“粉丝”(fans)等谐音现象，都是以语音形式存在的，其含意也是通过声音传递的。因此，应该区分话语的命题意义和非命题意义，在此，我们借用DRT理论的术语，分别叫做“命题”、“信息状态”。

DRT中，话语的真值指派不同于经典逻辑，也就是说DRT不是通过对应关系确定命题的真值条件，而是通过核查话语中出现的个体在语言语境中有没有指称来确定，这一点容易做到。但是如何在DRT框架内反映话语的信息呢?我们知道，会话含意的推理中，推理过程是“直觉地”、“非逻辑地”从前提延伸到结论，用徐盛桓的话来说，是“泛因果关系”的，最大程度地保证结论的合情合理。这种合情推理实际上就是认知主体通过内省达到一种认知状态。认知主体的内省行为指的是主体相信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逻辑后承，即如§2.3所述，主体相信命题j，j就是真的，主体不相信j，j就是假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话语命题的“真”与“假”决定于认知主体的知识世界，如果一个命题是真的，那么该命题的知识与主体的知识是相容的，不相容的命题就是假的。命题在主体的认知世界中对应的是认知状态，或者说某个概念。前文已经提到认知主体的知识结构内，概念是通过常规关系相联系的，因此，话语对应的认知状态也通过常规关系与其它认知状态相联系，这些“其它认知状态”就是话语的信息。由此可见，话语一方面通过语言形式与命题内容相联系，这是其静态意义;另一方话语还和语境联系，这是其动态意义，也就是话语的信息。话语含意的推理必须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

话语的意义指向的是认知主体的认知状态，该认知状态中记录不仅有命题内容，还有语境信息。话语的信息选择是动态的，具有语境依赖性。在扩充的DRT中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赋值函项F必须具有不同的功能。首先对话语的变量赋值，得到话语的命题的意义;然后把话语对应的认知状态映射到语境。

3.4 扩充的DRT语义解释模型

扩充的DRT解释模型的基本要求是：(i)话语中变量集合W不能为空，(ii)赋值函数有不同的功能解释，即既有真值运算功能又有常规关系上的认知状态选择功能，(iii)话语中的谓词集合F中的元素被解释成W上的DRS条件，(iv)对话语提供真值解释。因此扩充的DRT公式的解释模型M= ，模型中的元素分别是话语变量集合W，认知状态集合W，认知主体集合A，语境集合C，赋值函项F，V。

需要说明的是赋值函项F和V。前者是经典DRT中的实证函数，其作用是把话语k嵌入到语言的上下文语境中，使语句中的变量(代词、指示词等照应词)得到赋值。(这就是验证条件是否满足的过程，)满足条件的语篇是命题，与该命题对应的是认知主体心理的认知状态。此时，我们只得到话语的静态意义，并没有得到其话语信息，因此还需要再次进行泛函运算。

话语信息相关的泛函运算由函项V负责。函数把话语k(包括其声音形式、文字形式)所对应的认知状态参照语境映射到另一认知状态，函数运算驱动机制是认知主体对自己信念的辩护意向。言语交流意味着交际者要确立(或者拒绝)某个信念，还要为自己的认知过程辩护，其手段是通过常规关系把一个认知状态(静态意义)在语境中与另一个认知状态(动态意义)联系起来。过程如下：信息指派函数V是把k指派给语境和认知状态的偶对，即V(k) = w’´c，其中cÎC，w, w’ÎW，并且w’是w通过常规关系可及的(可通达的)。公式表明话语信息是是动态的，依赖语境。

语境集合C的范畴已不同于经典DRT中的语境概念，我们使用Verschueren (2001:76)语境概念，也就是说，语境中至少有四方面的要素：物理世界、心理世界、人际关系世界和交际者。而且语境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会能动地构筑语境，增减语境要素。

现在我们给出扩充的DRS中话语k的语义学：

(i) ╞ M , iff fÍWg 并且任意的条件aÎcon: g╞ M a

(ii) f╞ M x1 = x2, 当iff f(x1) = f(x2)

(iii) f╞ M À (x), iff, F(À) = {f(x)}

(iv) f╞ M Pn(x1, x2, … xn), iff ÎF(Pn)

(v) f╞ M Øk, iff不存在函数fÍWg使得╞ M k

(vi) f╞ M k1Úk2 iff存在函数fÍWg使得╞ M k1或者╞ M k2

(vii) f╞ Mk1Ùk2 iff存在函数fÍWg使得╞ M k1并且╞ M k2

(viii)f╞ M k1®k2 iff对于所有的函数fÍWg使得╞ M k1并且有函数h使得╞ M k2

(ix) f╞ M k1«k2 iff对于所有的函数fÍWg使得╞ M k1并且有函数h使得╞ M k2并且iff，对于所有的函数fÍWg使得╞ M k2并且有函数h使得╞ M k1

(x) f╞ M Ba, k，iff fÍWg并且有wÎW，╞ M, w, a k

(xi) v╞ M, w, a k，iff有w’ ÎW, cÎC, v╞ M, w’, c, a k

需要对公式形式加以说明：

i. f, g是语篇的变量赋值函项，由于语篇k=中的变量(例如代词等回指词项)在k中不能解释，需要参考上下文语境，所以变量赋值函项表示函项g把f的定义域扩充到话语变量集合W。经典DRT把这一过程叫做语篇k在模型M中的嵌入，表示为“fÍWg”(读作g扩充f的定义域到M的全域W)。如果语篇k=在上下文语境中得到解释，我们表示为“╞ M ”(读作：通过函项，语篇在模型M中可满足)。

吴炳章

(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青岛266003)

原载《外语研究》2007年第3期

阅读：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