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概念合成理论的发展轨迹及主要思想、在国内的研究与应用、主要功绩、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对该理论的检验这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本文主要通过对幽默言语在线认知解读机制的探讨发现，概念合成理论所提出的“四空间”模型并不能充分说明幽默言语的在线认知解读机制，因为幽默言语幽默效果的达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建基于相似性，而往往是以各相关空间之间的彼此冲突为触发机制。本文还发现，就某种程度而言，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机制其实也离不开空间冲突这一心理机制。本文因此提出，在正确把握幽默言语和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过程时，应重视空间冲突这一触发机制。

关键词：概念合成理论;隐喻;幽默言语;在线意义构建;认知机制，空间冲突

0. 引言

近两三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概念合成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的研究与应用大有重兵压境之势，而且这一势头目前有增无减，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一些梳理，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本文拟从该理论的发展轨迹及主要思想、在国内的研究动态与应用状况、其主要功绩、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对该理论的检验这五个方面展开论讨。

1. 概念合成理论的发展轨迹及主要思想

概念合成理论的滥觞者是以Fauconnier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该理论中的“概念合成”，是指心理空间的合成，而心理空间，是指人们进行交谈和思考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概念集(conceptual packet)(Fauconnier & Turner 1996:113)。Fauconnier(1997：11)在日后的研究中又提到：“心理空间是局部结构，随着我们的思考和交谈而扩展，使得我们的话语和知识结构的细密切分成为可能”。实际上，心理空间就是指心理空间域，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建立起的临时性在线动态概念。因此，所谓概念合成理论，就是关于对言语交际过程中各心理空间相互映射并产生互动作用的系统性阐述，其宗旨就是试图揭示言语意义在线构建(on-line construction)背后的那座认知冰山。

概念合成理论的介绍、研究与应用，在我们国内只有近两三年的短暂历史，可在西方国家，迄今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其雏形是心理空间理论，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是《心理空间》(Fauconnier 1985)一书。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是Fauconnier于1979年至1983年间分别在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大学讲学时宣读或论讨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全书于1985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并在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再版。该理论的源头，是Lakoff & Johnson(1980)所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结构映射。Fauconnier注意到，我们在思考和交谈时不断建立心理空间，隐喻是跨心理空间映射的结果。在《心理空间》一书中，他集中探讨了自然语言意义在线构建过程中心理空间通过各种语言形式而得到建立、所指和辨认的诸种具体情况，指出(Fauconnier 1985：1)：“对所相关的语言组织的理解，这会将我们引向对空间域的探究，而这些空间域是我们在谈话或听话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并且我们是借用各种语义要素(elements)、各种角色(roles)、各种策略(strategies)及各种关系(relations)来建立这些空间域”。他还进一步提出(Fauconnier 1985：1-2)，这些空间域实际上就是彼此具有相互联系的心理空间;心理空间并不是语言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是语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语言却不能没有心理空间而存在。反过来，语言在构建心理空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语言能确立各心理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心理空间中各语义要素之间的联系。

心理空间理论尽管揭现了自然语言中意义的生成与理解过程，可具体的心理工作程序却依然模糊不清，只是停留于笼统性的理论框架。Fauconnier本人对此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并长期以来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揭开深藏于自然语言意义在线构建幕后的奥秘。近二十年以来，他独立发表或有时与他人合作发表了许多的相关论文和专著，在此仅举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例子。1986年，他发表了“角色与连接的途径”(Roles and connecting paths)一文，1990年相继发表了两篇论文，一是“空间域与连接”(Domains and connections)，二是“隐性的意义”(Invisible meaning)。1994年，他与Turner 合作，发表了“概念投射与中间空间”(Conceptual projection and middle spaces)一文。1996年，他与Sweetser 合作，发表了《空间、界与语法》(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一书。同年，他与Turner 合作，发表了“作为语法重要过程的合成”(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所有这些论文和专著均聚焦于同一个主题：心理空间的生成、通过彼此的互动作用产生心理空间的合成并由此达现自然语言意义的在线构建。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他在1997年发表的《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这一专著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概念合成理论，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并由此奠定了Fauconnier作为认知语言学家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他在1985年发表的《心理空间》一书在学界未曾引起足够的刮目，那么《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一书的问世立即产生了轰动，并由此带动了《心理空间》一书的影响力。在《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一书中，他翔实论证了各心理空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勾勒出了一个“四空间”①交互作用的自然语言意义构建模型。关于此模型的详细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如刘正光 2002;汪少华 2002a;张辉 2003;等)已对此作了介绍，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这一模型的主旨就是揭示自然语言中的意义在线构建及连接各心理空间的映射过程。Fauconnier(1997：1)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各空间域之间的映射是人类所独具的生产意义、迁移意义和处理意义这些认知能力的核心，而语言的结构和使用为潜在的空间域之间的相互映射提供了依据，可显性的语言只是隐性意义构建这座认知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意义的构建随着我们的思维和交谈而向前推进，属于高层次而复杂的心理运作过程，既发生于各空间域之内，又发生于各空间域之间。继这本专著以后，Fauconnier在1998年又独立发表了“心理空间、语言的情态与概念整合”(Mental spaces, language modalities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一文，并与Turner合作发表了两篇论文，一是“概念整合的诸种原则”(Principle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二是“概念整合网络”(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1999年，他在第6届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体验的整合”(Embodied integration)的论文。同年，他又与Turner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转喻与概念整合”(Metonymy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200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方法与类化”(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的文章，并与Turner合作于同年发表了“压缩与整体性洞悉”(Compression and global insight)一文。2001年，他发表了“概念合成与类推”(Conceptual blending and analogy)一文，在2002年，他再度与Turner合作，发表专著《我们思维的方式》(The Way We Think)。在这一本专著里，这俩位学者集以往几年的研究成果于一体，提出，概念合成是一种基本的心理认知机制，极具强势，可其运作过程极其复杂，常常隐匿于语言运用的幕后，不易为人们所察觉;认知语言学的根本性任务之一，就是要发掘概念合成过程中的各种原则和机制。循着这一思路，他与Turner声言(Fauconnier & Turner 2002:310-311)，概念合成富有活力的结构性原则就是部分的跨空间映射、对合成空间进行部分并有选择性的投射，并在合成空间中产生新显结构(emergent structure);这些原则就是概念合成的组构性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s);实际上，概念合成还受到另一层面的原则的制约，这一层面的原则就是管制性原则(governing principles)，具体表征优化新显结构的各种策略。他们同时指出(Fauconnier & Turner 2002:312)：管制性原则还体现于其他方面：结构、范式的完善、整合、诸种关系的强化、网络中各种连接的维系、合成空间中的清晰性、在整个网络合成空间中结构的关联性。不论是建构性原则还是管制性原则，所有这些原则的中心目标就是获取具有人类尺度(human scale)的概念合成;这种具有人类尺度的概念合成，就是指在人类易于理解的熟知框架中具有直接的感知和行为。

2. 概念合成理论在国内的研究动态与应用情况简述

国内第一篇介绍概念合成理论的文章系汪少华所作，发表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上。据粗略统计，从2000年至2003年7月为止，国内研究概念合成理论或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语言诸方面的论文共20余篇②，其中发表于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共16篇，但就专著而言，迄今为止惟有张辉撰写的《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张辉 2003)这一专著面世。在这些论文中，有些是专题介绍并论述该理论对隐喻的阐释力和认知力(如汪少华 2001;苏晓军、张爱玲2001)，有些是对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合成理论进行了比较(如黄华 2001)，有些是考察该理论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问题或将这两种理论的互补性应用于幽默言语的解读机制(如蒋勇、马玉蕾 2003;王文斌、林波 2003)，有些是将该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如王斌 2001;孙亚 2001;陈道明 2002)，有些是将该理论应用于诗词意象探索(如汪少华 2002b;余渭深、董平荣，2003)，有些是将该理论应用于对某些语言现象的探究(如张辉、李佐文 2001)，有些是对该理论进行阐释和提出质疑的(如刘正光 2002)，等等。张辉(2003)在其专著中，以概念合成理论为视角，系统性地探讨了听读者头脑中汉语熟语意义常规化的心理表征和汉语熟语在线理解中的幕后认知和意义构建，由此丰富了该理论对汉语熟语现象的解释力。

从以上这些业已发表的文章和专著不难看出，概念合成理论是认知语言学这一学派继概念隐喻理论以后的又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学者们试图从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诸方面证明或究问概念合成理论的解释力。

对一种学术观点的研究与应用，形成一股热潮，既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说是好事，是因为通过众人的努力，能将某些相关问题研究透彻;说或许是坏事，是因为容易滋生效尤和盲从。因而，面对任何一种学术流派，我们都需保持应有的理性和冷静。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被证明是万能或完美无缺的，在各自具有其独特的长处的同时，均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缺陷，传统语法是如此，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如此，生成转换语法也是如此，作为认知语言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合成理论恐怕也不会例外。在下文，我们将集中探讨概念合成理论的主要功绩及存在的问题。

4.概念合成理论的主要功绩

如上所言，概念合成理论是对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心理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言语解读中各心理空间的建立、彼此的映射与合成机制的在线认知运作便成为概念合成理论的核心问题。该理论的主要功绩也因而主要体现于对这一核心问题的论述。

不论是传统语法，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抑或生成转换语法，均在很大程度上仅聚焦于语言形式的静态研究，而很少顾及语言意义如何在线生成这一动态的探索。作为认知语言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合成理论，其注意力主要投放于言语意义的在线生成和解读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关切言语意义的在线构建，因而显然是一种动态研究。这是对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第二，概念合成理论富有独创地提出，言语意义的在线构建，主要在于心理空间的合成，这是语言的普遍性规律。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人类普遍使用的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依据这一理论，隐喻是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而概念合成理论对隐藏于隐喻幕后的在线心理认知机制作了更为深入的揭示，并提出，隐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心理空间在概念上的合成，并且主要是诸心理空间中各相关语义要素的合成，由此在业已合成的空间中产生新显结构，隐喻意义的在线构建即在于此。这一观点显然将隐喻研究推向了另一层认知深度—隐喻言语的在线解读过程。况且，概念合成理论开宗明义地提出，该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透视藏匿于言语背后的那座认知冰山。第三，Fauconnier & Turner(2002：310)十分明确地提出，以人类的认知能力为对象的理论不但要解释人类创造力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且还要昭示这种创造力得到导引(guided)的方式。导引这种创造力的方式，就是各种导引性制约因素，而这些制约因素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概念合成的建构性原则，二是管制性原则。与其同时，他们还具体描述了实现这些原则的具体途径，如压缩、解缩、优化、关联、结构、递归等。所有这些原则是对言语解读认知机制的高度抽象，为人类正确认识自身的言语心理认知能力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诠释。

5.概念合成理论存在的问题

一种语言学理论，应尽量对一切言语样式作出具有包容性的解释，可至目前为止，概念合成理论似乎尚未完全做到这一点。

首先，概念合成理论是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尽管以独到的心理空间理论为出发点描述跨空间映射，可概念合成理论依然是以隐喻为主要对象对言语的认知展开论述的，因而依然带有隐喻研究的特质，况且，对隐喻认知解读机制的考察也未必已尽善尽美，对此，我们将在下文展开论述。第二，尽管概念合成理论声言该理论是对自然言语意义的在线构建作出解释，也就是说，是欲揭示所有样式的言语的意义在线构建过程。然而，根据Fauconnier & Turner (2002：310)的看法，所谓概念合成，就是指跨心理空间的概念映射，而且是部分的跨心理空间映射和有选择性地对合成空间进行投射，这显然主要是对隐喻的意义构建进行阐释，因为隐喻的认知解读显然是以各相关空间某一方面的相似性为基础。可如果说该理论是对日常一般言语的在线意义构建进行阐释，那么概念合成理论的界定是不够充分的。这是因为如果是日常一般言语，那就不太可能仅仅是部分的跨空间映射，而应该是全部的跨空间映射，其原因是日常一般言语在整个语流的在线解读中具有自然的连贯性，每个大大小小的语言单位的意义往往彼此衔接，不太可能存在只是部分的跨空间映射，如“The man, who was a son of a millionaire, didn’t get married until 45 years old”。当然，如果是将在言语解读过程中对某一一词多义的词仅取该词其中一个意义这一现象也当作部分或有选择的跨空间映射，那就另当别论了。

再说，概念合成理论也无法完全解释幽默言语的在线解读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述。

6.对概念合成理论的检验

概念合成既然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言语认知机制，那么这一理论理应对人类一切样式的言语具有解释力，可事实是，这一理论并不是像它所声言的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如幽默言语，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形式，往往言此而意彼，让人在回味与顿悟中领会幽默言语的奥妙，发出会心的噗哧笑噱。对于这样一种言语样式，概念合成理论到底有无强势的解释力?我们对此需要加以检验。试看下面一则幽默例证：

“I left a bottle of Scotch on the train this morning.”

“Was it turned into the lost and found department?”

“No, but the fellow who found it was.”

(周道琨、王亦男，1996：189)

这是一则关于醉汉的幽默言语，空间输入1是一名乘客说自己在早上乘坐火车时丢下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空间输入2是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问道：这瓶酒是否已经交到了失物招领处，空间输入3是这名乘客回答，交到失物招领处的不是这瓶苏格兰威士忌酒，而是发现这瓶酒的那个人。根据概念合成理论的“四空间”模型，有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即反映各空间输入所共有的一些抽象结构与组织，决定各输入空间的跨空间映射的核心内容。这种类属空间相当于Lakoff (1987)提出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CM)，有助于心理空间的建立。受众以这一类属空间为基点，对输入1、输入2和输入3进行概念合成，再在概念合成这一心理空间中产生新显结构。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只消我们稍作仔细的考虑，便会发现，概念合成理论显然难以对这则幽默的认知解读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依然不清楚输入1、输入2和输入3是怎样合成的，从中又是怎样产生新显结构的，即幽默效果是怎样实现的。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触发了受众去作这种空间合成?即其触发机制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根据概念合成理论，新显结构产生于合成空间。若果真如此，人类怎样才能知道这一新显结构就是正确的语义解读呢?关于这两个问题，在概念合成理论的“四空间”模型图中均没有得到显示，在其理论体系中也没有得到令人了然的阐述。我们认为，幽默言语的认知解读过程牵涉到至少六种类型的心理空间的认知机制，即空间输入、空间对接、空间冲突、空间转接、空间合成、空间核实。除这六种类型的认知机制外，还有两种思维形式在起作用：一是推理，二是关联。在借用这些认知机制来具体分析幽默言语的解读过程之前，现在我们拟先对这些认知机制及推理和关联这两种思维形式作一粗略的界定。

所谓空间输入，就是指言语交际过程中受众所接收到的一个较为完整的临时性概念。所谓空间对接，就是指在幽默言语解读时人们试图将一个空间输入与另一个空间输入进行概念连贯缺省性(default)指望值的连接，以求对这两个空间的彼此关系进行理解。这种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的对接，体现出人类往往根据常规对言语交际中的概念链具有连接贯通特性的预设性期望。所谓空间冲突，就是指空间对接一旦失败，人们就会意识到各空间输入彼此之间的相互矛盾，由此引发对彼此关系进行新角度的思维和理解。所谓空间转接，就是指经各空间输入对接失败而随之产生空间冲突后，为消解空间冲突而将一个空间输入转嫁到另一个新的心理空间的过程。我们认为，受众触发空间转接机制的根本性动因，就是发觉幽默言语中的空间冲突，即发现言语交际中各空间输入之间的概念不协调(out-of-placeness or incongruity)。受众感悟幽默，便往往肇始于此。所谓空间合成，就是指从空间输入中有选择性地提取部分结构(partial structure)并将之整合到一个新的心理空间。这个新的心理空间往往源于对语境的某种推理结果。而所谓的空间核实，就是指对空间合成成功与否的最后认知确认。空间合成成功一经核实，新显结构便自然产生。当然，空间核实需要调用人类储藏于大脑中的一切背景知识，包括社会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等。我们还认为，概念合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跨空间映射过程，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心理认知程序，除以上谈及的这六个认知机制之外，还牵涉到人类的推理能力。尽管Fauconnier(1997：99-129)曾多次提及推理在言语意义在线构建中的重要性，可在其概念合成理论的总体框架中似乎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在阐述概念合成的“四空间”模型中，也未曾顾及推理这一十分重要的思维形式。我们认为，推理尽管是人类判断客观事物诸种联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可在幽默言语解读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贯穿于整个幽默言语解读的始终，在我们透视其心理认知诸种机制时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另外，空间对接的心理基础是各空间输入的彼此关联，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幽默言语是关联的，除非发话人有思维障碍。纵使发话人的言语看似不关联，那他也是故意设置的，这就是说，表面上的不关联其实是关联，因为发话人故意的不关联是有某种意图要传递。况且，关联本身也是一种推理，是对两个空间输入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判断。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推理与关联也密切关涉。再者，我们还应注意到，语境是一切形式的推理的依据。任何推理，均有两个组成部分，即以依据为依据的判断和由此推论出的新判断。前者可称为前提，后者可称为结论。语境就是推理所依循的线索。语境有多种，有社会语境、文化习俗语境、语言语境、言语语境、情景语境等等，它是动态的，随着言语交际的推进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言语交际一旦发生，语境便自然出现并发挥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在图1中未标示出语境这一因素，这并不意味语境在幽默言语的解读过程中不重要，而是因为认为语境是言语交际和推理的基本条件。若没有这一条件，任何阶段性的结论都是难以达成的。我们现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在上文提及的这一则幽默。

如上所述，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人类具有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反映出人类往往根据常规对言语交际中的概念链具有连接贯通特性的预设性期望。显然，在这一则幽默中，空间输入1和空间输入2两者之间具有概念上的连贯性，彼此的空间对接不成什么问题。乘客在失物招领处说，他在早上乘坐火车时丢下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工作人员问道：“这瓶酒是否已交到了失物招领处?”。这属于日常一般言语交际，不存在空间冲突。但是，空间输入2与空间输入3之间的空间对接就超出了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的要求。输入2是一个疑问，在句法上表现为一个一般疑问句，其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是期望输入3给输入2提供一个答复。既然输入2是疑问这瓶酒是否已交到了失物招领处，那么输入3所回答的对象应是这瓶酒。可出乎意料的是，输入3的答语不是关于这瓶酒的情况，而是在火车上发现这瓶酒的人。这与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不相符，使得输入2与输入3这两个空间难以对接，引发了彼此的空间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所思考的前提是，输入2和输入3应该是关联的，那名乘客不太可能无缘无故说出一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所以受众只能另辟溪径，进行空间转接，将空间输入3转接到另一个心理空间。那么这个新的心理空间是什么呢?通过当时的语境，受众可以发现，这就是依然与这瓶酒有关的那个被交到失物招领处的人，他把酒喝完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所以交到失物招领处的，不是那瓶酒，而是那个捡到那瓶酒并且喝了那瓶酒的人。通过这一空间转接，输入2与输入3之间的冲突便能迎刃而解，同时能将输入3与这一新的心理空间进行合成。可这样的空间合成还需进行空间核实，借以检查这两个空间合成的正确性。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如同失物一般被交到失物招领处的，惟有当他自己神智不清时才会有这种情况。那么什么使得这个人处于这种状态呢?从语境可以得知，那显然就是那瓶乘客丢下的酒。那个人可能是一名好酒之徒，捡到酒以后便不能自己，最后喝得烂醉如泥，被人交到了失物招领处。空间核实一经完成，新显结构便自然产生：乘客在失物招领处找到的不是自己遗失的那瓶酒，而是找到了那名捡到了那瓶酒并喝得酩酊大醉的人。这一新显结构就是这一段言语交际的幽默效果。

现在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被概念合成理论当作其研究基点的隐喻言语。我们发现，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仅需要除空间转接之外的五种类型认知机制。在分析具体的隐喻言语之前，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隐喻认知解读机制其实也牵涉到空间冲突，但这种空间冲突有别于幽默言语认知解读机制中的空间冲突。隐喻认知解读机制中的空间冲突是部分的空间冲突，而不是整体的空间冲突，仅牵涉到在进行空间合成时各空间输入不能对应的部分，即不能被投射的部分之间的冲突。现以“The moon is like a banana”这一隐喻言语为例。大家知道，“月亮”是一个天体，而“香蕉”却是一种水果，两者在本质上毫无相同之处。因此，受众在将空间输入1“月亮”和空间输入2进行空间对接时便发生空间冲突。这种空间冲突必然会迫使受众从别的途径去寻求两者之间的空间合成，因为如上所述，人类具有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反映出人类往往根据常规对言语交际中的概念链具有连接贯通特性的预设性期望。说“月亮像一根香蕉”，受众推想，“月亮”与“香蕉”这两者在概念上肯定具有连接贯通的特性。尽管两者在内质上迥然相异，可毕竟不是毫无类同之处，只消细想一下便可发现，两者在形状上具有相似之处。说“月亮像一根香蕉”，那无疑是指一钩弯月，在状形方面看起来像一根香蕉。这样，对这一隐喻言语的解读就无需进行空间转接便可对两者进行空间合成。但是，这一空间合成同样需要空间核实。说“月亮”像一根“香蕉”，无疑不是指“月亮”像“香蕉”一样可以食用，或抚摸起来像“香蕉”一般柔软，而是将“香蕉”的形状投射到当时看起来宛如“香蕉”的“月亮”之上。这时候的“月亮”，不是“圆月”，也不是“弦月”，而是“弯月”。因而，尽管本来“月亮”就是“月亮”，“香蕉”就是“香蕉”，就本质而言，两者在心理空间上存在冲突，难以合成，可两者在形状上的类似为空间合成铺就了路径。空间合成一经核实，新显结构便自然产生：月亮弯弯，犹如香蕉。由此可见，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空间冲突为其触发机制，尽管这是一种部分的空间冲突。这种部分的空间冲突或许恰恰能促进抑或突显空间合成时的相似部分。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7.结语

概念合成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尤其是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该理论的“四空间”模型是以相似性为基础表现新显结构在合成空间中得以产生的过程，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自其诞生之日起，许多学者均从语言诸方面对其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如果说，概念合成是语言认知的普遍规律，那么这一理论对各种言语样式均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可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似可发现，概念合成理论所提出的“四空间”模型并不能充分说明幽默言语的认知解读过程，因为幽默言语幽默效果的达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建基于相似性，而往往是以空间之间的彼此冲突为触发机制。况且，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基于空间冲突这一触发机制，尽管这是一种部分的空间冲突。我们认为，在正确把握幽默言语的认知解读过程时，应该重视幽默言语幽默效果得以实现的触发机制、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以及空间对接、空间冲突、空间转接、空间合成、空间核实等认知机制。在探究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机制时，我们也应考虑空间对接、空间冲突、空间合成和空间核实这些心理机制。诚然，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是以各空间输入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可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各相关空间输入之间的完全相似，而仅仅是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一方面的相似，其他不相似的部分必然会造成空间合成中的冲突。

概念合成理论虽为我们正确认识言语解读过程中的意义在线构建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若要真正实现概念合成理论所声称的揭示言语解读认知机制的普遍性规律，这似乎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参考文献

Fauconnier, G. 1985. Mental Spaces[M].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Fauconnier, G. 1986. Roles and connecting paths[A]. In C. Travis (ed.).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auconnier, G. 1990a. Domains and connection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Fauconnier, G. 1990b. Invisible meaning[J].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6.

Fauconnier, G. and E. Sweetser, 1996.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1996. 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A]. In Adele Goldberg ( ed.).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Pp. 113-129.

Fauconnier, G.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uconnier, G. 1998. Mental spaces, language modalities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A]. In M.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C].

Lawrence Erlbaum.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1998. Principle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 In J.P. Koening (ed.).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C]. pp.269-283.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1998.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J]. Cognitive Science, 22, (2):133-187.

Fauconnier, G. 1999. Embodied integration[Z].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1999. Metonymy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pp 77-9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Fauconnier, G. 2000. 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 [A]. In T.Janssen and G.Redeker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C]. pp: 95-127. The Hague: Mouton de Gruyter.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2000. Compression and global insight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3-4: 283-304.

Fauconnier, G. 2001.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analogy [A]. In G..D.K. Holyoak & B. Kokinov (ed.). The

Analogical Mind: Perspectives from Cognitive Science [C]. pp: 255-286.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M]. New York: Basic Books.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and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陈道明，2002，隐喻与翻译——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J]，《外语与外语教学》第9期：

黄华，2001，试比较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第6期：

蒋勇、马玉蕾，2003，SB与RT的整合性研究[J]，《外语学刊》第1期：31-36。

刘正光，2002，Fauconnier 的概念合成理论：阐释与质疑[J]，《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0期：8-12。

苏晓军、张爱玲，2001，概念整合理论的认知力[J]，《外国语》第3期：

孙亚，2001，心理空间理论与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第4期：

王斌，2001，概念整合与翻译[J]，《中国翻译》第3期：

王文斌、林波，2003，英语幽默言语的认知语用探究[J]，《外国语》第4期：32-38。

汪少华，2000，从合成空间理论看隐喻的意义建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6期：

汪少华，2001，合成空间理论对隐喻的阐释力[J]，《外国语》第3期：

汪少华，2002a，概念合成与隐喻的实时意义建构[J]，《当代语言学》第2期：119-127。

汪少华，2002b， 诗歌中视角空间的美学功能[J]，《外语教学》第2期：

余渭深、董平荣，2003，合成空间与中国古典诗词意象[J]，《外语与外语教学》第3期：4-6。

张辉、李佐文，2001，从“red pencils”和“fake guns”谈起——形名组合的认知语义研究[J]，《外语研究》

第2期：

张辉，2003，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周道琨、王亦男，1996，英语幽默集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感谢王文斌教授提供论文)

①指类属空间(Genetic space)、空间输入I1(Input I1)、空间输入I2(Input I2)和合成空间(Blend)这四个空间的相互映射和互动作用。关于详细内容，请参见Fauconnier(1997：150-151)。

②在概念合成理论里，“概念合成”(Conceptual blending)与“概念整合”(Conceptual integration)这两个术语往往交替使用，可实际上均指“概念合成”。参见Fauconnier & Turner (2002：18)。所以，我们在统计时，将探讨“概念合成”或“概念整合”的文章一并考虑为同一主题的论文。

王文斌

(原载《外语研究》2004年1期)

摘要：本文以语言的“幂姆”现象为例，对语言复制与模仿之谜做一些认知机理的研究。作为语言的幂姆，只要是被复制模仿，必定涉及两种表达形式：被复制(模仿)前的表达形式和作为复制(模仿)结果的表达形式。前者已被定义为“幂姆”，后者我们称为“仿体”。 我们提出自主依存分析框架来解释语言复制于模仿的认知机理。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性是对幂姆进行不同形式、不同手段和不同程度模仿的动因，通过体现相邻/相似性的拈连操作是实现幂姆模仿的机制，从一般是隐性的幂姆推衍出显性的仿体是幂姆模仿可能的路径，幂姆模仿的结果是形成与幂姆有不同程度的相邻/相似性或称亲代相似性的仿体。

关键词：幂姆; 仿体;自主-依存;意向性;相邻和相似

1. 前言

关于语言作为幂姆(meme，又译模因、觅母、密母、密米等)的研究，迄今国内发表的文章主要涉及两部分的内容：一、介绍和概述，包括一些分类和特点的说明;二、应用的尝试。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都缺乏机理性的深层研究。这一不足，同样表现在我能读到的国外发表的论著。

幂姆是否可作为“学”还可研究，但“幂姆”作为一个概念充当研究文化传播的假设，对语言研究是一种较新的切入点。不过我们要认识到，对这一切入点的合理的运用，应建筑在对这一假设的本质有较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下文我们要论证，说“幂姆”是“文化的基因”、是一种“与基因相似的现象”，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事实上幂姆同基因有不可忽视的根本区别，不宜把幂姆的研究消解为类似于对基因复制自发过程的研究。“幂姆”概念作为一种理论假设，归根到底，是作为刻画人们认知活动中的模仿现象的一种说明。因此，要将幂姆研究引向纵深发展、要对幂姆之所以能从一个人的记忆“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去这一现象作出有价值的说明，其中一个途径，似可把对幂姆的研究引向认知研究。本文以语言的“幂姆”现象为例，对语言复制与模仿之谜做一些认知机理的研究，下文提到对“幂姆”的研究专指语言幂姆，主要涉及如下四个问题：一、进行幂姆模仿的动因(motivation);二、导致实现幂姆模仿的机制(mechanism);三、幂姆模仿可能的路径;四、幂姆模仿的结果。

在研究幂姆的论文中，常会提到复制、模仿、变异。按照我们的理解，模仿是复制的基础，复制是模仿的一种结果;在本文的语境里，复制、模仿常可互用。复制的结果可能无异于原幂姆，也可能有异于原幂姆;变异指复制后有异于原幂姆的结果。

2.幂姆与基因

幂姆的原文meme尽管是模仿gene(基因)一词而创造出来的，但幂姆同基因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假设的，一是实在的;一是人造的，一是自然的。

先说假设-实在的区别。基因是生物进化过程的实际产物，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基因的结构。用通俗的说法，基因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个片断，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决定生物物种特有的生物属性的最基本的因子，自然选择就发生在基因这一生物现象的最低的水平上。从这里可以看出，的确有一种唯一的实体可称之为“基因”，因此可以说“基因是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个片断”，也可以反过来说“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个片断就是基因”。幂姆是科学家为了解释文化的世代传播和地域传播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一种假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幂姆”的特定物质或实体。诚然，幂姆的提出者Dawkins曾说过，时装、音乐旋律、建筑物、妙语、甚至抽象的流行时尚等，都是“幂姆”;他这样说，意思只是说，这些事物可以被复制、被模仿，就像基因被复制一样，故起一个与gene相似的名字meme来称呼它们。因此，“幂姆” 只是对引发模仿的一切事物的一种概括，一个总称。可以说“时装、音乐旋律等等是幂姆”，但不可以反过来说“幂姆是时装、音乐旋律等等”。从对语言幂姆的研究来说，语言表达的任何单位都有可能因为某种语用目的而被复制、被模仿，因此，语言的任何单位、任何表达形式都可能被用作“幂姆”。既然语言中什么东西都可能充当幂姆，那么幂姆也就可以是语言中的任何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幂姆并不像基因那样，有一种独立的特定的自身实体存在;把它说成是一种假设性的分析单位，或说成是用以进行研究的一个适用的概念，可能更为合适。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到的这些事物在被模仿时，人们常常不是对整个事物感兴趣，被模仿的通常只是某一事物中的某一部分，例如，词语“酒吧”被模仿为“氧吧”，其实被模仿的只是“吧”：仿照关于基因的说法，这个“吧”作为幂姆，是“酒吧”这一说法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个片断，是决定这一说法具有某种属性的最基本的因子，是语言复制、传播的最小功能单位，是使复制后出现亲代相似性状的基本要素。因此，严格来说，所谓幂姆，是指某一事物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因子。尽管不排除这一因子有可能就是事物的整体，但更为通常的很有可能不是完整的一件时装、一首乐曲、一幢建筑物、一句妙语等的整体，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语言幂姆，可以是像《醉翁亭记》那样的长文的全文(见下文)，也可以只是“氧吧”里的“吧”。

再说人造-自然的区别。在完全的自然状态下，基因是进化物，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基因的复制、变异，是基因自发发生的，是基因自身自在的行为，其根本特点是它的自然性;自然性是不涉及人类干预的，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由人类来控制 [1] 。所谓进化，是有机体为适应环境而发生变异，变异后因为能适应新的环境而被环境选择而保留下来，就发生了进化;适者生存就是适合的基因得以生存。社会建构的人造物其最大的区别是人为性。充当幂姆的语言，归根到底是人造物，幂姆的复制云云，是人对它进行复制操作，是人为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建构，其根本特点是按人为的设计实施、有人为的目的在干预;而且，复制、模仿、变异过程发生后，幂姆还是以原来的面貌存在，复制、模仿会产生一个新的结果，如果有变异也是一个新的生成物。人为性作为社会建构物的本质特点，是人类为适应环境而主动地、有目的地对某事物进行变革，使它按预期的目的发生变异，整个过程是从目的出发，最后又归结到预期的目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所以也可戏称为“为人性”(即为了人)。如果说自然性表现为按照自然规律进行自然选择，那么人为性则表现为依据各人自己的意向性和价值观进行协商，并依据社会受欢迎至少是可接受的程度，并依据事物自身的特点对有关事物进行建构或变革。例如，在研究幂姆的文章中常会提到修辞格“仿拟”的运用，其实这是人在仿拟：庾信的有名诗句“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被王勃仿拟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王勃为使自己的《滕王阁序》增色而对庾信的原句作出变异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归根到底这是王勃的行为，庾信原句还是原句，并没有发生像基因变异那样的本体的变化。当然，作为一种转喻的说法，也不妨碍我们说“落霞-秋水”句是“落花-杨柳”句的仿拟，“落花-杨柳”句发生了变异;下文我们说幂姆的复制、传播、变异——一句话，对幂姆的操作，都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

总之，幂姆和基因，社会建构物和自然进化物，分别是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两个世界的存在。基因是自然选择所形成的生命体，通过自我繁殖而得以遗传，如果发生变异那是偶然性的自发随机过程，是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人类是不能作出控制的。与之相对应，幂姆是非生命体，它的复制和变化是由人实现的，复制和变化前后，被称为“幂姆”的成分本体是不变的，所发生的变化已体现为另一个语言单位，所发生的变化是可按人为的目的性加以控制的，是可设计和可预测的，是受价值观影响的，它的复制、传播、变异是通过对其价值的筛选进入现实世界的。这一比较启发我们，对幂姆的认识和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其变化是如何按人为的目的性加以控制的。脱离了这一点，只是泛泛地谈幂姆的复制、变异，有可能将“幂姆”现象消解为生物现象，达不到研究它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的随机变异不一定都是有利的;语言幂姆复制、模仿、变异，是人的有目的活动，它是以它的使用者的意向性为指向(user’s intention-oriented)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通常是被设定为有利于该使用者的，是该使用者的意向性之所在，至少该使用者认为是这样。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抹煞语言幂姆的模仿复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良的一面，而是要提醒，该语言使用者把它设定为有利于自己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例如，有些作为省市的主要日报，也喜欢模仿一些年轻人在言谈中夹杂英语单词的现象，在新闻标题和内文出现英汉语码混用，这也许是作者编者要表现自己的“时尚意识”和文风生动活泼，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导向会对社会语用产生什么影响。因此，要使语言幂姆复制、模仿健康运用，就要充分揭示它作为社会建构的人为性的一面，使人们认识到，语言幂姆的复制、模仿是一种社会建构行为，要将有利于该使用者同有利于社会统一起来。只有保持着这样清醒的认识，在这样的意义下研究幂姆，我们才能对幂姆的运作有恰当的理解，对“幂姆”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运用有恰当的把握，不会将“幂姆”现象消解为生物现象。

3.“幂姆”概念的方法论基础

那么，将“幂姆”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文化包括语言的研究，是在怎样的方法论的背景上提出来的呢?

科学研究常常会在不同领域的类比中得到灵感。在古代，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和研究远早于、远多于对生命世界的观察和研究，对物质研究的方法也因此远比对生命体研究的方法成熟;正因为这样，当中世纪对生命体的研究发展起来的时候，常常就会借鉴对物质研究的方法。1858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划时代地提出了进化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科学理论之一，对当时在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和线性确定轮提出了挑战，这就导致开始出现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参照对生物世界的研究的变化。这种情况，就是乔治·巴萨拉所说的：“最初，生物-机械类比的潮流是从技术向生物移动。有生命的有机体的结构和生命的过程是用机械术语来描述和解释的。但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反向的比喻潮流。……技术的发展首次通过用生物的类比来解释。”(巴萨拉，2000：16)到了当代，科学研究的方法从生物向无机物移动或从无机物向生物移动都一样普遍。在语言学研究中，也不乏其研究方法从生物向无机物移动的例子，如借鉴进化发生学的方法研究语言的起源、借鉴进化谱系学的方法研究语言谱系等。幂姆论试图用基因的遗传和变异来类比文化的传播和变化，就体现了从生物向无机物移动这样的一种潮流。

再进一步说，基因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幂姆是社会-人文科学的概念。卡西尔说，自然科学的概念是“实物概念”、“实体概念”，自然科学的概念的确立是一个以事实为基础进行论证的逻辑过程。社会-人文科学的概念是“形式概念”、“意义概念”，这样的概念确立的过程是解释学的过程。(卡西尔，2004：113-124)这样说来，幂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意义概念，它只为所研究的语言现象提供一个用于解释的说得通的理由。

4. 幂姆的复制与传播

幂姆的复制、变异是类比于基因的复制、变异。为什么可以进行这样的类比呢?这是因为基因同幂姆也有明显可通约的地方：

第一、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到下一代，使后代表现出亲代的相似性;语言的幂姆被复制、模仿，使结果也表现出同幂姆的“亲代”相似性。

第二、基因复制过程中可能出现变异，亦即复制后后代基因发生了有异于前代基因的变化;语言的幂姆被复制、模仿过程发生变异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第三、基因变异的发生是由于DNA中的碱基对发生了置换(称为置换变异)、增添、缺失(合称移码变异)，导致了基因结构的变化;语言的幂姆被复制、模仿过程发生的变异基本上也表现为置换变异和移码变异。

第四、基因复制的结果表现为同义复制、错义复制;语言幂姆被复制、模仿的结果也有同义复制和错义复制两种情况。

第五、基因的复制和幂姆的被复制都是多样性的来源，前者带来物种多样性，后者带来文化多样性。

作为语言的幂姆，只要是被复制模仿，必定涉及两种表达形式：被复制(模仿)前的表达形式和作为复制(模仿)结果的表达形式。前者已被定义为“幂姆”，后者我们称为“仿体”。仿体有两类：

(1)原文照搬，仿体没有发生变化，即两种表达形式相同。这是无异复制，而且必定也是同义的。例如，早期台湾、香港将computer译为“电脑”，大陆译为“电子计算机”;后来，因为“电脑”的说法简便形象，也传播到大陆，在大陆普遍流行开来。这就是说，“电脑”原先只在小范围使用;后来它的整体作为幂姆，被其他地区的人们复制模仿，就传播到较大的范围。

(2)发生了变化，即有异复制(模仿)，从所表示的意思来说，可能是完全同义的(如下4-8例)，也可能是部分同义部分错义的(1-3)。例如：

幂姆 仿体

1. 据理力争 据礼力争 [以送礼作贿赂来争取]

2. 无私奉献 无丝奉献 [详下]

3. 酒吧 氧吧、读书吧、陶吧、网吧…… [吸氧……的地方]

4. 易中天迷 乙醚/意粉

5. 公家计算机 公鸡

6. 气死我了 7456

7. 顺天行道 川大丁首

8. 打架 得花寄花

假设有人要表示“幂姆”栏第4-8行的意思用了“仿体”栏相应的部分(例如“这是公家的计算机”→“这是公鸡”)，或为了表示“仿体”栏第1-3行方括号内的意思而仿“幂姆”栏相应部分(如“这是一间供人们上网的小店”→“这是网吧”)，这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为了不同的目的，将“幂姆”复制为“仿体”。第3行把喝酒的“吧”仿制为吸氧/读书/学制陶器的“吧”(“吧”也是仿制bar，不详论)。第二行和第三行都是对一个常用语作出谐音变异;“无丝奉献”揶揄有人以“一丝不挂”的方式来对“艺术”作出“奉献”的做法。第四行“易中天迷”(易中天的热烈支持者)表示为“乙醚”或“易(的)fan(s)”，在仿制时既有省略又有谐音;“意粉”字面上是意大利粉，但实际上“意”是“易”的谐音，“粉”是仿英语fan。第五行也是在仿制时既有省略又有谐音。第六行是以谐音为手段的网络语言。第七行是从前四川袍哥会的隐语，仿体是将“顺天行道”(顺着天理行道)的字形作出简省的变化。第八行是所谓“反切”，也常常用作隐语，解读“得花寄花”要将两个字作为一组(如“得花”、“寄花”)，每一组以第一个字的声母为声母(如“得”[de])第二个字的韵母为韵母(如“花”[hua])进行拼读，以得出该隐语的一个字的读音[da]，如此类推。

如果将原文照搬的“电脑”一例也考虑进去，从相对于原来的幂姆来说，仿体的变异可能建立一个从变异程度为零到变异程度逐渐增大的连续统。这里的复制，有基本上维持原意的，也有不同程度改变了原意的;其手段可以归结为原位(即原文照搬)、置换、增添、缺失四类型及其综合运用，造成了变异程度的不同。例如，从置换来说，如“酒吧”的“酒”置换为“氧、读书、陶、网”等、“据理力争”的“理”置换为“礼”、“气死我了” 置换为 7456等;“公家计算机”被复制为“公鸡”是“公家”缺失了“家”，而“计算机”缺失了“计算”，并且“机”置换为“鸡”;“顺天行道”成为“川大丁首”是每个字的某些笔画的缺失，而“打架”成为“得花寄花”是某些音素的增添。

变异程度大小常涉及亲代相似程度大小。仿体相对于幂姆来说，一般趋势是：变异程度小，仿体同幂姆的亲代相似程度就大;反之亦然。而且，直觉还告诉我们，一般说来，仿体变异程度小而同幂姆的亲代相似程度大，其流行传播会较为容易，这是因为流行传播的易难很大程度是由于对其变异的把握的易难。但流行传播难易只是影响幂姆运用的一个方面。仿体作为人造物，建构的动因来自不同层次的交际目的，包括实用、适时、得体、情趣、审美等多元的取向，因而也就必定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建构手段、不同的难易程度和不同的流行程度。例如，隐语本来是设定只在一定圈子里才会流行的，所以隐语的解码必定设定为有较大的难度，相应地，它的变异程度可能较大。试想，如果隐语在形成时让它只是发生很小的变异，从而很容易就能解码，它就会很容易在全社会通用，失去了隐语的作用。佩卓斯基曾就作为人造物的器具说：“所有器具都会随时变化，享受精美成为发明之母。”(佩卓斯基，1999：22)如果我们把“精美”理解为来自切合目的的设计，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切合目的是仿体发明之母。例如欧阳修写过《醉翁亭记》，人们通过一字不易的背诵、传抄、刻印，得到完全的亲代相似，该文得以一直流传至今。但作为文学史的一个美谈的倒是黄庭坚仿欧阳的原文写了一首词《瑞鹤仙》，从意义和行文可以辨认出同《醉翁亭记》有很大的亲代相似：“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瑯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亭翼然泉上，醉翁亭也。……太守乐其乐也。问其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 背诵、传抄、刻印有进行这样全盘照搬的复制的目的，黄庭坚的仿制也有他的目的;不同目的的仿体，可能要求用不同的手段、形式来实现，可能涉及不同的变异程度。归根到底，变异是为目的服务的。语言同思维同轨的，语言的形式变了，所体现的思想、情感、意图也会发生变化。

5.幂姆现象的认知机理

我们拟用徐盛桓提出的“自主-依存分析框架”(徐盛桓，2006)作为我们的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根据这个框架，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性是对幂姆进行不同形式、不同手段和不同程度模仿的动因，通过体现相邻/相似性的拈连操作是实现幂姆模仿的机制，从一般是隐性的幂姆推衍出显性的仿体是幂姆模仿可能的路径，幂姆模仿的结果是形成与幂姆有不同程度的相邻/相似性或称亲代相似性的仿体。下面做一些具体说明。

上文说过，只要涉及幂姆的仿制，必定有两个表达形式：幂姆和仿体。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使用者在意图上要将某一语言现象作为幂姆复制为仿体用于交际表达时，在他的心目中会或清晰或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现象，但一般不直接说出来。因此，幂姆在话语里一般是隐性而没有显现的，是隐性表述;仿体是在话语里显性显现的，是显性表述。但是，隐性的幂姆主导着仿体的复制。仿体必定是按幂姆的某方面的语言现象实施模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幂姆是自主成分，仿体是依附于幂姆的依存成分。在一个特定的交际场合，幂姆作为自主成分，以交际的意向性用作自己的意向性(因此也可称为幂姆的意向性)，并以此为导向，以相邻/相似关系的认定为主要手段，对仿体发生“拈连”的作用，推衍出依附于它的仿体。仿体的形成和运作是以幂姆的意向性为其导向的，仿体的运用要回归到幂姆的意向性。仿体原则上可以追溯出幂姆。这就是导致实现幂姆模仿的机制。这个过程，参照徐盛桓(2006b)，可图示如下：

幂姆(自主成分)

意向性 作用于

相邻/相似 拈连

回归到 追溯

推衍

仿体(依存成分)

从常规推理(徐盛桓，2006a,b)的角度看，幂姆的复制其实是推衍(deriving )，仿体作为依存成分是从作为自主成分的幂姆推衍出来的。推衍一要以意向性为依归，二要接受相邻/相似关系的限制。在意向性和邻/相似关系的制约下，幂姆通过拈连推衍出仿体，这就是幂姆模仿可能的路径

先说意向性。仿制过程是从意向性来，回到意向性去。所谓意向性，是指语言使用者实施幂姆仿制时所确定的不同目的，因而成为选择有特定传播意义的信息片断时的动因和他希望仿体出现同幂姆有什么亲代相似性的基本取向。这成为语言使用者在进行仿制操作时的一个“意向弧”(梅洛-庞蒂，2001：181);正是这一意向弧的支撑和规定，使得仿体能表现出语言使用者所设想的同幂姆某方面的亲代相似性。例如，语言使用者想要以幽默的口吻表示“易中天的热烈支持者”这一意思，这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性。在这一意向弧的规定和支撑下，选择了与“易(中天)迷”发音相似的“乙醚”这一能体现该意向性的仿体。意向性当然是人的意向性，但有时为了表达的方便，也可能转喻地说成是“幂姆的意向性”。

再说相邻/相似关系限制：幂姆推衍出仿体，依靠的是自主成分同依存成分的相邻/相似关系;仿体同幂姆的亲代相似性其实是二者在某一方面不同程度的相邻/相似关系。徐盛桓(2006a,b)曾根据格式塔理论关于相邻/相似关系对人们感知事物的影响，概括出相邻/相似律：

相邻/相似律：在话语HY中出现x，如果在某一可认定的情境中(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际出现过的和只是认识上的，等等)x同y相邻/相似，则HY:x → HY:(x)y(“→”表“内在地蕴含着”或“可推衍出”)。在认定了x曾同y相邻/相似这一前提下，这可简化为因果式：如果x则可能(x)y。相邻/相似律还可能发生逆向作用，即：如果xy则可能x或y。

例如在谈论“易中天”的语境下，提到“易”就可能内在地蕴含着与“易”相邻的“(易)中天”;反过来，“易中天”也有可能推衍出与“中天”相邻的“易”。

关于拈连：幂姆作为自主成分，在意向性、结构特点等方面会对依存成分施加影响，使自己这些方面的表现也或多或少地成为依存成分的表现。这就是自主成分对依存成分的拈连。例如，“顺天行道”作为某帮会的一个常用语，它所表达的意向，帮会里的人都是十分熟悉的。以它作为幂姆复制为一个隐语“川大丁首”时，是从“顺天行道”每个字都缺失一些笔画得来的。“川大丁首”的语法语义组合本来是很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语言单位来运用，因为“川大丁首”同“顺天行道”在字形上的相似性使人们看出“顺天行道”在结构特点上对它的拈连，从而也将“顺天行道”的意向性“拈连”到 仿体上来。从本质来说，自主成分对依存成分的拈连，是通过相邻/相似关系使依存成分发生顺应效应 (accommodation effect)。所谓顺应，是指一个结构为顺着另一个结构的特点而模仿该结构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过程。应该说明的是，这里的“顺应”、“变化”、“模仿”等等，并不是语言结构自身的变化;“川大丁首”本身并没有变，只是人们通过对两个成分的对比得到“川大丁首”同“顺天行道”相似的感受所产生的认知效应。总之，幂姆同它的仿体，自主成分同依存成分，这二者的关系有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两个语言单位已形成了一种联结，以相邻/相似的维度相维系，一个成分(幂姆)包含、规定和支撑另一个成分，一个成分(仿体)模仿和感受另一个成分。仿体的效应依赖于幂姆-仿体的联结赋予它的价值和意义，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它在这一联结中能实现的功能。

幂姆的运作就是模仿。所谓模仿，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选择和认定，尝试把它变成为自己的意识或行为的结果的过程。格式塔理论表明，选择并认定相邻/相似关系是人们感知外界事物的重要心理基础，因此这也成为模仿的重要心理基础。这同样也适用于语言幂姆的模仿;这个过程，说得具体些，就是选择和认定语言幂姆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那个因子，通过相邻/相似关系，用通感、通知、通理的手段，将有关的因子复制成仿体的过程。

7.结束语

模仿是人们学习和运用语言的重要手段。幂姆作为研究语言模仿过程和特点的一个理论假设，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问题是要尽量跳出就事论事的窝臼，通过对幂姆现象的分析把握语言模仿的认知过程和特点，这是语言学研究的任务。

参考文献

巴萨拉，2000，技术发展简史[M](中译本)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佩卓斯基，1999，器具的进化[M](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梅洛-庞蒂，2001，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卡西尔，2004，人文科学的逻辑[M](中译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徐盛桓，2006a，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P] 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会议.南京.. 2006,5。

徐盛桓，2006b，自主与依存[P]，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的学术报告，2006，8。

[1] 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可以对基因的变异作出一定的控制，例如转基因等。因而基因除了有自发变异外还有诱发变异;诱发变异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了人造物。这里的说明只从完全的自然状态下来说的，不包括这种情况。

黄 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原载《外语研究》2007年第3期

摘要：“As… as” 构式是表示同等比较的构式，典型的构式义是表等同的比较。但是多种不同的语义关系，如比较中的对比、递进、转折和条件等，都可以进入此构式。本文以基于心理模型的常规关系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为何不同的语义关系可以进入“as… as” 构式，即这一构式形成的机理。研究表明,相邻/相似的关系是构成“as…as”构式的深层机理。

关键词：“as…as”构式;形成机理;心理模型;相邻/相似

1 导言

“基于心理模型的常规推理研究范式”(徐盛桓,2006a,b,c)初步建立起含意常规推理的因果求索机制。这是对常规关系研究的深化，从更为抽象的层次对常规关系作了新的概括：常规关系可以从 [相邻±]、[相似±] 两个维度审视，而语言表达是现实世界的关系通过人类的认知为中介在语言中的投射，因此相邻/相似关系可作为研究语言运用的切入点，既可以可用来进行语用推理和话语含意推导，也可以解释语言表达式形成的机理。与此相应，基于心理模型的常规关系研究范式分别建构了“显性表述-隐性表述推导框架”和“自主-依存分析框架”。本文在“基于心理模型的常规关系研究范式”内，探讨为何多种不同的语义关系可以进入表示比较意义的“as…as”构式，分析解释其形成的机理。我们认为 “as…as”构式的形成受人们大脑知识结构对于相似/相邻关系认识的制约，其运用是人们对相似/相邻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认识在语言运用中的投影。

2 “as…as” 构式的一般说明

Quirk et al(1985:1137)认为，“as…as”构式的基本意义是表示同等比较(comparisons of equivalence)，即比较的对象(target of comparison，简称T)和比较的参照基础(base of comparison，简称 B)在某个特征(characteristic，简称 C)上一样或极为相似，如： Her skin (T)was as white (C) as snow (B)/ Peter is as cunning as a fox./ He’s as strong as an ox, and active as a cat.等。据统计，像这样的表达在英语常用的熟语中就有至少300个。(http://www.phrases.org.uk/meanings/43850.html)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将某一大家熟知的具有某种独特特征的事物作为比较的参照基础，说明比较的对象所具有的同样特征。这类熟语往往是涉及不同的人或物的相同特征的比较，是单一变量的比较(single-variable comparison)。但是，我们也注意到“as…as”构式还可以表示相同事物或人的不同性质比较(如下面例1、2、3)，或表示不同事物或人之间的不同性质比较(如例4、5)，即该构式还可能涉及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变量(cf. Quirk et al 1985:1132 )。这就使得进入“as…as”构式的内容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体现出除比较之外的其它语义关系，如并列、递进、转折、对照、等值、同位、迭加等。(林有苗，1998)那么，为何多种不同的语义关系可以进入“as…as”构式?

就我们读到的文献来看，许多学者都比较集中从语法的角度讨论了“as…as”的用法和特点，(如Close 1975, Quirk et al 1985，张道真 1995等)，而对于它的语义、语用分析多集中于诸如“Bill is as tall as Ann is.”这样涉及单一变量的比较。(如 Horn 1972, 2001, Klein 1980，Kratzer 2003，引自Bhatt & Pancheva (2004)) 所以，对于涉及多个变量的“as…as”构式的形成和解读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研究就是在这方面的尝试。

首先，我们就“as…as”构式的理解进行了实验，实验的目的是了解这一构式所涉及的不同的语义关系是否能被解读。

3 实验

实验对象包括英语专业的本科生26人、硕士生25人和博士生3人。我们给实验对象8个具有代表性的包含“as…as”的句子(斜体部分，句子取自网络、语料库或小说)，要求他们独立翻译这些句子。以下例句是其中的5个：

(1) Wendy Jo is a pleasure to work with; she has a great positive attitude and strong work ethics. She is as creative as she is beautiful.

(2) Deep Roy is an actor that also does stunts. He’s appeared in many influential films and has quite a repertoire. Deep is as great an actor as he is short and that’s saying a lot.

(3) It didn’t matter to him either, but he was as polite as he was pale, and he always did his best to keep any ball rolling. (J. J. Farjeon: Waiting for the Police )

(4) He was as handsome as his wife was beautiful.

(5) Dobbin looked as pale and grave as his comrade was flushed and jovial. (Thackeray: Vanity Fair)

翻译的过程首先是对语义的解读过程，可以揭示实验对象的认知倾向。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我们发现：

在翻译中出现诸如“和……一样”字眼的占句子总数的14%，而且不是平均分布，即有的实验对象用的多，有的根本不用;同时在这14%中，有28%的句子出现了“补足”成分，即进一步说明比较的不同性质特征的共同点，如程度、方式等，从而使语义表达完整(如有人把第2句翻译为：迪蒲的个头低和他是是个著名演员一样出名)。我们询问了多用诸如“和……一样”字眼进行解读的实验对象，发现他们往往依靠“as…as”的构式意义——“和……一样”/“和……相似”(exactly as/ at least as，参见Horn 1972, 2001, Klein 1980，Kratzer 2003, Bhatt & Pancheva 2004)[1]，而不管它们的具体属性和细节。

另一方面，在翻译中出现典型的表示递进、对比、转折或条件等关系的字眼的占31%。实验对象在构式意义的基础上，进行横向搜索，找出有关进一步显示T和B之间关系的因素后，对某一层次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综合，最终达到特定的理解。

为什么对于同一“as…as”构式会有不同的语义解读?换言之，为何如此各不相同的语义关系会共处于同一语言表达式中?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as…as”构式所具有的不同语义解读。

4 语义分析

不管表示“完全一样” (“exactly as”) 还是“至少相似” (“at least as”) ，简而言之， “as…as”构式的构式意义可以认为是“与……一样”[2]。但是，我们发现，当它涉及同一事物或人的不同性质比较，或不同事物或人之间的不同性质比较时，比较的内容之间的语义关系会呈现出多样性，仅仅用构式意义来理解还不能完全满足交际目的。我们可以将“as…as”所比较的内容之间的语义关系进一步分解为类比、递进、转折和条件。

4.1 类比

类比表现出相似、类似等的关系。类比指根据一物与另一物在某一(些)特征相似/不相似而作出二者在其他一(些)特征也相似/不相似的推论。它是存在于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一种抽象的关系。通过类比，可以使一个人或事物与另外的人或事物的同或异显现出来。若两人/物完全相同则不用比较，若完全不相同亦不必比较，比较只是重复而无意义。一般而言，类比介于“同”和“异”两个极端之间。具体到“as…as”构式，类比的关系在这里指T和B的相似或相异的特征在方式、程度等方面可作同向或反向比较。这样使得T的某特征在B的相比之下而凸现出来，或至少显示得更清楚一些。

4.1.1 同比

4.1.1.1 一般同比

(6)He is as cunning as you are clever. (他的狡猾好似你的聪明。钱歌川)

(7)He is as kind as his sister is honest. (他妹妹诚实而他和蔼。ibid)

在上述两例里，(6)(7)分别将两个人所具备的不同特征cunning/clever和kind/honest进行比较，前者的比较建立在“智力”范畴的基础上，如果说智力有高低之分的话，cunning/ clever都属“高”这一部分;后者的比较建立在“人格特征”范畴，如果说人格特征有好坏之分的话，kind/ honest都属“好”这一部分。换言之，比较基于某一范畴连续统的同一端。例(1)也属此类。

同比在“as…as”构式中有一种特例，表现为“as…as”后加can/ever/any/possible”这种形式。这时整个构式表示极比，即表示最高级的含意。例如：

(8)The old folks made me welcome; they were kind as kind could be. (C. F. Woolson: Kentucky Bell )

(9)“Thou’rt wrong, my friend,” said good King Hal, “As wrong as wrong can be.” (Charles Mackay: The Miller of Dee)

钱歌川将以上两句的“as…as”构式分别译为：“亲切得无以复加”和“错得不能再错了”，均是表达最高级的意思。

4.1.1.2 递进

“as…as”构式中的递进关系表现在对T的同类特征的比较，但它表达的是同一事物或人所具备的不同特征。当这些特征被“as…as”构式连接起来后，它们的关系不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例如：

(13)“People don’t appreciate me here!” the surgeon exclaimed; lowering his voice, he added, softly and slowly, “except one–except one!… A passionate soul, as warm as she is clever, as beautiful as she is warm, and as rich as she is beautiful.”

(Thomas Hardy: The Woodlanders)

(14)He was as covetous as cruel. (Sir Henry Wotton, 1568-1639)

在(13)中，warm, clever, beautiful, rich都是“她”的特征，这些特征通过相互比较一一凸现出来。在实验中，有人把这部分翻译为：她不仅聪明而且热心;不仅热心而且漂亮;不仅漂亮而且富有。层层递进，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同理，(14)句的意思是：他既残酷又贪婪 (钱歌川)。需要指出的是，比较所涉及的特征在句中的地位不是对等的。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另文说明。

4.1.2异比

4.1.2.1 一般异比

(10)They are an odd couple. She is as tall as he is short, and he is as fat as she is thin. But they are both as happy as they are old. (杨立民：52)

(11)Dobbin looked as pale and grave as his comrade was flushed and jovial. (Thackeray: Vanity Fair)

(12)Pippin is as brave as he is foolish.

(10)涉及两组反义词：tall/short和fat/thin，显然这是反向的比较。它与同向类比一样，比较建立在同一范畴的基础上，不同之处在于，比较的是某一范畴连续统的相异两端。(11)同样涉及两组反义词：pale/ flushed和grave/ jovial，这句话有人翻译为：“都宾颜色青白，一脸的心事，跟他那满面红光兴致勃发的朋友刚刚相反”;钱歌川译为：“达宾看去面色苍白，态度庄严，而他的同志就是面孔发红，心情愉快。”前者译文中的“刚刚相反”显然是根据语义补足而来的，进一步表明都宾和他的朋友们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译文中的“而”当然表示对比的意思。(12)句中的brave和foolish虽然不是反义词，但是它们在我们的认识当中，分别属于“好”的和“不好”的 “人格特征”，因而也处于谈论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这一论域的连续统的两端。有的受试者把它翻译为：Pippin 有勇无谋 ，有的译为Pippin虽然愚蠢却勇敢。这都体现了对立的意义。

4.1.2.2 转折

表示转折意义的“as…as”构式同样表现的是同一事物或人所具备的不同特征，但比较的特征为反向比较，并必须处于某一论域连续统的相反方向。

(15)Deep Roy is an actor that also does stunts. He’s appeared in many influential films and has quite a repertoire. Deep is as great an actor as he is short and that’s saying a lot.

(15)被译为：Deep虽个子矮小，却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一般来说，男演员多是高大英俊，这样个子矮便不是通常人们认为明星所通常具有的特征。这样，short/great在这一语境下有一些不相容性，所以可以隐含转折的意思。

4.2 条件

表示条件关系的“as…as”构式中的T和B同样是重合的，比较的特征在深层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条件或因果关系。例如：

(16)At 45, he has been in more genre and exploitation films than you can shake a 2,000-year-old Egyptian soul-sucker’s arm at (should you be so inclined), but even he realizes that in the eyes of Hollywood, an actor’s only as useful as he is young, which coincidentally happens to be Bubba Ho-Tep’s roundabout theme. (An interview with Bruce Campbell of Bubba Ho-Tep)

(17)Never forget that a chain is only as strong as its weakest link. Your spiritual “inner” space helps determine the spirituality of America as a nation.

在实验中，有人将(16)翻译为：一个演员只有年轻才有用;演员是靠年轻吃饭的;演员是吃青春饭的。尽管表述各异，但都体现了useful/ young之间的条件关系：“年轻”是“有用”的前提。例(17)中“a chain is only as strong as its weakest link”是英语的一个谚语，源自C. Kingley 1856年的一封信。它的含义是“No matter how strong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trong, it is always limited by its weakest attribute. ”(Titelman，1996)在实验中，相当一部分人将其翻译为：一条链子的强度取决与它最弱的环节。换言之，强度的大小是以“最弱的环节”的强度为前提的。其实，转折同条件也有关系。一般说来，有什么的条件就会得到什么的预期结果，这就是“条件-结果”的关系;一定的条件得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相反结果，这就会产生转折甚至让步。

4.3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as…as”构式所体现的语义关系主要包括类比、递进、转折和条件等，据此我们可以将“as…as”构式进一步作如下分类：

一般同比

同比

类比 递进

一般异比

as…as 异比

转折

泛比：条件

下面，我们回到§3提出的问题。

5 运用机理的认知分析

以上的语义分析告诉我们，“as…as”构式可以用来进行各种层面的比较：可以是不同的T和B在同一C方面的比较，可以是T和B在不同C方面的比较，还可以是T本身不同C的比较;可能是同比，也可能是异比等。表面看来似乎没有规律，但实际上“as…as”所涉及的比较不是任意的，例如：

(18)a. The table is as long as it is wide.

b. ?? The table is as long as it is wooden.

(18b)的比较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长”同“木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因而缺乏可比性。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客观外部世界自身的关系通过人们的认知作为媒介投影为语言规则的结果。当我们检视上述1-18a的例句并同18b作比较时会发现，可以接受的表达式总是表现为被比较的双方(事物或特性)有可比性;反之，像18b例句中被比较的双方(这里是特性long和wooden)缺乏可比性。这同人们对什么是“比较”的认识有关。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比较是在两种(或以上)同类的事物或状态之间进行的，这样才能辨别其异同或高下;这里重要的是“同类”。与此相联系的是“比附”，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比附是指“拿不能相比的东西勉强相比”;既然是“不能相比”还要“勉强相比”，这就必定显得牵强。我们可以说，1-18a是“比较”，是同类的事物或性状在不同情况、条件、观察角度下的比较;18b是比附，long同wooden是不同类的两种性状，硬是要比，就难免显得牵强了。

问题是什么是具有“同类”关系?我们认为，具有相邻和/或相似关系是两事物、性状等具有同类关系的必要条件。

根据徐盛桓论述，人们是通过事物间的常规关系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而常规关系可以进一步抽象为相邻和/或相似关系，使两事物或性状互为关系体，这就是事物的“关系性” (relationality);人们头脑里的知识结构就体现为以相邻/相似关系的抽象知识为维度组织起来的类知识结构。(徐盛桓2006a,b,c)为什么人们头脑里的知识结构是以相邻/相似关系的抽象知识为维度组织起来的类知识结构?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人们在A市坐公共汽车的过程可以抽象为一连串相邻的环节，在B市、C市、D市……也可以抽象出一连串大同小异、有同有异、甚或小同大异的一些相邻的环节;现在的环节可能同十年前的也是大(小)同小(大)异。不同程度的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就是不同程度的相似。这样，不同时空的“坐公共汽车”的过程就可以抽象为一个由若干相似的相邻环节串形成的“坐公共汽车”小范畴。坐火车的过程也会有同坐公共汽车那样的一连串的大(小)同小(大)异的环节;坐轮船、坐飞机……也会有同样的大(小)同小(大)异的环节。这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横向来说，各环节以其前后依次序的排列建立起相邻的关系;从纵向来说，各种交通工具又以其相邻环节的大(小)同小(大)异建立起相似的关系。同时，纵向的第一列同第二列、第二列同第三列……也是相邻的;甚至第一列同第三列也是相邻的，只不过相邻的程度不如第一列同第二列罢了。这些相邻/相似的关系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常规纵横交错地组织起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成了我们认识上的一个稍大的范畴，或者说，是我们头脑里的一部分小小的知识结构。在一个范畴内，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各个方面就存在着可比性比，因为它们是在一个范畴内，有相邻/相似性，可以比外形、性状、功能、花费、速度、服务质量……，可以同比、异比、泛比……。同样，不同时空的小学的入学考试(假设分别招生)也可以建立一个小范畴;考小学、考中学、考大学、考研究生、考公务员、考托福……也可以以其横向的相邻和纵向的相似关系形成一个“以争取录取为取向的考试”的稍大的范畴。在一个范畴内横向、纵向的各小范畴彼此就有“同类”关系;换句话说，有相邻/相似性是具有同类关系的必要条件。同类的事物才可以相比;换句话说，具有相邻/相似性两事物才能够相比较。例如：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内，其中一个环节是都要交费(买票)，这一点乘坐各种交通工具都是相似的，就可以比较：Taking an airbus is as economic as taking a train。报名考试也要交费;从“交费”这一点来说，同坐公共交通工具要交费有相似之处，也可以归为“同类”，这两种“交费”也可以比较：Paying for the TOEFL enrollment fee is as expensive as taking a flight from Paris to London。这是一般同比。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会期待一些服务的标准，假设人们的期待一般按安全、经济、方便、快捷等排列，这些方面以其都作为服务的标准的相邻/相似性归为一个范畴，这些标准也就可以比较：Taking a train is as safe as it is speedy。这是递进。

显然，相似性大较易进行同比、相似性小的较易进行异比,而处于两极的异比就是转折。“经济”同“昂贵”就是处于“价格”范畴的两极:Taking a bus is as economic as taking an airplane is expensive。

如果我们把在服务标准中化费多一点的钱看作是换来舒适和快捷的条件，把这纳入比较句，这就可能是“条件”了：Taking a 767 is as comfortable and speedy as it is expensive。这里expensive作为条件同comfortable and speedy作为结果不但有同作为服务标准的相似性，而且还有因果的相邻关系。

从上面的例证可以看到，进入as…as句式的各种不同的“比”的两事物、性状等，是以相邻/相似的关系维系着的，相邻/相似的关系是构成as…as句的深层机理。徐盛桓(2006a,b,c)曾多次说明，相邻关系和相似关系是人类感知、认识、把握外界事物的重要维度，人们大脑中的知识结构是依靠相邻/相似关系组织起来的，甚至不同认知域的投射和认知合成(cognitive blending)也是以利用相邻/相似关系为契机的。相邻可能是时空相邻、领属相邻、性状相邻、因果相邻等，相似关系包括如性状相似、结构相似、过程相似、功能相似、关系相似等。相邻/相似关系不但如上所述是一个具体的as…as句构成的深层机理，而且是多种语义关系都可进入as…as构式的深层机理：在我们看来，表递进、条件等的as…as句，是由同典型的表同比的as…as句具有相邻/相似关系类推而成的。

As在中古英语先是作为副词，表(of quantity or quality)to the same extent义，然后发展为可用作关系副词和连词，表in the same way that义(《牛津双解英汉小词典》译为“如同……那样”)，引起一个从句(可以是省略句)，而主句要用副词as 带上副词或形容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比较句as…as。典型的比较句如Her skin(T) is as white (C) as snow (B) is white，汉译(直译)是“她的皮肤白得如同雪那样白”。用简便的方法“=”来大致表示in the same way，那么上述例句可形式化地表示为：(1)CT = CB，这是比较对象同参照基础用同一特征作比较;也可能以参照基础的另一特征作比较(2)，还可能以比较对象的自身作为参照基础，同自身另一特征作比较(3)：

(1) CT = CB

(2) CT = C’B

(3) CT = C’T

不言而喻，三式有其相似之处。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文说过，比较是要在同一个范畴里进行的;在同一个范畴里的性状，有着相邻/相似性。在(2-3)不同特征的比较中，有关的性状表现出同向性，而且相邻较近，结果是“同比”;相邻较远，很可能成为“递进”。有关的性状表现出反向性，这就造成了反比;两性状可以建立一定的条件关系，结果是合理的，那就是“条件”，反之就可能是“转折”。从这里可以看到，as…as构式大家庭里的多种语义表达式，的确是以相邻/相似关系为其机制生成的。

6 结束语

我们对于“as…as”构式的研究表明，人们可以在自己的认知活动中，把不同事物或关系的具体的或抽象的相似/相邻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比的或对应的格局，由已知的、熟悉的存在和境况顺利地向未知的、陌生的存在和境况过渡，藉以达到把握和理解后者的目的。这就是以相似/相邻为纬度在二者之间建立常规关系，将事物连成一个可以理解、可以解释、可以预测的网络。“as…as”构式的形成就是人们这种认知方式在语言中的投射。

参考文献思

Bhatt, R. and R. Pancheva. 2004. “Late Merger of Degree Clauses”, Linguistic Inquiry 35 (1), 1-45.

Close, R. A. 1975. A Reference Grammar for Students of English. London: Longman.

Horn, L. 1972. On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of Logical Operators in English. Ph.D. thesis.

Horn, L. 2001. A Natural History of Negation. CSLI Publications.

Klein, E. 1980. “A Semantics for Positive and Comparative Adjectiv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 1-45.

Kratzer, A. 2003. “Scalar Implicatures: Are there Any?” Talk given at the Workshop on Polarity, Scalar Phenomena, and Implicatures, University of Milan-Bicocca.

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 J.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Rickford, J. R., T. A. Wasow, N. Mendoza-Denton & J. Espinoza. 1995. Syntactic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progress: Loss of the verbal coda in topic-restricting as far as constructions. Language Vol. 71 (1):102-131.

Titelman, G.1996.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popular proverbs & say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林有苗.1998.As…As…结构的特殊语义关系初探[J].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Vol. 17 (1) .

钱歌川.1972.翻译的技巧[M].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盛桓.2002.常规关系与认知化[J] .外国语 (1) .

徐盛桓.2003.常规关系与语句解读研究[J] .现代外语 (2) .

徐盛桓.2004.成语的生成[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 .

徐盛桓.2006a.“成都小吃团”的认知解读[J] .外国语 (2) .

徐盛桓.2006b.常规推理与“格赖斯循环”[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

徐盛桓.2006c.相邻和补足——成语形成的认知研究之一[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 .

杨立民(主编).2003.现代大学英语精读4[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张道真.1995.实用英语语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 Horn, Klein, Kratzer, Bhatt & Pancheva 并未用“as…as construction”这个说法，但他们探讨了比较句中as所表现出的基本意义。Horn, Klein, Kratzer从(新)格莱斯的量原则将“exactly as”和 “at least as”看作是as的强、弱等级含义(scalar implicature) ;Bhatt & Pancheva则认为“at least as” 和 “at least as”是as的两个基本意义(basic meaning of as)。

[2] 对于 “as…as” 的构式意义，作者专门向 “mental logic” 创始人之一的美国心理学家David O’Brien请教，他认为“as…as”构式中所进行的比较是相等比较。( “In all of these example of “as… as…”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the first attribute is being compared to the second attribute so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first cannot exceed the strength of the second, or the two are equal.”)他对文中例(3)的释义是“He was equally polite as he was pale.”( David O’Brien, 2006/4/25)对于这样的释义我们无可厚非，但似还不够完备。

李淑静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封475001)

原载《外语研究》2007年3期

摘要： 本文在“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的框架内，参照 DRT的表述系统，探讨会话含意推导的形式化刻画。话语有两种意义成分，一是话语的命题意义，二是话语所携带的信息;前者是稳定的，后者依赖语境的、是动态的。话语的意义是命题意义和话语信息的复合。话语意义的理解同语用推理过程在认知上是一致的，运用的是泛因果关系的“说得通的解释”的非单调推理。认为这个解释“说得通”使得认知主体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信念。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扩充DRT的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形式化系统，话语的意义首先在语篇基础上得到真值条件解释，然后在语境中根据“说得通的解释”原则，在语境中寻找话语信息以证明自己信念的合理性.

关键词：“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语篇表征理论;会话含意;常规推理

1.引言

语用意义的逻辑分析大多以话语行为为主，如Belnap & Steel(1976)、Karttunen(1977)、Groenendijk & Stockhof (1984)、Vanderveken (1991)，其中Vanderveken (1991)关于话语行为的形式化描写非常系统，但没有涉及到会话含意。蒋严(2002)探讨了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认为语用推理是溯因推理在言语交际中的具体应用。徐盛桓(2005)也构建了一些形式化的语用推理逻辑推导式，他认为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是合情推理。徐盛桓(2006a,b)提出的“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认为，语用推理就是在下向因果力制约下找“说得通”的理由的推理，这是对合情推理的进一步概括。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的框架内，参照 DRT的表述系统，探讨会话含意推导的形式化刻画问题。本文的基本假设是(i)语篇表征理论的语篇关系描写反映了人类话语理解的认知性质，可以近似地模仿明示意义(explicit meaning)的理解过程，(ii)言语交流中，“说出来的”意义和“未说出来的”意义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有认知基础，(iii)语用推理中，人们并非严格地运用逻辑规则，更多的是凭经验理解话语，所以推理的前提具有非保真特点，因此推理结论可修改，推理结论非唯一性，(iv)言语交流的意义是动态的，依赖语境，因此语境有助于确定合理的结论。第(i,iv)点是DRT的观点;第(ii,iii)点在徐盛桓(2006a,b)有明确的论述。

2. 理论依据

“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认知过程指大脑在抽象知识系统的制约下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抽象、储存、组合、表征的心理过程，语用推理同这些活动都有关;语用推理依赖心理模型，是创建和操作模型的认知过程，心理建模是推理的基本形式;心理模型是人们心智中知识结构的组织形式，心智中的知识是人们对事物间的常规关系的认识，体现为以相邻/相似关系的抽象知识为维度组织起来的类知识，并分解为小型知识集;语用推理是通过心理建模对感知的话语进行下向因果求索，需要从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中抽取和整合推理的前提，求索的切合点是泛因果关系;语用推理同日常话语理解没有本质上的区别。DRT的内容见下面的分述。

2.1 DRS的认知维度

最初的形式语用学的研究是蒙太古式的，包括蒙太古在内的形式语义学家把时态逻辑、模态逻辑、形式语用学和内涵逻辑结合起来研究自然语言。(Partee，2001)蒙太古语义学认为，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在原理上没有根本区别的思想，持的是语义组合理论(semantic compositionality principle)观点。但是，蒙太古语义学遇到许多困难，例如多语篇或者跨语篇中限定性和非限定性指称词的外延问题;于是DRT应运而生(对该理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Hans Kamp & Uwe Reyle (1993)，邹崇礼1995; 蒋严&潘海华 1998;方立2002)。它不同于经典的蒙太古形式语义理论主要表现在：(i)DRT是动态地描写语义，语句的意义不是真值条件，而是语境改变潜能(Context Change Potential, CCP)，(ii)命题的逻辑形式不同于经典逻辑，(iii)语句中的个体变量，尤其是指称词的赋值有语境依赖性，自然语言的语义预设得到更多关照。DRT的运作形式如下：话语的逻辑形式是语篇表征结构(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Structure, DRS)，每个DRS的形式为，前者是论域，包含了话语中涉及到的个体;后者是条件集合，表示对论域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按照DRT惯例，话语“a girl cries”可以表示为。

如果话语中有预设成分，那么预设成分必须在语境得到满足，成为预设容纳(presupposition accommodation)。语篇可以合并，初始语篇中的预设成分在语境中得到满足，也就完成了语境和初始语篇的合并。合并后的新DRS又成为下一语句的语境，新语句中的变量赋值仍然要参考合并形成的DRS的论域。例如，语句s1, s2的语篇k1, k2的合并得到⊕k1⊕ k2。为了书写方便，我们把合并后的语篇表示为，在此基础上新增语篇k3 = ，进行在此合并得到的DRS为。

DRT理论框架内进行会话含意推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于给理论独特的语句意义观。语句本身有意义，但是话语在语篇中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语句所携带的信息。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话语本身的意义同会话中的话语含意、把话语携带的信息同会话含意联系起来分析自然语言。这就是说，话语信息的处理直观地反映了人的认知特点：话语信息依赖语境，后续话语信息又依赖于先前的话语信息，话语信息的含意是动态的，话语的意义在于话语对语境的改变潜能，同时话语涉及的个体必须在语境中得到满足。虽然DRT的语境关怀只是局限在语篇语境，并没有关注语用推理的语境，但是这一思路对于语用分析确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在经典的DRT框架内加以补充，丰富其描写能力、强化解释能力，然后将其用在语用推理中。

2.2 话语意义、话语含意和常规关系

徐盛桓的含意本体论研究表明，会话含意是话语的内在属性。话语意义和话语含意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是含意的基础，含意是意义的延伸，二者可以看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意义和含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徐盛桓，1996，2006a)话语的含意是不稳定的，但在使用中含意又有可能固定下来，成为意义。其中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个体到群体，从特殊到一般。所以会话含意的一般和特殊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地联系着的，可以把话语同含意看作是一个连续统，根据群体意向成分的高低，其中的元素从最一般到最特殊排列。但是话语意义和话语含意的性质是不同的，意义的基础是话语中“说出来的”部分，含意是话语中“未说出来的”。“说出来的”内容是相对确定的，而“未说出来的”是不确定的，这就是含意的“ 可取消性”。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意义和含意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有认知基础的。从“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对心理模型的说明可知，人大脑中的知识结构是一个大型的知识集系统，是以相邻/相似关系把由常规的类知识构成的大大小小的知识集纵横交错地组织起来的网络。(徐盛桓2006b)语言符号是概念与知识联系的纽带。语言符号同知识中某对象之间的联系一旦被固化下来，这种关系又会成为认识世界的工具，表现为常规关系。(徐盛桓，2002)事物的相邻/相似关系是最容易把握的关系，这种外在的关系也反映在人们知识结构中，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正是常规关系的内涵。(徐盛桓，2006b)意义和含意的关系非任意性的认知基础就是以相邻/相似为内涵的常规关系。

2.3 语用推理的非单调特点和想当然原则

推理的单调性指的是从正确推理的前提总能够推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命题集G= {p1, p2, p3, …pn}推出j，那么G中即使增加f，也只能从G和f推出j。语用推理是非单调的，所谓非单调推理，指的是(i)结论可以修改，(ii)前提可以撤销。

语言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说话者的意向，换言之，话语交际以意向性为驱动机制。(徐盛桓2006c)因此解释话语背后的意向性是理解话语意义的重要环节。意向性的内涵主要包括：时间上指向将来时间、认知上肯定的信念、对对方能力的信赖等;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意向性中蕴含着听话者是按常规关系来理解的。事实上，语用推理的实质就是根据有关的显性表述，利用从心理结构的知识集提起的常规关系，通过一连串的“如果x则y”的推导进行显性表述和隐性表述的交替编码、组织和补偿，不断获得新认识，最后得到对有关话语用在这里的“说得通”的理解。这个过程，是在下向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 作用下局域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进展为话语的整体性解释的过程，即较低层级的所有过程受较高层级的行为制约，较低层级的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若顺应高一级层级的环境它就被选择而被接受下来，并向更高的层级发展，否则就被排斥。我们将话语运用的显性表述看成是话语表达的较低的层级，而该话语实际想要达到的交际目标看成居于较高的层级，从而具有下向因果力。所谓谋求话语的理解或解释，就是通过对不同层级的话语相互作用的考察，追溯其中的下向因果力对这些层级的显性表述的影响，接受合理的，拒绝不合理的，直至最高层级。(徐盛桓2006b)同时，对交际话语按常规关系来理解，意味着交际者是理性的，是理想的认知主体，因此相信(i)他能理性地对待他的信念的逻辑后承，(ii)他能充分内省。所谓内省就是个体对其自身的状态和条件的意识。(弓肇祥2004：233)有内省能力的认知主体可以相信或不相信某个信念，之所以会相信某个信念，是因为他知道该信念同自己的知识体系是相容的。话语理解作为语用推理的过程，交际者总是默认地相信一些信念，并把这些信念作为自己理解话语的前提或备用前提，而不是首先核查这些信念的真值条件;只是在发现某信念与既有知识不相容时才会排斥该信念。这就是Bach 说的“想当然原则”(Bach 1984);或者如徐盛桓所说，是在这话语的背景下“说得通”。因为理性的交际者认为，如果说话者知道这么说是不对的，他就不会这么说;换句话说，听话者之所以相信这信息，是因为他没法证明这些信息是错误的。我们就把这种现象叫做“想当然”，或者“说得通”，表述为：

j ®╞ B(a, j) (认知主体a想当然地相信j)

并有以下引理：

ØB a,Øj®╞j (如果主体a没有理由相信j是假的，那么j是真的)

根据常规关系理论，理性的交际者一旦相信一个信念，在交际过程中他不但要相信这个信念，还要承诺证明该信念是合理的，交际者的推理过程就是要实现自己的承诺的过程。这是语用推理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称之为证因推理原则：

B(a, j)®G╞ c j (如果主体a相信j，那么在语境c中j是真的)

该原则的引理是：如果j是真的，那么在语境中j可以得到证明的。用JST (justifiable) 表示“可证明的“，该引理可以表示为：

B(a, j)® JST c, a j (主体a相信j，那么语境c中主体a可以证明j是真的)

总而言之，理性的交际者在话语行为中依照常规关系进行推理，就意味着他承诺：寻找一切可能的信息证明话语为什么是说得通的。

3. 系统构造

正如前文所言，DRT语义理论是动态语义描写逻辑系统，其动态性是通过把语句的意义同语句的上下文语言环境联系起来，因此，DRT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用学逻辑体系。考虑到语用推理的上述特点，我们可以通过扩充经典的DRT语言以丰富其描写手段和强化其解释能力，构造一个形式系统。

3.1 扩充的DRS语言

我们通过增加认知主体集合A和信念算子B，扩充经典DRS语言，这样扩充后的DRS语言包括：话语变量集合W，包括元素x, y, z, …;专名集合À，包括元素John, Mary, …;关系集合Â，包括元素pn, qn, rn, …(n³0);认知主体集合A，包括元素a, b, c, …;逻辑联结词Ø(否定算子，“否”)，Ù(合取算子，“和”)，Ú(析取算子，“或者”)，®(蕴含算子，“如果…那么…”)，«(等值算子“等于”)， º(同一算子)，Î(成员关系，“是…的元素”);信念算子B(相信)

说明：(i)关系集合Â包含了狭义的“关系”和狭义的“性质”，当n = 0，p0是0元关系(“It rains”)、n = 1，p1是一元关系(“Mary cries”)、n=2，p2是二元关系(“John loves Mary”)等。(ii)信念算子B是命题算子，该算子刻画推理初始阶段交际者的默认推理状态，该算子在话语的最外围。

3.2 扩充的DRS句法

DRT中话语(命题)的形式是。语篇中肯定要涉及不同的对象，这些对象在DRT中都可以用u来指称，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性质或者与其他对象形成某种关系，这些性质或者关系可以用条件con来指称，条件con是确定话语真值的基础，原子语篇DRS包括个体和条件，即，条件可以分为原子条件和复合条件，后者由原子语篇与其它语篇通过逻辑算子结合形成。

如果任意的个体uÎW，和条件集合con，那么是语篇;

如果任意的个体xi, xj ÎW，那么xi º xj 是条件;

如果名称mÎÀ, 那么À(m)是条件;

如果关系pnÎÂ，个体x1, x2, … xnÎW，那么，p(x1, x2, … xn)是条件;

如果k1, k2是DRS，那么Øk1, k1Úk2, k1Ùk2, k1®k2, k1«k2也是条件;

如果k是DRS，aÎA是认知个体，那么Ba, k是条件。

3.3 话语的真值和话语的信息

Levinson (2001:125)认为，会话含意的推理要参照话语的逻辑形式及相应的真值条件(违反方式准则除外)。但是意义的分析如果仅限于话语的文字形式，而不考虑其它方面，那么交际意义的分析是不完全的。交际中，话语的语音形式也携带了大量的交际意义，例如，“玉米”(李宇春的歌迷)、“粉丝”(fans)等谐音现象，都是以语音形式存在的，其含意也是通过声音传递的。因此，应该区分话语的命题意义和非命题意义，在此，我们借用DRT理论的术语，分别叫做“命题”、“信息状态”。

DRT中，话语的真值指派不同于经典逻辑，也就是说DRT不是通过对应关系确定命题的真值条件，而是通过核查话语中出现的个体在语言语境中有没有指称来确定，这一点容易做到。但是如何在DRT框架内反映话语的信息呢?我们知道，会话含意的推理中，推理过程是“直觉地”、“非逻辑地”从前提延伸到结论，用徐盛桓的话来说，是“泛因果关系”的，最大程度地保证结论的合情合理。这种合情推理实际上就是认知主体通过内省达到一种认知状态。认知主体的内省行为指的是主体相信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逻辑后承，即如§2.3所述，主体相信命题j，j就是真的，主体不相信j，j就是假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话语命题的“真”与“假”决定于认知主体的知识世界，如果一个命题是真的，那么该命题的知识与主体的知识是相容的，不相容的命题就是假的。命题在主体的认知世界中对应的是认知状态，或者说某个概念。前文已经提到认知主体的知识结构内，概念是通过常规关系相联系的，因此，话语对应的认知状态也通过常规关系与其它认知状态相联系，这些“其它认知状态”就是话语的信息。由此可见，话语一方面通过语言形式与命题内容相联系，这是其静态意义;另一方话语还和语境联系，这是其动态意义，也就是话语的信息。话语含意的推理必须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

话语的意义指向的是认知主体的认知状态，该认知状态中记录不仅有命题内容，还有语境信息。话语的信息选择是动态的，具有语境依赖性。在扩充的DRT中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赋值函项F必须具有不同的功能。首先对话语的变量赋值，得到话语的命题的意义;然后把话语对应的认知状态映射到语境。

3.4 扩充的DRT语义解释模型

扩充的DRT解释模型的基本要求是：(i)话语中变量集合W不能为空，(ii)赋值函数有不同的功能解释，即既有真值运算功能又有常规关系上的认知状态选择功能，(iii)话语中的谓词集合F中的元素被解释成W上的DRS条件，(iv)对话语提供真值解释。因此扩充的DRT公式的解释模型M= ，模型中的元素分别是话语变量集合W，认知状态集合W，认知主体集合A，语境集合C，赋值函项F，V。

需要说明的是赋值函项F和V。前者是经典DRT中的实证函数，其作用是把话语k嵌入到语言的上下文语境中，使语句中的变量(代词、指示词等照应词)得到赋值。(这就是验证条件是否满足的过程，)满足条件的语篇是命题，与该命题对应的是认知主体心理的认知状态。此时，我们只得到话语的静态意义，并没有得到其话语信息，因此还需要再次进行泛函运算。

话语信息相关的泛函运算由函项V负责。函数把话语k(包括其声音形式、文字形式)所对应的认知状态参照语境映射到另一认知状态，函数运算驱动机制是认知主体对自己信念的辩护意向。言语交流意味着交际者要确立(或者拒绝)某个信念，还要为自己的认知过程辩护，其手段是通过常规关系把一个认知状态(静态意义)在语境中与另一个认知状态(动态意义)联系起来。过程如下：信息指派函数V是把k指派给语境和认知状态的偶对，即V(k) = w’´c，其中cÎC，w, w’ÎW，并且w’是w通过常规关系可及的(可通达的)。公式表明话语信息是是动态的，依赖语境。

语境集合C的范畴已不同于经典DRT中的语境概念，我们使用Verschueren (2001:76)语境概念，也就是说，语境中至少有四方面的要素：物理世界、心理世界、人际关系世界和交际者。而且语境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会能动地构筑语境，增减语境要素。

现在我们给出扩充的DRS中话语k的语义学：

(i) ╞ M , iff fÍWg 并且任意的条件aÎcon: g╞ M a

(ii) f╞ M x1 = x2, 当iff f(x1) = f(x2)

(iii) f╞ M À (x), iff, F(À) = {f(x)}

(iv) f╞ M Pn(x1, x2, … xn), iff ÎF(Pn)

(v) f╞ M Øk, iff不存在函数fÍWg使得╞ M k

(vi) f╞ M k1Úk2 iff存在函数fÍWg使得╞ M k1或者╞ M k2

(vii) f╞ Mk1Ùk2 iff存在函数fÍWg使得╞ M k1并且╞ M k2

(viii)f╞ M k1®k2 iff对于所有的函数fÍWg使得╞ M k1并且有函数h使得╞ M k2

(ix) f╞ M k1«k2 iff对于所有的函数fÍWg使得╞ M k1并且有函数h使得╞ M k2并且iff，对于所有的函数fÍWg使得╞ M k2并且有函数h使得╞ M k1

(x) f╞ M Ba, k，iff fÍWg并且有wÎW，╞ M, w, a k

(xi) v╞ M, w, a k，iff有w’ ÎW, cÎC, v╞ M, w’, c, a k

需要对公式形式加以说明：

i. f, g是语篇的变量赋值函项，由于语篇k=中的变量(例如代词等回指词项)在k中不能解释，需要参考上下文语境，所以变量赋值函项表示函项g把f的定义域扩充到话语变量集合W。经典DRT把这一过程叫做语篇k在模型M中的嵌入，表示为“fÍWg”(读作g扩充f的定义域到M的全域W)。如果语篇k=在上下文语境中得到解释，我们表示为“╞ M ”(读作：通过函项，语篇在模型M中可满足)。

吴炳章

(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青岛266003)

原载《外语研究》2007年第3期

摘要：作为人类经验重要方面的情感，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试图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在“概念隐喻”的层次上，对比汉英在情感概念形成和表达上的异同。研究发现汉英使用了许多共同的来源域，这是因为汉英具有某些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不同之处在于，汉英具体描述了隐喻和转喻的不同方面。隐喻和转喻不仅反映汉英的文化特征，而且分别构成了其文化的一部分.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隐喻、转喻、概念形成。

1. 本研究理论背景

从人的经验与人对这一经验进行感知和形成概念的方式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称为认知语言学。情感(emotion)是人类经验的重要方面，人们不仅在生理上且在心理上体验和表达情感，因此毫无疑问情感概念和与其相关的表达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由于这一问题较为复杂，关于情感概念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描写它们还没有达到共识。一般来讲，有三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人们共有的基本情感(basic emotions)表现为一组有限的普遍概念。根据这一观点，语言之间的差异与复杂情感不同的概念有关系(Johnson-Laird and Oatley 1989)。第二种是，不管是基本或复杂情感，不存在任何普遍的概念。普遍的只是构建情感的组成成分(component)。虽然世界上的人们都有愤怒、高兴、害怕等情感，但在不同的语言中情感概念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换句话讲，每一情感都是复杂的，都是由普遍组成成分按不同的安排构建起来的，这些普遍的组成成分就是语义元素(semantic primitive)(Wierzbicka 1992, 1998)。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们日常用来谈论情感的常规化语言是我们发现情感概念结构和内容的重要工具。情感并不是基本的和难以言状的东西，而是具有相当丰富的概念内容。这一概念内容由转喻和隐喻复杂网络所构建。语言之间的异同都可在更深的“概念隐喻”这一层次观察到，其相同之处则是两种语言使用了相同的概念隐喻或强调和利用了相同来源域(source domain); 其不同之处是两种语言使用了不同的概念隐喻或强调和利用不同的来源域。我们这里将采用第三种观点。

本研究使用的“隐喻”和“转喻”不是用来构建语篇的辞格，而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和概念方式(Lakoff and Johnson 1981, Lakoff 1987, Johnson 1987)。 Lakoff(1987)给隐喻下了个定义：隐喻是以一个独立的域来概念化另一个域，即域之间的一种映现(mapping)。这两个域一个是来源域, 另一个是目标域(target domain)。

转喻是一种更复杂的认知方式。隐喻指的是不同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之间的映现，而转喻则是同一模式内的映现。换句话讲，某一模式内的一个范畴代表着该模式内的另一范畴。转喻表达的功能就是通过指称同一模式内的另一范畴来激活(activate)一个认知范畴。Croft(1993:350)举了一个例子：There are a lot of good heads in the university. 在大学环境下，“智力”与“头”联系起来。在人类这个模式中，我们用一个范畴“头”代表另一范畴“智力”。

Goossens(1990)认为，虽然隐喻和转喻在原则上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但它们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作用的，Goossens创造了一个词叫“隐转喻”(metaphtonymy)来指同时利用隐喻和转喻的结构。

2. 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的汉语语料主要取自《汉语大字典》、《辞海》、《同义词词林》和《写作借鉴词典》，从中选出表示愤怒、高兴、悲伤、爱和害怕的五组同义词、句子和句群。英语的语料主要选自Athanasiadou 和Tabakowska(1998)中Wierzbicka, Gyori, Mikodajczuk, Taylor 和Kovecses等人的论文。在后面引用时不再一一注明。

对比采用历时对比和共时对比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这样的方法好处是，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考察汉英语言中情感概念的形成与表达：对于语义不明析 (semantically non-transparent)的字和词, 我们采用历时对比方法，研究其语义变化的词汇化过程(lexicalisation process), 例如对于汉语的“愤”“怒”“悲”“伤”“怕”“愉”“怡”和“爱”等字和词，以及英语中的”angry”, “fear”,”glad”, “happy”和”sad”等词，从共时的角度，我们无法观察其概念形成的过程，但从历时的角度(从词源上)可观察到其语义变化，寻找出其概念形成的轨迹。对语义明晰的(semantically transparent)词语、句和句群, 我们便从共时的角度分析出其隐含的概念隐喻或转喻，从而观察到概念形成的轨迹。例如汉语中的“大发雷霆”，“怒气冲天”，“义愤填膺”，“他一听就炸了 ”，“欢欣雀跃”“赏心悦目”“眉飞色舞”，“肝肠寸断”，“堕入情网”，“矍然失容”，“战战兢兢”和“杯弓蛇影”等。英语中的”She is boiling with anger.”, “He is a pain in the neck.”, “I am six feet off the ground.”, “I was tickled pink.”, “fear slowly crept up on him”, “He brought me down with his remarks.”, “His remarks threw cold water on the party.”等。

3. 历时研究

一个词语被语言常规认可(sanction)来指某一情感的情况可揭示这一情感概念形成的轨迹。人们选用一个词语作为某一概念形成 (conceptualisation)的目标结构(target structure)，且语法又认可了该词语，这一认可说明了这一新的词语在语义上是有理据的。也就是说一旦认可目标结构，概念形成也被认可了 (Langacker 1987)。Gyori(1995)认为，词汇化过程可与整个文化层次的范畴形成等同起来，文化范畴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包括语言编码, 因为只有通过编码, 这一文化范畴才能在文化中传播，才能成为这一文化成员认知结构的一部分。文化中某一概念的传播与历时语言的语言变化息息相关。创造一个新词语包含了语义的变化。

Gyori(1998)认为语义变化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语义变化是语言现象，但在这一现象中，语言的认知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语义变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前辈对现实的某一部分进行概念形成的情况，因此词源的语义极(semantic poles)可看作为凝固的概念形成(frozen conceptualisation)。 我们采取这一观点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任何新词语出现时，反馈机制(feedback mechanism)总会起着作用。每当人们创制一个新词语时，作为目标结构的语言材料会发生语义变化，但如果同时有来自该词语常规意义的语义理据、这个目标结构就有可能被认可为一个新的词语。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说话人总依靠其熟悉的知识来解释新的目标结构。因此，大多数语言单位的产生，在语言体系内部是有理据性的(王德春 1997：33)。二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类推思维。语言可使类推思维在言语集团的层次上运作。语言的词汇定义了一系列该集团成员掌握的概念范畴，说话人利用这些概念范畴来形成语义上有理据的概念。王德春(同上：34)指出：“一种语言事实按其他事实的特征类推而改变自己的结构特征。这条规律在所有语言的一切发展时期都起作用。”三是说话人有能力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一个同样的情境(situation), 即通过不同意象(image)来构建情境。施加于情境的不同意象与不同的经验有关，因此一个词语所体现的意象是其构建情境的常规方式，构成了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Langacker 1987)。这一观点也可用于历时的语义研究, 从词源来分析不同语言的同义词语，可表明语义变化受说话人这一能力的影响。表达同一情感的许多同义词语就能说明这一点。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研究情感概念的语言编码能揭示概念形成的文化差异，从而从更深的概念层次了解汉英语言的不同。根据隐喻和转喻的定义，我们把语义的发展看作为隐喻或转喻映现，以词源为来源域，以某一情感为目标域。本节只举例说明, 分析放在第五节。

3.1 “愤怒”情感：

汉语：“愤”：《说文》：“愤，满也。”《论语Ÿ 述而》：“不愤不啓，不悱不发。”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国语Ÿ 周语上》：“陽瘅愤盈，士气震发。”韦昭注：“愤，积也。”《淮南子》：“愤於中则应於外。”高诱注：“愤，发也。”以上分析说明，“愤”的原意是用行为或生理的反应代表情感，是转喻映现。并把“心”看作为一个容器，其隐喻为：+愤是积满于心的东西+[1]。“怒”：《说文》：“怒，恚也。”《字 Ÿ 心部》：“怒，恚也，愤也。”《淮南子Ÿ 本经》：“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充血，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怒”也是由生理的反映表示情感。以下对“怛”和“愠”的解释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怛”：《说文》：“怛，憯也。”《方言》卷一：“怛，痛也。”“愠”：《说文》：“愠，怒也。”《隐歆》：“怛，心所薀积也。”

英语： “Anger”的原始印欧语是”angh”意为“疼痛，紧缩”。也是由生理反映表示情感。其隐喻与汉语相似：+愤怒是身体内的疼痛和紧缩的感觉+。

3. 2 “愉快”情感：

汉语：“愉”：《说文》：“愉，薄也。”《论语》：“私观愉愉如也。”段玉裁注：“郑注云：“愉愉，容色和也。”“正薄乐之义。”段玉裁注：“此薄也当作薄乐也，转写夺乐字，谓浅薄之乐也。”“怡”：《说文》：“怡，和也。”“悦”：《尔雅Ÿ 释诂上》：“悦，乐也。”以上的字都以面色(容)表示这一情感，其转喻为：+愉快是和悦之貌+。

英语：”Happy”的原始印欧语为”Kob-”, 意为“合适，成功。”这是由引起愉快的原因表示情感。隐喻为：+愉快是当东西合适之时或当一个人成功之时+。在中世纪英语时 “happy”还有“财富”之意，因此隐喻为：+愉快是财富+。”glad”的古英语为”gloed”,意为“闪闪发光”。这是行为或心理反映表示感情。隐喻为：+愉快是闪闪发光+。”cheer”的原始印欧语”Ker-”, 意为“头，角”。行为反映代表情感：+愉快是用来表达愉快的物体+。这一语义发展的理据是，“角”常被用来表达愉快的乐器。”merry”的原始印欧语 “*mregh-u-”,意为短暂”，是效应表示情感：+愉快是短暂的时间+。”pleased”的原始印欧语”*plak”, 意为“平静”。心理反映代表情感：+愉快是平静+。

3.3 “悲伤”情感

汉语：“悲”：《说文》：“悲，痛也。”《正字通Ÿ心部》：“悲，戚也。”“伤”：《说文》：“伤，创也。”“伤”原指皮肉破损处。《字彙Ÿ人部》：“ 伤，戕也，害也。”《尔雅Ÿ 释诂上》：“伤，思也。”《篇海类编Ÿ 人物类Ÿ 人部》：“伤，悼也，痛也，感也，忧思也。”“恻”：《说文》“恻，痛也。”《广雅Ÿ释诂三》：“恻，悲也。”以上分析说明在汉语中人们用生理的反映来代表这个情感，其转喻为：+悲伤是身体的创伤和疼痛+。

英语：”sad”的原始印欧语”*sa-”, 意为“使满足”。行为或心理反映表示这一情感。满足导致安静，即当人非伤时，他是安静的。”sorrow”的原始印欧语”*swergh-,”意为“使担心，焦虑，有病。”导致这一情感的原因代表该情感其隐喻为：+悲伤是焦虑+。”grave”的原始印欧语“*gwere-”, 意为“沉重”。行为或心理反映表示该情感。其隐喻为：+悲伤是沉重+。

3.4“害怕”情感

汉语：“怕”：《说文》：“怕，无为也。”《广雅Ÿ 释诂四》：“怕静也。”“恇”：《说文》：“恇，怯也。”《素问Ÿ 通评虚实论》：“尺虚者，行步恇然。”张隐菴集注：“恇，虚恇也。”“恇”指的是面貌虚弱。行为和生理反映均可表示这一情感，其隐喻和转喻分别为：+害怕是不做事件或安静+，+害怕是虚弱貌+。

英语：”fear”的原始印欧语“*per-”意为“冒险(risking)”导致该情感的原因表示这一情感，其隐喻为：+害怕是冒险+。

3.5 “爱”情感

汉语：“爱”：《说文》：“爱，行儿。”《心部》：“爱，惠也。”“爱”原有“护

卫、保护”之意，例如“剑可以爱身。”爱有“贪”意，如《宋史Ÿ 岳飞传》：“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行为反映表示“爱”。其隐喻为：+爱是好和护卫+或+爱是贪+。

英语：“Love”的原始印欧语“*leubh-”意为“关心，欲望”，行为反映表示该情感。其隐喻为：+爱是关心+或+爱是欲望+。 Gyori(1998)指出“关心”和“欲望”是“爱”认知模式中的不可分割的固有概念。”like”的古英语”lician”, 意为“喜欢”。其日尔曼语形式”*lik-”, 意为“相似，相同。”导致该情感的原因表示这一情感。其隐喻为：+爱是当事物相似之时+。

4. 共时研究

对于语义上明淅的词语，我们便可从共时的角度观察到其从来源域到目标域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因此我们可较容易地了解和描写概念形成和词汇化的过程。在共时研究中，我们并不只分析情感命名词汇(emotion-naming lexemes), 而是要包括含有这些情感的句子和句群。正如Kovecses(1995)指出的，感情概念的跨语言比较不能只局限于情感的词义上，而是要在概念隐喻和转喻的层次上分析其异同之处。在这一层次上的研究需要详细的民俗研究，了解民俗心理和生理。但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只能就汉英语言在情感概念形成和表达上做一些初步的考察。在这一节里，我们重点考察汉英语言使用的来源域，并分别举例说明。

4.1 “愤怒”情感

汉英共用的来源域：1)火焰：一股压不住的怒火冲了上来，直顶脑门子。眼里射出万丈怒气，胸膛里沸腾着复仇的怒火。/他一听就火了。/火冒三丈。/Oh, boys, was I burned up. 2) 精神失常：他火得失去了理智。/He was insane with rage. 3) 侵犯性动物行为：他涨红了脸，怒目四顾，像一匹被追窘的野兽，正在那里伺隙反噬。/他活像一只忿怒的随时准备扑上去咬人的美洲豹。/Don’t snarl at me! 4)身体的不适：他气得头昏目眩。/He’s a pain in the neck. 5)自然力量：怒气如火山爆发似的喷射出来。/It was a stormy meeting. 6) 束缚的动物：他气得如同在笼子里的野兽来回奔跑。/He unleashed his anger. 7)斗争中的对手：他急促地在屋里走着，左颊上的肌肉不住地颤抖，突然，嘴里咯嘣一声，一个下槽牙碎成了两半，他没吱声，把掉下来的半块牙齿吐掉。/He was struggling with anger.

汉语用的来源域：1)身体中的气：他胸膛里充满了怒气。/怒气冲天。2)愤怒的表情与行为：他气得脸红脖子粗(面如土色，脸色蜡黄，脸色惨白，脸暴青筋)。/他气得双拳猛捶脑袋(浑身哆嗦)。

英语用的来源域：1)负担：He carries his anger around with him. 2)侵占：Here I draw a line. 3)运转的机器：That really get him going.

4.2“愉快”情感

汉英共用的来源域：1)离开地面：她一蹦一跳，乐得不行，只少两个翅膀，否则早飞上天。/I am six feet off the ground. 2)在天堂中：我仿佛在天堂中。/That was heaven on earth.3)活力：她觉得自己年纪轻了，人也漂亮了，走起路来步履轻快，好像减轻了十岁。/He was alive with joy. 4 ) 健康：他神采焕发，如同晴朗的春日。/It made me feel great.5)活得好的动物：海娃的心，这时候比公鸡还得意，比小鸟还要快乐。/He was happy as a pig in shit. 6)愉快的身体感觉：牛大水躲在东屋，心理乐滋、乱麻麻….。人到了这绿苗的草地上离开了尘嚣，……只任自己的身体纵横在这自然中，散着四肢，让这宁静的四周享乐自己，一直到忘我的境界。/I was tickled pink. 7)容器中的液体：他觉得快乐突然浸入他的全身，一下子达到每个毛孔。/He was overflowing with joy. 8)束缚的动物：小姑娘大约无法表达她的欢喜了，就一下跑到打锣鼓的那里，夺起鼓槌，使劲地擂起来，……。/His feelings of happiness broke loose. 9)斗争中的对手：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愉快心情。/He was knocked down. 10)精神失常：他乐得发狂。/They were crazy with happiness.

汉语用的来源域：1)愉快的表情与动作：他乐得狂呼乱跳(拼命拍掌，抓耳挠腮，眉开眼笑，嘴角咧到耳杂)。/眼角眉心漾着喜气。2)愉快的环境：窗外的月亮在笑，桌上煤油灯的火苗好像在快活地跳跃，整间屋子都欢乐了。3)身体或心浸在暖水中：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英语用的来源域：1)向上：We had to cheer him up. 2)温暖：That warmed my spirits. 3)自然力量：He was swept off his feet.

4.3 “悲伤”情感

汉英共用的来源域：1)黑色：今天是黑色星期一。/He is in a dark mood. 2)缺乏活力：他悲痛得成了木头人儿。/This is disheartening news. 3)容器中的液体。他心中充满伤悲。/I was filled with sorrow. 4)猛烈的身体力量：儿子因车祸死亡的消息对她打击太大了。/That is a terrible blow. 5)精神失常：他伤心得痛不欲生。/He was insane with grief. 6)负担：世界上没有一种痛苦能够和他此刻所感觉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那样沉重。/He staggered under the pain.

汉语用的来源域：1)身体、肝、肠和心脏的痛：他默默地承受着那撕扯胸堂似的(剜心般的，万箭钻心的)痛苦。/一想到这一切，他就觉得自己心口上有一把锋利无情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剐着，血也在一滴一滴地流着。2)缄语：见他弟兄两个，只顾做生意，头也不抬，不觉触动无子之念，嘿然伤感。走入里边，坐在房中一个墙角里，两个眉头蹙作一堆，骨嘟了嘴，口也不开了。3)悲伤时发出的声音和流的泪：他悲伤得痛苦失声。/一时痛定思痛，禁不住恸哭出声。/她假装去洗脸，可是任凭怎样擦，也擦不尽刷刷流下的眼泪。

英语用的来源域：1)向下：He brought me down with his remarks. 2) 缺乏热量：His remarks threw cold water on the party. 3) 疾病：She was heart-sick. Time heals all sorrows. 4) 生物体：He drowned his sorrow in drink. 5) 束缚的动物：His feelings of misery got out of hand.5)对手：He was seized by a fit of depression.

4.4 “害怕”情感

汉英共用的来源域：1)容器中的液体：他心中充满恐惧。/The sight filled her with fear. 2) 邪恶的敌人：他独自走在树林里。天色渐暗，恐惧一阵阵地向他袭来。/Fear slowly crept up on him. 3) 折磨：杀了人后，他惶惶不可终日。/My mother was tormented by fear. 4) 疾病：这孩子受了极度惊吓，病倒了。/Jill was sick with fright. 5)精神失常：她受了惊吓后，神志不清了。/Jack was insane with fear. 6)争斗中的对手：她鼓起勇气，战胜了恐惧。/Fear took hold of me.

汉语用的来源域：1)害怕的表情与动作：他吓得黄了脸(脸像一张白纸，脸色发青，嘴唇发白)。/他吓得骨软筋酥(混身哆嗦，如筛糠一般，噤若寒蝉，背上冰凉)。2)心脏急跳和紧缩与呼吸急促：她吓得心头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心一下紧缩起来)。/他吓得声怯气短。3)魂离开身体和胆的丧失：她吓得魂不附体(魂气天外，失魂落魄)/他吓得惊心掉胆(胆颤心惊，心胆俱裂)。4)恐怖的环境：草木结兵，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英语用的来源域：1)超自然的生物：He was haunted by fear. 2) 不完全的物体。I was beside myself. 3) 负担：Fear weighed heavily on them. 4) 自然力量：She was engulfed by panic. 5)上司：His actions were dictated by fear.

4.5 “爱”情感

汉英共用的来源域：1)营养品：她眼睛里闪耀的是阳光，他忽然觉得需要她，非常需要她。/I am starved for love. 2)旅程：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起走过了30年的历程。/It’s been a long, bumpy road. 3)部分整合：他们爱得如胶似漆。/We’re as one. 4)靠近：他们爱得人跟影子一样不能分开。/They’re very close. 5)容器中的液体：她春心荡漾，像有一种力量在体内冲激，不能控制。/She was overflowing with love. b) 火焰：她一面说，一面热情地笑着。她的头发是棕色的，眼睛是棕色的，脸也是棕色的，全身就像一团棕色的烈火一样。何宗仁望着她，他像被她烤熔了似的，既不会动弹，也不会答话。/I am burning with love. 7)对手：尽管她一再告戒自己，要在感情的激流前面设下一道杂闸门，随时闸住自己的一种潜意识的流动。实际上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She tried to fight his feelings of love. 8)束缚的动物：他过于放纵自己的感情。/She let go of her feelings. 9)战争：他终于征服了她的心。/She conquered him. 10) 疾病：他患了单相思的心病。/I am heart-sick. 11)魔力：她好像有魔力似的，紧紧地吸引着他。/He was enchanted. 12)精神失常：他们爱得疯狂。/I am crazy about you. 13)罗网：他们是第一次堕入情网，尝到了初恋的妙趣。/They quickly fell in love.

汉语用的来源域：1)热和心跳加快：唯独一见她，血就发热，脸就发烧，心就怦然乱跳。2)甜蜜：她眉端的冰峰成糖山，他越品越甜。

英语用的来源域：1)自然力量和身体力量：She swept me off my feet. /I was magnetically drawn to her. 2) 上司：She was completely ruled by love. 3) 运动和游戏：He made a play for her.

5. 分析与结论

历时研究中所揭示的概念形成有重要的认知和文化的含意。在词汇形成的过程中，同一情感在不同语言中以不同的方式形成概念，而不同语言也以相似的方式对同一情感形成概念。在有一些例子中，不同情感以同一来源域为基础而形成概念。这些异同都反映出汉英文化的差异。

在“愤怒”情感中，汉英都用生理反映表示愤怒，但其强调的方面不同，汉语强调愤怒是积满于心的东西，把“心”看作为一个容器。这反映了汉语的文化特征。在古代，汉民族认为心脏是人体的五脏之首，“心主神”，就是“心”能主管控制人的思想及精神活动。如《孟子Ÿ 告子上》所说的：“心之官则思。”(常敬宇1995：41)。英语则强调以身体的疼痛或紧缩来表示愤怒。

在“愉快”情感中，汉英以不同的来源域表示愉快。汉语以生理反映(面色)表示该情感，而英语则以引起该情感的原因、行为和心理反映表示。

在“悲伤”情感中，汉语以行为和生理反映表示，而英语则以导致该情感的原因表示。

在“爱”情感中，汉语和英语都以行为反映表示，而英语的”like”则以导致该情感的原因表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注意到，词语的词源显示了某一情感的概念形成有许多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预测情感概念语义变化的方面，这五个基本情感都以生理反映、心理反映和行为反映以及导致情感的原因为来源域，通过转喻、隐喻或隐转喻，映现到情感上去，这说明汉英语言反映出了共同的语义关系。

作为来源域的词源，在历时的概念形成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隐喻和转喻，也就是说情感隐喻和转喻的来源域并非专属于某一情感。例如在汉语中行为和心理反映属于愤怒、害怕、爱情感，而在英语中行为和心理则属于愉快、悲伤。词语的词源还显示，汉英词汇化了(lexicalise)某一情感概念形成的不同部分，例如在“愉快”情感中，汉语词汇化了其生理反映那一部分(面色)，而英语则词汇化了导致情感的原因或行为和心理反映那些部分。这也验证了 Langacker(1987)的论断，即不同语言以不同的意象来解释同一情境。这一点在共时分析中更加明显。

在共时研究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汉英语言对隐喻和转喻的具体描述(specific elaborations)不同，汉英在表达情感时侧重点不同，在下面的五种情感中，汉语总是详尽描述心脏、表情和行为动作以表示情感，如在“愤怒”、“ 愉快”、“悲伤”、“害怕”和“爱”情感中都明显地表现，而英语这个方面强调较少。这与历时研究中的观察是相同的。另外在五种情感中，汉英共用了大部分的来源域。有些来源域可用于两种语言的几个情感，如火焰可用于“爱”和“愤怒”情感，+容器中的液体+可用于“愉快”、“悲伤”、“害怕”和“爱”情感中。这不仅说明，在同一语言里，专门用于情感的隐喻和转喻是不存在的(Kovecses 1998), 多数的来源域都是共用的，这是因为人类，不管他们是什么种族或使用那种语言，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这一点也与历时研究的考察是一致的。

有些隐喻的来源域不仅反映该语言的文化特征，而且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在隐喻“+愤怒是身体中的气+”中，“气”的概念是汉民族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常敬宇 1995：46)，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东汉的王充就有一些论断：“天地合气，万事自生”，“万事之生，皆禀天气，”“人之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晋代葛洪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万事，无不须气以生者也。”中医主张“养气、运气”为建康根本，认为“生化之道，以气为本。人之有生，全赖此气。”再例如在隐喻“+害怕是魂离开身体和胆的丧失+”中，魂和胆的概念均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中国古人想像魂是能离开形体而存在的东西，胆是六府之一，其主要是贮藏胆汁，胆的概念中包括某些神经精神状态，因此汉语常用“掉胆、丧胆”等表示害怕。

参考文献：

Athanasiadou,A and E. Tabakowska(eds) 1998 Speaking of emotions: conceptualisation and expression Mouton de Gruyter.

Croft, W. 1993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4). 335-370.

Goossens, L. 1990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323-340.

Gyori, Gabor 1995 Historical aspect of categorization. In H.E. Casad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redwoods. Mouton de Gruyter.

Gyori, Gabor 1998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emotions: A historical study. In Atheanasiadou and Tabakowska (eds).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son-Laird. P. N. and K. Oatley 1989 The Language of emotions: An analysis of a semantic field. Cognition and Emotions 3(2), 81-123.

Kovecses Zoltan 1990 Emotion concepts. New York. Springer.

Kovecses Z. 1995. Anger: its language, conceptualisation, and physiology. In J. Taylor and R. MacLaury(eds.), Language and cognitive construal of the world. 181-196. Mouton de Gruyter.

Kovecses Z. 1998 Are there any emotion-specific metaphors. In A. Athanasiadou and E. Tabakowska (eds).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and M. Johnson 1981.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and Z. Kovecses 1987. The cognitive model of anger inherent in American English. In D. Holland and N. Quinn(eds.),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195-221 CUP.

Langacker,R. 1987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ikotajczuk A 1998 The metonymic and metaphorical conceptualisation of anger in Polish. In Athanasiado and Tabakowska (eds).

Taylor,J.R. and T.G. Mbense 1998 Red dogs and rotten mealies: How Zulus talk about anger. In Athanasiadou and Tabakowska (1998)

Wierzbicka. Anna 1992 Talking about emotions: semantics, culture and cognition. M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ierzbicka, Anna 1998 “Sadness” and “anger”in Russian: The non-universality of the so-called basic human emotions. In A. Athanasiadou and E. Tabakowska (eds).

王德春 1997 《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常敬宇 1995 《汉语词汇与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中舒(主编)1986 《汉语大字典》 湖北辞书出版社和四川辞书出版社。

梅家驹等编 1983 《同义词词林》 上海辞书出版社。

陈望道，夏征农(主编)1979 《词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竺一鸣等编 1988 《写作借鉴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林书武 1997 国外隐喻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1期。

束定芳 1996 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 方法和任务. 《外国语》2期。

张辉 1999 认知语义学述评 《外语与外语教学》12期。

张辉、祝良 1999 认知语言学概述 《外语研究》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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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杨晓荣先生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1] 符号“+。。。。。+”表示隐喻和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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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辉

(原载《外国语》2001年5期)

摘要：本文采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英语致使移动句式为主线，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致使移动句式展开在语义、句法、动词配价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者的异同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两者异同点的认知根源。

关键词：致使; 致使移动; 认知;框架语义;句式

A Cognitive and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Caused-Mo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PAN Yanyan ZHANG Hui

Abstract: Adopt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s approach,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aused-mo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the aspect of semantics, syntax, argument structures to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roughout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the author wants to demonstrate the cognitive elements behin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Key words：causative;caused-motion;cognition;Frame semantics; Construction

1引言

致使概念存在于绝大多数的语言中，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因果关系的认知结果，它反映了这样一种客观事实：某实体发生某种情状(包括动作行为，活动变化，性质状态等)，不是自发的，而是受某种致使主体的作用和影响而引发的(范晓2000)。在英语中有两种固定的句式表达致使概念， 一个是致使移动句式， 一个是结果句式。本文讨论的重点是英语致使移动句式及其与汉语致使句式的对比分析。

2英汉致使句式概说

英语致使移动句式反映了这样一种客观事实：某实体在某种致使主体的直接影响和作用下，发生位置的改变并沿着一定的路径移动。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将致使主体(causer/agent)称为致事，受致使主体(theme)称为使事，致事和使事之间是致使关系。英语致使移动句式的句法表现形式为[NP1 V NP2 PP]，其中，NP1 是致事，一般充当主语，V 是致使动词，NP2 是使事，一般充当宾语，PP是表示使事移动的路径的介词短语。该句式所指代的事件图式为“X causes Y to move Z”。例如：

(1)He threw the stone into the river.

(2)Jane sewed a button onto the jacket.

英语结果句式的语义为 “某实体在某种致使主体的直接影响和作用下，发生状态的改变”。该句式的句法表现形式为[NP1 V NP2 AP/PP].其中AP/PP为表示动作结果即NP2的结果状态的形容词短语和介词短语。 该句式指代的事件图式为 “X causes Y to become Z (Goldberg 1995:3)”。例如:

(3) The vase broke apart.

(4)She pushed the door open.

(5)He loaded the wagon full with hay.

汉语中有多种句式表达致使概念，这些句式大至可分为使成句式和致使移动句式。单动句、普通动结式、动结式把字句、带“得”动补式、使字句、使令句(指句中含有“命令、派、劝、请”等表示使令意义的实义动词)都属于使成句式， 因为这几个句式都表达“某实体在某种致使主体的直接影响和作用下，发生状态的改变”的语义。例如：

(6)他撕了那封信。

(7)她打碎了一个水瓶。

(8)大水把家畜淹死了。

(9)刺骨的寒风冻得她说不出话来。

(10)好天气使他心情开朗。

(11)营长命令他马上出发。

汉语使成式和英语结果句式在语义上几乎是一样的， 但也有语序和句法上的微妙差别，本文将在下一部分文章中进行讨论。

带“出、进、来、去、向、往”的致使句(包括带有这些词的一部分使令句)、动介式把字句、动趋式把字句和一部分带有属于汉语致使移动句式，因为这两种句式都反映了某实体在某种致使主体的直接影响和作用下，发生位置的改变并沿着一定的路径移动。例如：

(12)我劝他马上离开这里。

(13)他把车开到南京了。

(14)他把球扔向了我。

(15)我们把羊群放出去了。

(16)他们把他拉回来了。

3英汉致使移动句式的框架语义学分析

从动词语义上看，英汉致使句式中的致使动词具有[致使]、[+自主]的语义特征。在自主性上，致使动词所表示的致使行为的发生，有的是致使行为发出者有意识发出的，是自主的(陈昌来，2002:142)，如“Ann pushed the box into the room、The hunter shot the bear dead、我们赶走了他、他把我拉去了菜场”，有的则是客观使然或自然力的作用，如“The wind blew the ship off course、大雨灭了火山”。

从句法上看，英汉致使移动句式都有致事，使事，路径这三个语义论元和一个致使性动词，从句式语义上看，致事和使事之间是致使关系，都反映致使事件。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两种语言放在运动域(Motion Domain)中的致使移动框架(Cause-to-move Frame)内进行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分析。

致使移动框架的框架元素是致事(Causer/Agent)，使事(Theme)、移动的起点(Source)、路径(Path)、目的地(Goal)、距离(Distance)、范围(Area)。

属于致使移动框架的致使动词有：投、掷、扔、拖、拉、挤、压、插、刺、推、抛、拽、cast、chuck、drag、fling、haul、nudge、pitch、press、push、shove、throw、thrust、toss、tug、yank 等。

致使移动句式所表示的场景是：致事使受事发生有一定方向的运动，该运动可以从移动的起点、路径、目的地、距离、范围这些方面来描写(Johnson et al 2001:142)。

框架元素“致事”一般为名词短语，在句中作主语。致事的行为导致受事的移动。例如：

(17)a.Pat threw the vase at the wall.

b.她把画挂在墙上。

框架元素“使事”一般为名词短语，在句中作宾语。例如：

(18)a.The wind blew the ship off course.

b.他把烟头扔到了地上。

框架元素“移动起点”是使事在移动前的位置。比如：

(19)a. The cat dragged the box out the cupboard.

b.猫把盒子从碗橱里拖了出来。

框架元素“路径”指受事移动的路线。例如：

(20)a. She pushed the trolley along the road.

b. 她沿着路边推手推车。

框架元素“目的地”为受事移动的终止点。例如：

(21)a. Jane threw the cat into the garden.

b. 简把猫扔进了花园。

框架元素“距离”描述受事移动的距离。例如：

(22)a.He threw the stone 20 meters.

b.他把石头扔出了20米远。

框架元素“范围”移动事件发生的范围。例如

(23)a. Jim pushed the lawnmower around the garden.

b.吉姆推着割草机绕着花园里面走。

此外，还有一些隐喻性的致使移动句，这些句子中的受事不是发生位置的改变，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而是状态的改变，是从一种状态改变为另一种状态，例如：

(24)a. Her neighbor intimidated her into a panic.

b.他把张老伯急得团团转。

通过框架语义学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英汉致使移动句式在语义上大体上是相同的，但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别。英语致使移动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描述客观的移动事件。而汉语致使移动句式以把字句居多，把字句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并且强调受事及受事的状态。但总的说来，两者都属于致使移动范畴，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移动事件，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经验。 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一样的，跟人们的文化背景无关。

4.英汉致使移动句式的句式语法分析

4.1动词与致使移动句式的互动关系

英语中有些动词本身就具有致使意义，比如“shove、throw、push”等动词本身就包含一个致使移动事件，并且也必然是出现在[NP1 V NP2 PP]这样的句式结构中。如：

(25)Jim threw the ball into the garden.

(26)He pushed his mother out of the room.

还有的动词本身不是致使动词，没有致使意义，但如果这些动词与致使移动句式相结合的时候，便被赋予了致使意义。例如，不及物动词laugh和 及物动词kick在He laughs. 和He kicked the ball. 这两个句子中不具有致使意义，但当它们被放在致使移动句式[NP1 V NP2 PP]中，便有了致使意义。

(27)We laughed our conversation to an end.

(28)He kicked the ball into the yard.

汉语中也有本身就有致使义的致使动词，这些动词有的是二价的，有的是三价的。二价致使动词有两个语义成分,即NP1+VP+NP2中的NP1和NP2。但二价致使动词的数量并不多，“安定、恶心、暴露、饿、闭、断、倒(车)、变更、便利、愁、颠倒、动摇、冻、烦、方便、放松、分散、改革、改良、改进、改善、更正、加强、鼓舞、滚(~球)、恢复、活动、集中、集合、减轻、矫正、结束、进口、惊动、精简、开动、绿化、麻痹、麻烦、满足、模糊、难为、便宜、普及、确定、消除、振奋、提高、统一、震惊、疏通、展开(陈昌来，2002：143)”等都是二价致使动词，出现在[NP1+VP+NP2]结构中。例如：

(29)大雨浇灭了熊熊大火。

(30)主持人的一席话活跃了会场的气氛。

三价致使动词有三个语义成分，即[NP1+VP1+NP2+VP2]中的NP1、NP2和VP2，比如：

(31)小孩把球扔进了花园。

(32)他把妈妈推出了房间。

(33)他把毛巾拧干了。

也有一些动词本身没有致使意义，但是用在致使句式中便被赋予了致使意义。比如“惭愧”和“痛苦”状态动词，本来不具致使义，但在下面的句子中却有了致使义。

(34)讲起来，这件事怪惭愧人的。

(35)这种想法痛苦着自己。

此外，英汉致使移动句式中的动词还表达了受事移动的方式。Talmy(1985)指出，动词是否包含移动路径，移动方式方面的信息是将语言进行分类的重要依据之一。英语、汉语、德语、俄语、瑞典语都属于方式语言(Manner Language)，因为移动方式是包含在动词里，而路径是由介词短语来表达的。现代希腊语、西班牙语、日语、土耳其语和印地语属于路径语言(Path Language)，因为动词只表达移动的方向，而移动方式是包含在动名词或介词短语中或干脆就被省略了。

“方式”和“路径”在英汉致使移动句式中体现的特别明显，“run、fly、climb、跑、飞、爬”这些动词里就包含移动的方式。移动路径是由英语小词(比如in和out)和汉语第二谓词来表达(比如“跑出来”里面的“出来”)。英汉在表达路径时的区别是：英语的路径信息是用介词(如in 和off)来表达的;而汉语的路径信息是由非谓语动词(如“进来”和“出去”)来表达的。

4.2动词所指代的致使移动事件类型

一些本身就具有致使意义的致使动词既指代致事的动作也指代受事的移动。整个致使句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完整的移动事件及因果关系：致事作用于受事，受事移动，受事移动到某一地点。例如：

(36)a.Tom threw the stone into the river.

b.汤姆把石头扔到了河里。

有的动词仅仅指明致事的行为。例如：

(37)a. My father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b.我爸爸一个喷嚏把桌布吹下了桌子。

有的动词仅仅指明受事的移动方式，而不指明致事的行为。例如：

(38)a. He trotted the horse into the farm.

b.他让马小跑进了农场。

还有的动词既不指明致事的行为，也不指明受事的移动行为，而是反映致事的行为和受事的移动之间的致使关系。例如

(39)a. The soldier let the tank into the compound.

b.士兵让坦克开进了院子。

4.3英汉致使移动句式的语义分析

致使移动句式有一个核心意义和四个延伸意义。核心意义是“X致使Y移动Z(X causes Y to move Z)”，例如：

(40)Emily kicked the do into the yard.

(41)Jack shoved the books into the carton.

(42)爱米丽(一脚)把狗踢进了院子里。

(43)杰克把书硬塞进了纸箱里。

这类句子中的致使动词都是原型动词(prototypical verbs)，即动词本身表示某个动作或行为，如：“push、throw、cast、chuck、drag、投、掷、扔、拖、拉、挤”等。

致使移动句式第一个延伸意义是谓词所指的动作行为得到落实后才会有“X致使Y移动Z”的语义。因为属于这一类的动词都含有(encode)“交际行为(communicative act)”，即致事不是用动作行为而是用言语手段促使受事改变位置，发生移动事件。例如：

(44)Tim ordered him out of the office.

(45)He invited her into his home.

(46)John coaxed him into the room.

(47)He sent me to the market.

(48)上校命令他从办公室出去。

(49)帝姆邀请她去他家。

(50)约翰哄骗那个小孩进了房间。

(51)他派我去市场。

该延伸意义与中心意义的不同在于这类句子里的移动事件并不一定发生。比如“他派我去市场。”这个句子并不包含“我”就一定会去市场，只有“我”听从了“他”的派遣，才会发生“去菜场”这一移动事件。

致使移动句式第二个延伸意义是“X使Y能够移动Z(X enables Y to move Z)”。这类句子中的动词一般都含有“祛除障碍”的意思，如：“allow、let、free、release、释放、允许、让”等。

(52)He allowed her into the room.

(53)She let him out of the room.

(54)他允许她进了房间。

(55)她让他从房间出去了。

致使移动句式第三个延伸意义为“X阻止Y从Z移动(X prevents Y from moving Comp(Z))”，既致事设置障碍，使想移动的受事原地不动。属于这一类的动词有锁、阻拦、拘留等。

(56)His mother locked him into the house.

(57)Jack barricaded that bad man out of the house.

(58)他妈妈把他琐在了房子里。

(59)杰克把那个人拦在了门外。

致使移动句式第四个延伸意义为“X帮助Y移动Z(X helps Y to move Z)”,即致事帮助受事向某处移动.例如:

(60)He helped her grandfather into the car.

(61)Emily guided him through the garden

.(62)他扶他爷爷上了车。

(63)爱米丽引导他穿过花园。

5英汉致使动词的论元结构

句式和词语是经过一个融合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融合是发生在动词的论元结构和一个句法结构之间的。英语致使移动句式里的动词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但这些动词必须有三个论元即致事(施事)、受事和路径(目的地)。例如在Tom threw the stone into the river.这个句子里,动词throw有三个论元，即致事Tom、受事the stone和目的地the river。然而汉语致使句中的动词可以是三价动词也可以是二价动词。

5.1汉语二价动词致使句与英语结果句

二价动词致使句的句法实现形式为[NP1+VP+NP2]，其中NP1是致事，NP2是受事，VP是二价致使动词。二价动词致使句一般是使成句，表示受事受到致事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产生新的性质状态。例如：

(64)我们完善了规章制度。

二价动词致使句还可以转换为[NP1把 NP2 VP]、[NP1使 NP2 VP]和[NP2 被/给NP1 VP] 这三种句型：

(65)我们把规章制度完善了。

(66)我们使规章制度完善了。

(67)规章制度被/给我们完善了。

二价动词必须同时具有致使意义和自动意义。比如安定、暴露、变更、矫正、疏通、展开、美化这些动词既表达致事的动作行为有表达受事的结果状态。例如在例34中，致事的动作行为是“我们完善规章制度”，受事的结果状态是“规章制度完善”。

二价动词致使句一般为使成句。在语义上与英语结果句式差不多，两者都表达 “某实体受到另一实体的影响而发生状态的变化”这一语义，例如：

(70)He wiped the table clean.

(71)He loaded the wagon full with hay.

(72)我们美化了校园。

(73)他把气氛活跃起来了。

然而两者在句法实现上存在巨大差别。比如，汉语的使成表达形式就比英语结果式多样化。英语结果式只有[NP1 VP NP2 PP/AP]这一种句法形式，顶多可以变成被动句。而汉语的使成表达形式有普通动结式([NP1+VP+NP2])、动结式把字句([NP1+把 +NP2+VP])等实现形式。汉语有“把”“使”“让”“得”等这些致使标记，而英语结果式致使移动句式没有类似的标记。另外，从上面的例句可看出，英语结果式是用介词短语或形容词短语来表描述受事的结果状态，而汉语则是用非谓语动词短语来描述受事的结果状态。

5.2汉语三价动词致使句与英语致使移动句

“ 教，逼迫，派，命令，驱赶，要求”等为三价致使动词，但其中有相当一些动词已经虚化了，如“使、让、令、叫”等词义完全虚化，近乎虚词，没有具体词汇意义，只有致使义;象“迫使、促使、强使、逼迫”等很难看出具体的词义来，连“拜托、劝、派、逼、敦促、请求、强逼、强迫”也不指示具体的动作。因此三价致使动词不同于动作动词(陈昌来，2002：224)。

汉语三价动词致使句中，动得式把字句和使字句一般是使成句：

(74)我们打得敌人大败而逃。

(75)他使我非常生气。

带“出、进、来、去、向、往”的致使句、动介结构和动趋结构的把字句一般是致使移动句：

(76)他把车开到南京了。

(77)他把木桶提上来了。

汉语致使移动句的共同特点是动词后加表示方向，目标，趋向的介词或表示方向、路径的非谓语动词，如：V在、V到、V向、V往、V上来、V下来、V进来、V出去、V回来等。

汉语致使移动句与英语致使移动句在语义上大致是相同的，都反映“某实体在令一实体的直接作用和影响下，发生位置的改变”这一事件图式(event schema)。两者的不同点是句法实现形式，汉语的句法实现形式为[NP1+VP1+NP2+VP2]，英语为[NP1 VP NP2 PP]。例如：

(78)守门员一脚把球踢到中场。

(79)他率领大家开往训练基地。

(80)Joe hit the ball across the field (Goldberg, 1995:153).

(81)Sue let the water out of the bathtub (Goldberg, 1995:153).

我们发现，大多数汉语致使句都是把字句或动得句或动得式把字句，一般说来把字句可以起到突出宾语，表达感情(如同情、厌恶等)和引起听话人注意的作用，而动得句则是强调受事的结果状态。而英语致使句没有这样的现象，它仅仅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因果关系。

6.结论

经过框架语义学、句式语法、动词配价等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英汉致使移动句式同属运动域的致使移动框架，表达相同的语义，都是方式语言，都必须是三价动词，都可以转换成被动句。不同点在于是两者的句法实现形式和有无情感标记。如：英语是用介词短语来表达受事移动的“路径”，而汉语是用非谓语动词来表示;汉语的句式表达形式比英语多一些;汉语的把/使/得字句带有说话人的感情色彩，而英语没有;汉语有致使标记(如：“把、得、使”等)，而英语没有。此外，英语结果句和汉语的使成句在语义上也是大致相同的，但两者在句法实现上也有很明显的区别。汉语使成句表达形式比英语多一些，带有感情色彩和致使标记。

正是英汉致使移动句式的相同点才使我们有可能把两个句式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这些相同点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因为致使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因果关系的认知结果，移动事件普遍存在，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并不会因为所说语言的不同而各异，人们不会因为语言的差异就对客观世界产生不同的感知和体验。然而，当人们要把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和体验用语言来表达时，语言确实会影响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不同的概念化反过来造成不同语言描述同一事件在语法和词汇上的差异(Pinker，1989：360)。

Slobin(2002)指出，移动事件，作为一个语义域，在每种语言中都很重要，因为移动事件展示了各个语言不同的词汇组合方式。由于英汉属于不同的语系、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法和词汇系统，在表达致使意义时，必然有各自在语法和词汇上的特征。这说明了为什么英汉致使句式之间存在如此多的差别。正如Crystal(2002:19)所说，语言不决定我们的思维，但却影响我们思考和记忆的方式和效果。如果有对应的词汇和词组，人们在表达自己或描述世界时便会省劲一些。如果每一个概念都能有一个对应的词汇，人们在区分概念时就更容易。

参考文献：

[1] Bencini, G. & Goldberg, A. 2002. The contribution of argument structure to sentence meaning[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3(4), 640-651.

[2] Boas, Hans C. 2001. Frame Semantics as a Framework for describing polysemy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English and German motion verbs in costrastive 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A]. In: Rayson,paul, Andrew Wilson, Tony Mcenery, Andrew Hardie, and Shereen Khoja (eds.). Proceedings of the corpus linguistics 2001 conference. Technical papers, Vol. 13. Lancaster, UK: University Center for computer corpus research on language.

[3] Crystal, Davi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Z],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Fillmore, Charles, J. 1982. Frame Semantics[A].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C]. Seoul: Hanshin.

[5] Fillmore, Charles J. & B. T. Atkins. 1992. Towards a frame-based organization of the lexicon: 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A]. In Adrienne Lethrer and Eva Kittay (ed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s: New Essays in Semantics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C].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s.

[6]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7]Johnson C, Fillmore C, Wood E, Ruppenhofer J, Urban M, Peertruck M, Baker C. 2001 The FrameNet Project: Tools for lexicon Building. Manuscript. Berkeley, CA,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

[8]Mandelblit, N. 1997. Grammatical Blending: Creative and Schematic aspects in sentence processing and translation[D].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9] Petruck, Miriam. 1996. Frame Semantics[A]. In Jef Verschueren, Janola Ostman,Jan Blommaert and Chris Bulcaen(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C]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0] Pinker, S. 1989. Learnability and cogn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M]. MA: MIT Press.

[11] Slobin, D. I. 1987. Thinking for speaking[A]. Proceeding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435-444.

[12] Slobin, D. I. 2002. Language and thought online: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A]. In D. Gentner & S. Goldin-Meadow (Eds.), Advanc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and thought[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3] Ungerer, F. & H. J. Schmid.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4] Iwata, Seizi. 2002. Does Manner count or not? Manner-of-motion verbs revisited[J]. Linguistics 40(1), 61-110

[15] Van der Leek, F. Caused-Motion and the “bottom-up” Role of Grammar[A]. In Foolen, A and F.V.D. Leek (eds). Constru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6] 陈昌来 2002 现代汉语 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7] 范晓 2000 论“致使”结构[A]. 语法研究和探索，北京: 商务印书馆。

[18] 范晓 2001 动词的配价与汉语的把字句[J]. 中国语文，(4).

[19] 顾阳 2000 论汉语双宾语结构的语义和句法特征[A]. 语法研究和探索，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 张辉 1999 认知语义学述评[J]. 外语与外语教学，(12).

[21] 张辉 2000 汉英情感概念形成和表达的对比研究[J]. 外国语，(5)。

[22] 张伯江 2000 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J]. 语言研究，(1)。

[23] 张伯江 2001 被字句与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J]. 中国语文，(6)。

[24] 沈家煊 2002 如何处置“处置式”?—论把字句的主观性[J]. 中国语文，(5)。

[25] 沈家煊 2000 句式和配价[J]. 中国语文，(4)。

[26]刘子愉2003 也谈结构动词“得”的来源及“V得C”述补结构的形成[J]. 中国语文，(4)。

[27]古川裕 2003 现代汉语感受谓语句的句法特点—“叫/让/使/令”字句和“为”字句之间的语态变换[J]. 语言教学与研究，(2)。

作者：潘艳艳 张辉　　(原载《外语学刊》2005年3期)

提要: 熟语作为一种映现模式，其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受熟语常规化过程的影响。隐喻和转喻映现常常超越了隐喻和转喻原有的使用语境，可在更一般和广泛的相关语境下使用，使熟语获得了普遍的概括意义。这种常规化熟语中的隐喻和转喻称为超隐喻和超转喻。超隐喻和超转喻使熟语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隐含了，而这种隐含的隐喻和转喻在熟语语义扩展和理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熟语中的常规的隐喻映现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概念相似为基础的映现，另一种是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映现。熟语中的常规转喻映现表现在以概念邻近性为基础的整个框架及其部分之间的映现关系之中。在同一熟语中隐喻和转喻映现同时发挥着作用，它们常常紧密地交织在熟语语义扩展和理解之中。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熟语心理表征中的各类信息通过隐含的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相互连接，在长期记忆中形成一个常规化的映现模式。

关键词: 熟语、 映现模式、 心理表征、超隐喻、超转喻

本文试图证明汉语熟语[1]是一种凝固化的映现模式(mapping patterns)。我们的目的是挖掘和探索隐喻、转喻以及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在汉语熟语语义扩展过程中的作用。它们作为一些常规化的映现模式，不为我们所察觉，但它们是熟语赖依产生、使用和理解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熟语心理表征的问题。

1. 隐喻、转喻、超隐喻和超转喻

在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常常交织在一起，其交织的程度异常得复杂。Goossens(1990)首先注意到，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在语义扩展中的作用，他编造了“metaphtonymy”(隐转喻)这个术语来表达这种互动的关系。 Goossens认为，熟语“beat one’s breast”首先是一个隐喻，因为它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境(身体的行为)来表达另一个场境(隐喻的目标域)，但这一语义扩展又具有转喻的基础，在做公共忏悔时，宗教的仪式是祈祷的人击打自己的胸膛，这一语境把来源域和目标域结合在一起，使这二个场境以转喻的方式联系起来。当我们使用这一词语时，这一语境并不存在，忏悔的场境与击打胸膛的行为还是分离的。 Goossens认为, 这是常规化比喻词语语义扩展的主要特征。

Riemer(2002:389)认为，Goossens对英语熟语“beat one’s breast”的分析有问题。他指出在这个熟语中根本不存在以上所讲的隐喻映现，因为在目标域和来源域之间没有相似的关系。就认知域之间的成分映现而言，在击打胸膛和忏悔之间没有对应的关系，而在这二者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原有的转喻对应(metonymic correspondence), 即在宗教仪式上击打胸膛伴随着忏悔的行为。因此这种语义扩展没有隐喻的映现对应关系，而原有的转喻语境(metonymic context)才使该熟语具有“公开忏悔”的意义。这一意义最终被人们常规化了，以致于可以用在其不适合的语境中。换句话讲，该熟语可用于没有击打胸膛的公开忏悔的语境中。该熟语具有比喻和非字面的意义，但它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了。该熟语的使用已经常规化了，而这不可能使其成为隐喻。我们唯一可解释的是，击打胸膛和公开忏悔之间的联系是转喻，但那已不是一个完整的包括击打胸膛的转喻了，而是一个不包括击打胸膛的不完整的转喻。鉴于上面的讨论，Riemer(2002)提议，把该熟语既不看成隐喻也不看成转喻，而把它看作为是超转喻(hypermetonymy)。超转喻是指已被人们重新解释和常规化的原有的转喻语义扩展，熟语的使用已不再依赖原有的场境(scenario)。换句话讲，熟语的使用语境已超越了原有语境。超转喻的概念对于我们解释熟语常规化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Riemer 2002)。下面我们就用超转喻和超隐喻(hypermetaphor)[2] 的概念来解释汉语熟语常规化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3]

2. 超隐喻、超转喻与汉语熟语的常规化

我们先分析一下熟语“折冲樽俎”。其意义是比喻通过谈判不动武力使对方屈服。其来源见《晏子春秋》：“范昭归，以报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仲尼闻之曰：‘善哉!夫不出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冲，此指战车。樽指酒器。俎，肉案板，此指盛食盘。樽俎这里转喻地指宴席。在该熟语中，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没有隐喻的映现对应关系，在其之间唯一的对应是原有的转喻映现对应关系，通过抽象的常规化，这个唯一的转喻映现关系也消失和隐含了，因此转喻变成了超转喻，这一熟语“折冲樽俎”用来指与原有转喻相同的场境，但与“樽俎” 有关的除外。换句话讲，“折冲樽俎”所指称的事件范围扩大了，不仅可以包括直接与“折冲樽俎”相关的那些事件，还可包括其它与该熟语没有太大“关系”的一般外交事件。

我们再看一个高度常规化的熟语“击碎唾壶”，该熟语来源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王处仲(王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以如意(古人手持器)打唾壶，壶口尽缺”。唾壶：古代的痰盂。把痰盂的边沿都敲得尽是缺口了，该熟语形容对文学作品的高度赞赏。 我们来分析一下该熟语语义扩展的路径：首先，在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具有转喻的映现，即王敦读曹操的《龟虽寿》诗句时击打唾壶代表他对该作品的欣赏，但这一转喻映现在常规化的过程中消失了，而变为超转喻。在这一超转喻中，该熟语在语义上被扩展，可以指称具有同一指示意义的场境，但已经没有了“欣赏时击打唾壶” 的行为。我们发现这一语义扩展的解释在于转喻因素，然而超转喻语境(hypermetonymic context)超越了原有的提供理据的语境，因为该熟语的意义已经不包括“击打唾壶”的事件了。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击碎唾壶”意义中，并没有真正的“击打唾壶”出现，这不是语义扩展语境的重要方面，重要的是要看到在目标域和来源域之间原来存在着某种转喻映现关系，只是这种映现关系随着常规化程度的提高而消失或隐含了，而不是仅仅“突显”该熟语新意义的非字面义或比喻义。实际上，这种消失或隐含的转喻(超转喻)在熟语使用和理解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超隐喻与超转喻相似，指在熟语语义扩展中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原来具有隐喻映现关系，但随着熟语常规化程度的提高，这种隐喻映现关系大多不为人所知，成了所谓的“死亡隐喻”。然而如果熟语常规化程度不是太高，熟语的理解和使用也常常受到这种隐含隐喻映现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这种隐喻映现没有“死亡”，而是 “隐藏”在熟语中，不为人们所知觉。以 Gibbs 为代表的一些实验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实验，证明了在熟语使用和理解中这种概念隐喻映现的存在和制约作用(Gibbs 1994)。因此挖掘汉语熟语中所隐含的隐喻和超隐喻对我们理解熟语也同等重要。

综上所述，超转喻和超隐喻这两个认知过程的提出是对转喻和隐喻认知过程的必要补充，进一步说明了汉语熟语常规化的程度与隐喻、转喻这两个基本的语义扩展过程之间的关系。当扩展的意义常规化时，熟语语义扩展的转喻和隐喻这两个认知操作并没有消失，只是原有的转喻和隐喻理据没有明晰地表现出来，而是隐含在其中。如果一个转喻映现被常规化，可以被应用到其原有语境的范围之外，这个转喻就是超转喻。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熟语的常规化导致了转喻的超转喻化(hypermetonymization)和隐喻的超隐喻化(hypermetaphorization)，而不是导致转喻的隐喻化和隐喻的转喻化，这并不是说在熟语的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不能同时出现，实际上他们经常同时出现。从原则上讲，隐喻和转喻这两个认知过程是不同的。一个熟语通常同时可分析为隐喻和转喻，熟语的这种双重解释不仅反映了熟语语义扩展的任意性和多方向性，而且还反映了熟语使用和理解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

3. 典故、隐喻和熟语

汉语熟语(尤其是成语)有许多都来自于历史事件、名人轶事、神话传说、古人虚构的故事，在本文中我们通称为典故。季广茂(1998：13)认为典故是一种历史化的隐喻、是在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历史事件等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况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熟语一般是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等的浓缩，通常是截取了它们中的几个关键词和字组成熟语。由于这种熟语高度常规化，所以会形成超转喻和超隐喻，也就是说熟语语义扩展时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变得不那么明晰了，熟语的使用语境超越了原有的语境。“东施效颦”这个熟语的来源域来自《庄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而见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 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颦，而不知颦之所以美。”现用来形容盲目模仿、愚蠢可笑的丑态。晋代郭象对该熟语的注释说明了“东施效颦”典故的隐喻认知力：孔子西游到卫国时，碰到了当时的名士高人师金。孔子的弟子颜回请师金谈一下他对孔子的看法。师金讲了“西施捧心”的故事。然后说, 你们的先生孔子，穿着周公的衣服，宣传儒家的学说，过时了，太过时了!就像丑女(东施)效颦一样。

在上面的故事中，师金用“东施效颦”的典故和孔子宣扬儒学的行为相互映照，表现了一定的思想和情感。当时师金所用的典故与他所喻指的孔子宣传儒家的行为存在着明晰的隐喻映现对应，这一映现对应使人们能够用来源域(东施效颦的典故)来推断出孔子行为的盲目与可笑。由此可见，寓言和历史事件的环境、动机和人物关系已经蕴含于典故之中，简洁的暗示代替了不必要的详细述说、解释和评价(季广茂1998)。但由于熟语形成过程中常规化和抽象化，人们只截取了四个关键字来代表整个典故及其涵义，形成熟语。所形成的熟语和所指现实事件的隐喻映现变得隐含起来，使人们在不知道该熟语的完整意义时，无法在脑海中建立这种连接映现，这就变成了超隐喻。但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这种隐含化的映现关系仍是我们理解熟语意义的关键因素之一。

Turner (1996: 3-10)详细论述了典故所具有的认知力。典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把叙述想象和认知映现结合在一起。典故是一个实验室，在这里一些深刻和富有理性的道理被人们浓缩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理解典故就得理解人类日常思维的能力，反之亦然。典故首先以叙述想象开始，理解由我们掌握的故事知识所安排的一系列复杂的物体、事件和人物，把故事和认知映现结合起来，即一个故事映现到另一故事上去。典故的本质就在于故事和认知映现的复杂的结合，这种典型的结合是我们建构意义中最为常用的心理过程之一。典故的演变不是偶然的，由我们的概念系统的本质决定并演化而来的。寓言产生的动机与视觉、图像图式和力动力一样，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语中有许多熟语都是典故性的熟语，就像其它文化一样，神话典故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汉语熟语中，来源于神话典故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叶公好龙、鹬蚌相争、塞翁失马、刻舟求剑、南辕北辙、掩耳盗铃、抱薪救火、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等。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典故作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一，具有把一个叙述想象映现到另一个叙述想象上去，通过叙述想象和映现，达到对意义的建构。我们试举一例, 说明熟语所具有的叙述想象和映现在构建意义中的作用。例如：

(1)他们家有一棵三人抱的大树，兄弟两人争夺不休，结果贱价卖给外乡人，真是鹬蚌相争。

熟语中叙述虚构的双方：鹬蚌(来源域)分别对应目标域中的兄弟二人，鹬蚌的争斗关系对应或映现到兄弟二人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只是部分地映现了鹬蚌的一些特点，没有把鹬和蚌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惯等映现到兄弟二人的目标域中去，而只是把鹬和蚌的“会说话的”人的特征和鹬蚌之间的争斗关系映现到兄弟二人上去。但我们再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明白该熟语的建构并不是在目标域中进行的，该熟语的中心推理是要求当事人得出他们两强相争的后果。这一推理的后果既不在来源域中也不在目标域中，而是从输入来源域(input source domain)(该熟语的叙述虚构)和输入目标域(input target domain)(兄弟二人)部分地映现到整合空间中去，形成了两强相争最后第三者得利的推理。整合中包含了适用于来源域和目标域的抽象信息，例如抽象的事件和力动力(force dynamics)结构 (Turner 1996: 59)。鹬和蚌的背景知识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等信息来自输入来源域，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推理鹬蚌在河滩上相互争斗，势均力敌。为得到该熟语的中心推理也要求鹬和蚌几乎和人一样的智力和说话的能力，这些信息来自输入目标域。整合空间包括了意图性、计划性、会话和预见性。动物既是一个有意图的人又是一个一般的动物，具有复杂的思维能力。在整合空间里既包括力动力性的因果结构也包括可能的“情态”结构。通过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具体信息，整合空间可以激活两个空间，使其保持激活的状态。这也充分地说明，没有熟语中的叙述想像和映现，我们无法进行在线意义建构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隐喻映现(或转喻映现)有时可作为更复杂的概念整合的认知操作的一部分，进行概念整合。意义不是概念里的心理实物(mental objects), 而是一系列复杂的映现、对应和概念整合的认知操作。汉语熟语中的叙述想像和映现是进行意义构建和认知操作的基础。

4. 常规的隐喻映现与熟语

在本节中，我们对熟语所包含的凝固化的概念关系进行分析。汉语熟语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关系储存在说汉语的人长时记忆中并形成了固定的知识结构。下面我们主要分析熟语中以相似为基础的(resemblance-based)的隐喻映现和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experiential correlation based)隐喻映现。

4.1. 以相似为基础的隐喻映现

我们首先以“视觉”为例，分析“视觉”来源域到“知识”目标域的相似性隐喻映现。Sweetser(1990:32-34)详细地分析了英语和印欧语中感观动词(sense-perception verbs)的隐喻。我们这里只举有关“视觉”的隐喻。Sweetser分别例举了视觉动词的来源域和目标域。(1)来源域：(a)视觉的物质特征(包括光、眼睛等);(b)视觉隐喻：它包括视觉=身体的触摸和控制，例如“catch hold of , perceive” (拉丁语-cipio是“抓住”);视觉调控=控制。(2)目标域：Sweetser认为，视觉动词一般具有心理活动的抽象意义。(a)物理视觉=知识、智慧 (b) 物理视觉=心理“视觉”;例如：“look down on”、 “look forward to”、 “look back on”等。

我们认为，Sweetser所讨论的英语或印欧语中的有关视觉动词的隐喻现象在汉语中也是存在的，并且在汉语熟语中表现异常明显。许多汉语的熟语具有这种隐含的超隐喻映现，例如：真知灼见、先见之明、独到之见、高瞻远瞩、英雄所见略同、明察秋毫、洞察一切、洞烛其奸、了如指掌、远见卓识。

在这些熟语中的“见”，原来是“看见”的意思，这里指“见解，见地、知识”。在“先见之明”中，“明”指“眼光、眼力”，是光线是视觉物理特征的表现。在“ 高瞻远瞩”中“高瞻”是“站在高处往前看”;“瞩”是“注意地看”，整个成语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意思，比喻目光远大，这里是隐喻“物质视觉=智力、知识”的表现。在“明察秋毫”和“洞察一切”中“察”是“看法”之义，这里都是物理视觉=心理“视觉”。在“了如指掌”中，“了”也是同样的情况，原指“了解、明白”;在“洞烛其奸”中，其中的“烛”是“照亮”的意思，这里是隐喻：物理视觉=智慧的表现。

熟语中这些基于相似性和类比的映现，由于长期被人们使用，已成为人们共享的和凝固化的概念形成方式，即常规化的概念形成方式。Veale 和Keane(1993)认为，语言中所形成的常规化的隐喻潜伏在人们长期记忆中, 在理解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再一次说明了挖掘出汉语熟语中这种常规化的概念映现是我们揭示熟语理解的重要步骤之一。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以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的多层对应的隐喻熟语，我以“争论是战争”(AN ARGUMENT IS WAR)隐喻为例。在这个隐喻中，有许多隐喻性的对应关系：舌头、嘴唇、笔对应武器;争论双方对应对阵双方;言词对应武器;争论占上风对应胜利;争论占下风对应失败。

以这些对应关系为基础的熟语有：舌剑唇枪、针锋相对、锋芒逼人、口诛笔伐、一语道破、一针见血、据理力争、以理服人、理屈词穷和巧发奇中等。《元曲·武汉臣》：“使心猿意马，逞舌剑唇枪。”舌头像剑，嘴唇像枪。形容言词锋利，辩论激烈。这里舌头和嘴唇是说话器官，对应战争中的武器：剑和枪。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诛伐》：“诛，犹责也;……伐者何?谓伐击也。”诛、伐：征讨、声讨。这里征讨的武器对应人的说话的器官。这里我们还注意到，“口”和“笔”有转喻关系，转喻和隐喻在这个成语中相互作用。《史记·孝武本记》：“(李)少君资(资质)好(喜欢)方(方术)，善为巧发奇中。”发：射箭，比喻发言。中：正对上。形容善于发表见解而又能恰中要害。在该熟语中，射箭对应发言;射中对手对应射中争论中的要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相似性和类比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础，但一旦被某一以名家和典籍所引用，这种相似性便成为大家共识的成语经典性的表现(周荐　1994、1997)。

4.2. 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隐喻映现

在语言中，有许多固定的隐喻不是以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的。先请看两个英文例子：

(2)His sunny smile lit up the room.

(3)Tomorrow is a big day for you.

在上面两句中，有两个常规隐喻：一是“幸福是明亮”(HAPPINESS IS BRIGHTNESS);二是“重要性是体积大小”(IMPORTANCE IS SIZE)。在这两个隐喻中，“幸福”和“重要性”与“明亮”和“大小”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相似性和类比关系。这种隐喻来自于人类经验中反复出现的相关性，是一种固定的概念联系。例如，在数量和高度之间反复出现的经验相关，为隐喻“数量多就是上升”(MORE IS UP)提供了理据。同样，“明亮”与温暖和视觉程度在经验上相互关联，因此为隐喻“幸福是明亮”提供了理据。

许多图像图式(image-schemas)(Johnson 1987)都不是以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的，而是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图像图式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经验活动中重复再现的模式和规律性的东西，这些模式通过我们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在我们操作实体和我们的感知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对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些有意义的结构。图像图式是组织我们的经验和理解的结构, 具有内部结构和格式塔(gestalt)的特征。在我们的经验和认知中它们是连贯的、有意义的和统一的整体，是我们获得意义的主要手段之一。

我们从许多图像图式中选择了力图像图式, 并说明力图像图式在汉语熟语中、尤其是有关情感的熟语中所起的作用。

人在地球上能生存下来，是因为我们不断地与我们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所有的因果相互作用都需要力的作用，不管我们作用于物体或被物体所作用。因此在我们努力理解经验时，力的结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我们的经验由力的活动粘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构建的意义网络有一部分由力的结构连接起来。Talmy(2000)认为，语言的差异是实施力的两个实体之间的差异，一个是实施力的实体，它是聚焦中心，力作用的最显著的问题是，这个实体是否能显示出力的趋势。与其相关的是，第二个力实体是被第一个实体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一区分，Talmy分析出力图像图式表现为：(1)主动实体 (agonist)/被动实体(antagonist) ;(2)固有的力趋向：趋向行动/趋向停滞;(3)力作用的结果状态：行动/停滞;(4)力度的平衡：更强的实体/更弱的实体。

Kovecses(2000:147)认为，大多数情感隐喻是“情感是力”隐喻的具体表现;这些隐喻以不同的方式例示了这个类属隐喻(generic-level metaphor)，描写了情感经验的不同方面。如果我们把Talmy 区分的力图像图式的相互作用成分用于情感，我们可得出下面的映现对应：(1)力主动实体──情感主动实体;(2)力被动实体──情感被动实体;(3)力被动实体的力趋向──情感被动实体力趋向;(4)力主动实体的力趋向──情感主动实体的趋向;(5)力主动实体的结果状态──情感主动实体的结果─状态。

具体的情感隐喻以上面的映现对应为基础，集中反应在情感的两个方面：一是某一原因导致情感;二是情感导致某种反应。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把力图像图式用于表达情感的熟语分析(Kovecses 2000，张辉 2001)。汉语熟语中的情感隐喻不是独立与毫不相关的具体隐喻，而是形成了一个较大而且复杂的概念系统，这个概念系统以力图像图式为基础。熟语中许多情感的来源域是力图像图式的具体体现。力图像图式不仅建构某一来源域，而且还建构情感概念，产生出“导致情感原因──情感──反应”的结构，例如，义愤填膺、怒发冲冠、七窍生烟、魂不守舍、担心吊胆等。

5. 常规的转喻映现与熟语

5.1 转喻的认知基础：框架和概念邻近(conceptual contiguity)

Koch(1999)认为转喻映现以邻近性为基础。邻近性作为一个概念关系不仅包含语言内部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了概念的和语言外部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解释转喻映现的认知基础，我们必须引入框架语义学的“框架”概念(Fillmore 1985)。框架是非语言的、概念的整体，它可为邻近性的界定提供一个较明确的参照，因此邻近性是一个框架成分之间或框架作为一个整体与其成分之间的关系。邻近性具有类典型的特点，正是在类典型的框架和邻近性的基础上，许多转喻映现才有可能实现。框架和邻近性还具有格式塔的特点，从格式塔的观点看，转喻最终具有图形/背景的效果(Taylor 1995)。 Koch(1999)指出，一个词语所指称的概念是以邻近概念为背景的图像。当我们用同一词语时，某些语用概念和情感的因素可能会突显背景，使背景和图像发生改变(就像我们的视觉一样)。转喻的交际功能是以框架整体与其成分和框架成分之间的显著关系为前提，而这一显著的关系正是以邻近性为基础的。Blank(1999)也指出，这种以框架和邻近性为基础的转喻映现和由转喻引起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是效率较高的交际工具。转喻能表达以前从来没有说出的新概念，而这些新概念与框架中的其它概念是紧密相关的。

转喻可用于委婉的语言，引起转喻映现。例如熟语“待月西厢”、“桑间濮上”和“巫山洛浦”等。以“待月西厢”为例，该熟语出自唐·元稹《莺莺传》：张生寓普救寺，见崔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不能自已，缀《春词》二首挑之。是夕，莺莺婢红娘至，持彩笺以授张。彩笺上题曰：《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明白了崔的意思，于既望之夕梯树逾墙达于西厢。后来用“待月西厢”来比喻青年男女密约幽会，“待月西厢”原指约会的时间和地点，这里转喻地指约会事件本身，具有委婉含蓄的功能。再例如“举案齐眉”，《后汉书·梁鸿传》“(梁鸿)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后来用它来形容夫妻互敬互爱。该熟语原是夫妻生活中的一个具体的和典型的动作，代指整个表示夫妻恩爱的场境。《后汉书·梁鸿传》的故事为我们理解该熟语提供了框架和框架中各成分之间的突显的邻近关系。这种熟语在汉语中俯拾即是(张辉、周平 2002)。

关联理论认为，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言语努力来达到最大限度的交际效果(Sperber & Wilson 1995)。转喻映现可使我们获得交际的成功。当我们使用高度浓缩的熟语时，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我们的认知努力，因为熟语所隐含的转喻映现，连接着一个较复杂的框架，熟语的使用可使我们自动地激活头脑中的框架，产生丰富的联想和语用推理。

5.2. 汉语熟语中常规转喻映现的类型

5.2.1. 整个框架和其部分之间的转喻映现

根据Radden 和Kovecses(1999)的对转喻的分类，我们认为，在汉语熟语中，整个框架和其部分之间的转喻映现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它们是事物和其部分之间的映现、事件框架的映现、范畴和其成员之间的映现、范畴和其特征之间的映现以及紧缩框架映现。

5.2.1.1. 事物-其部分之间的映现：这种转喻在汉语熟语中大多表现为事物的一部分代表整个事物。

这类转喻通常是指框架中的实体被转喻地突显了(张辉、承华2002)，例如我们用“耳朵”代表“听见”，如熟语“隔墙有耳”;用“身”代表“整个人”和整个人所涉及的地位等，例如：身败名裂、身临其境、身强力壮、身体力行、身先士卒、身心交瘁、身远心近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等。

5.2.1.2. 事件框架映现：事物常被看作为由部分组成的事物，因此就像事物一样，事件整体可代表事件的一部分(准事件)，而事件的一部分(准事件)可代表事件整体。

草木皆兵：《普书·苻坚载记》：“(苻)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苻融曰：‘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人们截取了草木皆兵代指整个事件，即形容人们在极度惊慌之后的疑神疑鬼只要有动静就紧张。成语截取了事件中关键部分来代表整体的过程、后果和影响，从而这些熟语具有极其丰富的意义。

5.2.1.3. 范畴和其成员之间的转喻：范畴和其成员的关系是整体/部分，类属/具体之间的关系。Norrick(1981:35)指出，一类物体的任何具体例示都会使我们想起这一类物体，一只羊可使我们想起羊的类属。整体和部分的转喻关系隐含在我们对熟语的理解中。

许多熟语都有一个具体的历史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但表达了对一般情况的理解。这个对一般情况的理解，就是约定的比喻意义(Gibbs 1994)。我们在使用熟语时，又把这种约定的比喻意义运用到对具体情况的描述和评价上去，这样的熟语在汉语中举不胜举。例如：

(4)搞施工建设，只是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应当深入工地进行调查。

这里人们又以类属/具体的转喻映现为基础，把这个熟语运用到其它情况上了。熟语中所隐含的这类转喻映现是许多熟语能够进行语义扩展的重要原因。

还有许多熟语以我们对日常或自然现象的观察为基础。例如“雨后春笋”就是古人对这一自然现象的观察。宋·张耒《柯山集·食笋》“荒林春雨足，新笋迸龙雏。”宋·赵蕃《章泉稿·过易简彦从》：“雨后笋怒长，春雨阴暗成。”后来人们用这种具体的观察来比喻大量涌现的新生事物，这种意义变化也以具体/类属的转喻映现为基础。同样我们在使用该熟语时又把这个规约的比喻义运用到具体的情况上去。例如：

(5)民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兴办起来。

这种更抽象层次上的范畴/其成员的转喻广泛地隐含在熟语意义的建构和使用的过程中，是多数熟语赖依生存的认知机制之一。

5.2.1.4. 范畴和特征之间的转喻：特征可被隐喻性地看作是范畴本身(隐喻：特征是所属是范畴)，又可被人们转喻性地看作是物体的一部分。作为范畴一部分的突显特征有时可代表这个范畴。汉语熟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形成了其规约意义后都是对这个所指范畴的某一特征进行描写的。例如“叶公好龙”是一类人，其特征是对一东西或事物表面爱好，实际并不爱好，甚至惧怕。我们有时指某人是“现代叶公”，也是指叶公好龙熟语所描述的人的本质。再例如“滥竽充数”，《韩非子·九卷·内储说》：“齐宣王使人吹竽，宣王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闵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后人据此引出“滥竽充数”一语，比喻没有真才实学之人，混杂其中，聊以充数，这里我们还是用没有真才实学，混杂其中的特征代表这一类人，即范畴。这种以一个范畴的突显特征来代表整个一个范畴，是一种转喻映现关系，汉语熟语中有许多都是一类事物和人的显著特征代表这一类事物和人。

在汉语中，还有许多动物熟语也具有范畴/其特征之间的转喻映现。如果这些动物范畴是由一组特征定义的，这些特征必定是这个范畴的一部分。这些动物范畴一般会转喻地代表这些动物一些基本特征或某一基本特征可能会代表这些基本特征所界定的范畴(Norrick 1981)。

我们从张履祥和姚建宏(2001)选择一些动物熟语进行分析。请看关于“鼠”的熟语。老鼠是窃贼，而且本领特别大，它昼伏夜出，是偷吃粮食的蟊贼。熟语“鼠窃狗盗”是对它的这一特征的写照。老鼠其貌不扬，因此有“贼眉鼠眼”。老鼠目光看不远，视物只有近距离。这是“鼠目寸光”的由来。老鼠出洞窃食，总是先在洞口探头探脑，张着小眼，竖起双耳，左右张望，“胆小如鼠”是其逼真的写照。这些鼠的特征都用来隐喻地表示人的活动和特征，因为人的认知域和鼠的认知域是完全不同的。但从局部来看，在来源域中我们或用鼠代表其特征或用其特征代表鼠范畴本身，因此隐含着范畴/特征的转喻映现。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熟语中隐喻和转喻可同时作用同一熟语并使其语义得到扩展。

范畴/其特征的转喻还隐含地表现在表示情感的熟语中。某一情感行为的具体表现特征转喻地代表着这一情感(在这类熟语中也隐含了隐喻性的映现关系，请参见张辉2000)，例如熟语“拂袖而去”意思是“一甩衣袖就走”，是气愤或不满意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特征。这种以邻近性为基础的转喻是许多这类熟语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类似的熟语还有：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等等。

5.2.1.5. 形式部分/形式整体的转喻：这种转喻通常是指语言形式上的减缩，即我们通常用形式的一部分代表整个形式。这种转喻在汉语熟语中也比较普遍。Radden 和Kovecses(1999:36)指出，语言形式的减缩包括了非常复杂的转喻映现。例如熟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可以用前后的任何一部分代表整个熟语。但在有些熟语中，我们只能用其中一部分代表整个熟语，例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但不管用哪一部分代表整个熟语，那一部分应是较为突显的，足以概括整个熟语的意义。

6. 制约熟语中常规转喻映现的两个原则

4.6.1. 认知原则

Langacker(1993)认为相对突显 (relative salience)是一条重要的认知原则，一般表现为：人类>非人类;整体>部分;具体>抽象;视觉>非视觉等。根据Langacker的观点，认知原则包含三各方面：人类经验;感知选择和文化的偏好 (Radden & Kovecses 1999)。

认知原则制约着熟语来源域和目标域的选择。在汉语熟语中，我们总是用具体的来代表抽象的。汉语有许多熟语都是由具体的历史故事演变而来的，例如前面举过的“草木皆兵”和“口蜜腹剑”等，还有些是从具体的传说故事，寓言和古人想象出的故事中演化而来的。另外，我们总是用视觉上情感的具体行为转喻地代表非视觉的抽象的情感概念。

还有一些认知原则与感知突显(perceptual salience)有关，这种感知突显决定了我们人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的感知器官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附近和周围的事情和事物上。鉴于这一点，熟语总是选择我们了解的、反复出现的和相对突显的物体和事情作为来源域，来比喻目标域的物体和事情。例如为了说明认知与实践的关系，我们选择下面的来源域来说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种以感知选择性为基础的转喻映现是构成许多熟语的认知基础之一。

文化偏好(cultural preference)也是制约熟语选择来源域的重要原则，因为熟语是最具有文化特性的语言现象之一。Lakoff(1987)指出，一个范畴的某些成员就某些层面而言比其它成员更加突显，这些层面或多或少是由一种文化决定的。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熟语是在古代滋生和凝固的，其来源域的选择可能在历史的某一时期之内是比较流行的，这样定型下来，因此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思维方式来衡量熟语，而应以历时的眼光看待它们。下面我们以熟语中的颜色词分析转喻映现中的文化偏好。

Lucy(转引自Foley 1997:161)认为颜色的意义是人们对颜色的认知理解，换言之，颜色所暗示的意义是颜色所参与的和激活的，并在文化上人们所界定的关系。在一种文化中，颜色词不仅表现在芒塞耳标度(Munsell scale)上，而是反映出人们对颜色的感知刺激。他认为颜色词是文化建构的，并与这一文化的符号顺序(symbolic order)和有意义的文化行为紧密地联系起来。汉语熟语中出现的颜色词正是颜色词与汉语文化特征紧密联系的一个例证。由于某种颜色词在汉文化中常常与某种人或物常规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在某一框架下一种颜色与人或物的邻近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常规的转喻映现关系。这种转喻映现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文化特征的偏好决定。

红，古代指粉红色，后来泛指各种红色，因女子盛装，古代崇尚红色，如“红女”、“红妆”、“红袖”、“红粉”、“红楼”、“红颜”都同女性有关。成语“红粉佳人”、“灯红酒绿”、“红颜薄命”多以转喻“红色代表女子”为基础。

朱，大红色，赤色深，古代指五色中红的正色，后亦泛指红色。朱色是古代高级官员的服色或服饰，古代科举考试中的考官，就称为“朱衣使者”。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三八引《侯鲭录》中的一个故事：宋代欧阳修主持贡院举试，在阅卷时，觉得背后有穿朱衣的人点头，凡朱衣人点头的，都是合格的文章。后遂用“朱衣点头”、“朱衣点额”转喻地指科举中中选和被考官选中。高官和科考官穿的红色服饰代表高官和其权威，形成常规的转喻。成语“纡朱拖紫”，朱、紫为古代高官所佩印绶的颜色。纡、拖，是系结、干垂挂的意思，该熟语形容地位显贵。成语“纡朱怀金”和“朱甍碧瓦”分别形容身居高位和贵族人家华丽的建筑，这里都有在汉文化下颜色词的转喻映现(张履祥、姚建宏 2001：174-177)。

6.2 交际原则

决定转喻映现来源域的交际原则有两条： 一是清晰原则(principle of clarity);二是相关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 (Radden & Kovecses 1999)。前者主要是指我们通过转喻的来源域最大限度地可及目标域，这其中的指导原则是，清晰优先于模糊。就转喻而言，只有具有较高的认知理据的转喻才较容易地引导受话人注意目标域。但在汉语熟语中，由于历史词语常规化的原因，一些熟语在形成时，熟语或熟语组成部分所形成的转喻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清晰的，例如前面举过的“纡红拖紫”, 但时过境迁，当时的常规转喻映现已不复存在或变得隐含，这实际上是对清晰原则的违背，造成人们对熟语理解的困难。因此学习熟语要了解其来源的历史掌故、古代寓言或文章典籍，以便了解熟语在初始形成时的转喻映现。

7. 隐喻和转喻在熟语语义扩展中的关系

在上几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熟语语义的扩展中，隐喻和转喻映现(虽然大多数是超转喻和超隐喻)同时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我们很难分清到底哪一种映现起着主导作用，哪一种起着次要的作用。由于熟语中隐喻和转喻语义扩展的作用不是很明确或者说是模糊的，我们无法说熟语的语义扩展完全是隐喻的或转喻的。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分析者，分析以上的每个例子时，我的主观判断在隐喻和转喻映现分析方面却摇摆不定。事实上，我的经验是在研究熟语语料时，我的语言直觉从某种程度上讲较为灵活：熟语语义扩展有时看上去像转喻或隐喻，但隐喻和转喻作为语义扩展机制，我的主观判断并不能说这一分析是有缺陷的，因为在这一类的研究中判断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Radden(2000) 和Goossens(1990)指出，在判断语义扩展的隐喻和转喻类型时，由于它们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哪一种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我们还是试图找出熟语语义扩展的一般规律。

在一般情况下，熟语的意义扩展分两步走。我们以“昙花一现”为例子说明。首先“昙花一现”是从其初始的来源域被转喻扩展到“某些显赫人物或事物刚一出现就消逝”这一目标域上。这一隐含的超转喻映现可以从其出处看到。宋·陆九渊《与程帅书》：开辟以来，能自表现于世若此者，如优昙花时一现。通过转喻映现的语义扩展后，这一新创建的意义以隐喻地方式应用到不包括“昙花”的认知域上去，但又能以某种角度和形象(“昙花”的特点)去想象某一与此有关的事件和场境。所以这个熟语可被看作为是隐喻，因为我们用这个熟语作为概念图式去描述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事件和场境。

我们借用超转喻和超隐喻来补充转喻和隐喻概念，这一区分从某种程度上弄清了转喻、隐喻与熟语常规化之间的关系。当熟语扩展的比喻义常规化后，作为语义扩展背后的隐喻和转喻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隐含了和超越了原来使用的语境。在这一过程中并不需要唤起任何隐喻过程。同样，隐喻也不会通过熟语的常规化而获得某些转喻的性质。我们认为，转喻和隐喻仍然是语义扩展的主要认知机制，但就熟语而言，其本身并不体现转喻和隐喻原来的初始来源域的场境，而是体现了转喻和隐喻的区分可以在熟语常规化的情况下，保留转喻和隐喻作为独立的语义扩展过程。熟语的常规化并不能混淆转喻和隐喻之间的区分。以上对熟语的分析表明，熟语的常规化导致了转喻的超转喻和隐喻的超隐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熟语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从来不同时存在，实际上它们常常紧密地交织在熟语的语义扩展之中，因此我们可把熟语分析为转喻又可分析为隐喻。这种语义解释的双重性不但反映了熟语语义扩展的多面性本质，而且还反映了在不同语境下熟语的解释和理解总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

8. 熟语的心理表征与隐喻和转喻映现的关系

在这一节中我们重点考察隐喻和转喻与熟悉的熟语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的关系[4]。虽然熟语心理表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根据Vega-Morene(2001)的观点，大部分熟语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储存在大脑中，其中包含三种信息：语言的、逻辑的和百科的。例如“夜郎自大”在我们的心理词库中可以这样表征：

概念域址：夜郎自大

语言信息：主谓型(主谓关系)/音位特征。

逻辑信息：与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等这些概念有推理性的联系。

百科信息：包括该熟语所涉及的语源信息等。夜郎：汉代西南方的一个小国。《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以及该熟语所涉及的心理图像(mental image)。

语言信息包括熟语的句法和音位特征，它告诉我们熟语怎么读和句法上是如何构造的[5]。逻辑信息包括与熟语直接相关的一些概念。熟语编码了复杂的概念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与熟语字面义是不能对等的。熟语的逻辑信息不能穷尽熟语的意义，而只是指向熟语与其它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例如熟语“夜郎自大”就与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有逻辑上的联系。百科信息包括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于说写者逐渐地与该熟语长期地接触而产生的，百科信息包括熟语所指称的特征。熟语常常包括以框架为形式的信息或为这些框架提供了直接的联系。例如“夜郎自大”包括妄自尊大的人的形象，走路的方式、表情，他的态度和妄尊自大行为的后果等等信息。另外还包括关于“夜郎自大”的常规场境的文化和个人的信息和其语源信息等等。在理解熟语时，哪些信息具有较高的可及性取决于熟悉程度、使用频率、语境和扩展激活(spreading activation)。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证实，近义熟语在一些语境下不可互换使用，这说明这个熟语所包含的百科信息是不同的(Gibbs 1994)。

我们认为，熟语的心理表征与熟语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隐喻和转喻密切相联。隐喻和转喻共同把熟语从其初始的来源认知域(熟语语源信息)扩展和抽象到其目标域上去(熟语的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由于熟语从初始的来源认知域到目标域的抽象程度不高，因此在使用和理解熟语时，来源认知域中所包含的信息还发挥着作用，为熟语提供了心理图象，使其具有形象性。另外从认知来源域到目标域的映现由于熟语常规化的原因有可能是超转喻和超隐喻，因此理解熟语时该熟语的熟悉程度、使用频率和语境等因素激活这种隐含的转喻和隐喻映现，这对熟语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总之，熟语语义扩展中的隐喻和转喻机制把熟语心理表征中的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连接了起来，这种连接有可能是隐含的也有可能是明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 熟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模式是连接熟语心理表征的各类信息的认知机制，这一连接说明熟语心理表征的各类信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地储存在我们的长期记忆之中。当我们把熟语用于话语中时，我们把长期记忆中由隐喻和转喻映现连接起来的认知域(其中包括各类认知信息)与话语感知空间整合起来，会激活某些隐含的映现，使其产生与话语感知空间的认知映现和概念整合。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Blank, A. 1999. Co-presence and succession: A cognitive typology of metonymy[A]. In Panther, K-U & G. Radden (eds.).

Cronk, B.C., Lima, S. D., & Schweigert, W.A. 1993. Idioms in sentences: Effect of frequency, literalness and familiarity [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22: 59-82.

Fillmore, C. 198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J]. Quaderni di Semantica, 6(2): 222-253.

Foley, W. 1997.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bbs, R. 1994.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ssens, L. 1990.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323-340.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ch, P. 1999. Frame and contiguity: On the cognitive bases of metonymy and certain types of word formation[A]. In Panther, K-U & G. Radden (eds.)

Kovecses, Z. 2000. Force and Emotion[A]. In L. Albertazzi. (ed.)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gacker, R. 1987/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 Vol.1 and 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M]. Cognitive Linguistics,4.

Norrick, N. 1981 Semiotic principles in semantic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House.

Radden, G. 2000. 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 [A]In Barcelona, A. (ed.)

Radden, G. and Z. Kovecses.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 In Panther, Klaus-Uwe and G. Radden. (eds.).

Riemer, N. 2002. Remetonymizing metaphor: hypercategories in semantic extens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 379-401.

Sperber, D. and D.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Second ed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Sweetser,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lmy, Len.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 Vol. 1: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Taylor, J.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M]. 2n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urner, Mark. 1996. The literary min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eale, T. and M. T. Keane. 1994. Belief modeling, intentionnality and perlocution in metaphor comprehension. In Ram, A. et al.(ed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Vega-Moreno, R. E., 2001. Representing and processing idioms[J].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3: 73-109.

季广茂, 1998. 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行健，2001，成语规范问题[A]。李如龙、苏新春(编)，词汇学理论与实践[C]。北京：商务印书馆，330-344。

马国凡，1997，成语[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张辉，2000，汉英情感概念形成与表达的对比研究[J] 外国语(5):39-45。

张辉, 周平, 2002, 转喻与语用推理图式[J]。外国语(4)：46-52。

张辉、承华，2002，试论汉英语法形式的转喻理据与制约[J]。外语研究(6)：15-19。

张履祥，姚建宏，2001，趣味学成语[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周荐， 1994， 熟语的经典性和非经典性[J]。 语文研究(3)： 33-38。

周荐， 1997， 论成语的经典性[J]。 南开学报(2)： 29-35。

————————————-

作者：张 辉　　(原载《现代外语》2003年3期)

摘要：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所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语用推理。本文认为，作为人类主要认知方式的隐喻和转喻在话语解释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隐喻和转喻是自然的推理图式。不管是隐喻还是转喻，其两个认知域之间容易被激活的概念映现，为语用推理提供了必要的桥梁。关联理论提出的关联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又规约着隐喻和转喻中两个认知域之间所激活的概念映现，决定了哪一个概念映现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下被首先激活。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语用推理上的这一互补性进一步拓展了我们话语理解研究的范围。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关联理论;隐喻;转喻;语用推理

1. 引言：

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都关注语言理解中推理机制的作用和性质，但它们侧重点有所不同，认知语言学一般把与语言有关的推理看作为激活相关的概念结构，它更强调在激活概念结构的过程中认知机制的研究和认知机制在语言理解中的主导作用。而关联理论则更强调语用和认知原则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相对来讲忽视概念结构和激活概念结构的认知机制在理解中的作用。在处理隐喻和转喻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理论通常把对它们的理解看作是人们从中可得出强和弱的隐含义(strong and weak implicatures), 而没有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认知机制。在本文中，我们认为，虽然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所关注的重点不同，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互补之处，这些互补之处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语言理解过程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2. 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互补的方面

具体地讲，本文主要是探索关联理论的推理理论特别是明确义和隐含义之分(explicature and implicature distinction)和认知语言学对隐喻和转喻研究之间的关系。[1][2][3][4][5]。首先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在处理隐喻和转喻方面有互补性。在关联理论中，隐喻和转喻被看成是语言的解释性使用的一个例子，其中包括交际隐含假设或隐含义的产生。关联理论把隐喻和转喻与夸张等修辞格一样看待，这一解释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其中有两点不足：一是关联理论忽视了隐喻和转喻作为心理机制的作用;二是关联理论认为，对隐喻和转喻的解释就是得出其强和弱的隐含义，因此这一解释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隐喻和转喻作为人类常用的思维方式与其它的修辞现象不一样[6]。这种解释上的缺陷造成，关联理论没有注意到隐喻和转喻之间的联系是异常紧密的，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隐转喻相互作用的概念映现(conceptual mapping)恰恰是认知语言学所关注的。但认知语言学并没有太关注隐转喻概念映现在交际中的作用和效果。

再者，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在语用推理方面具有互补性。关联理论关于明确义和隐含义的区分和隐喻及转喻的概念作用可以结合起来。关联理论强调，明确义来自话语的逻辑形式所提供的蓝图，明确义通过指称锁定，解歧和丰富(enrichment)等获得。指称锁定等手段是基于初始假设图式(initial assumption schema)的发展和拓展。在本文中我们认为，明确义的获得还可以通过隐喻、转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概念作用来拓展初始的假设图式。隐喻、转喻在获得明确义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3. 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处理隐喻和转喻上的差异

3.1 明确义和隐含义的区分

Sperber 和Wilson[1]批评了格赖斯的观点。格赖斯认为，除了解歧和指称锁定之外，话语解释的任何方面都是隐含义。而Sperber 和Wilson指出，有些通常看作是隐含义的，实际上是属于明确义的，这一区分扩大了明确义的范围，而相应地缩小了隐含义的范围。研究明确义形成过程是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之一[1][7]。明确义形成过程可概述如下:

一个假设是明晰的(explicit), 如果它是话语所编码的逻辑形式(logical form)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一个逻辑形式是一个完好的公式和一组有结构的成分，这一公式经历由其结构决定的形式逻辑的操作。当一个逻辑形式在语义上是完整的，并能有真假之分时，该逻辑形式就变为一个命题(proposition), 不完整的逻辑形式是作为假设图式储存在概念记忆之中的，这些假设图式可在语境信息的基础上得到补充并完整起来，从而获得一个完整命题。明确义的获得是超越解码(decoding)的推理过程的结果。听读者必须在明确义的基础上，再结合语境提供一些隐含的信息，使他能够创建一个条件/结果类型(condition-consequence type)的语用推理模式，从而得出隐含义[1]。请看例句：

(1)John: Why don’t you row upstream to the island?

Peter: That’s five miles away.

(2) Traveler: How far is it to Birch Wood?

Local resident: That’s five miles away.

在例(1)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语境：John 和Peter正在一只小船上沿河顺流划船，Peter已经厌倦了划船。Peter 对John的建议的回答有隐含义，即他不想去那么远的岛屿了。而在例(2)中，当地居民的反映只不过是回答问题，没有隐含义在里面。

Sperber 和Wilson[1]认为，在例(2)中话语“That’s five miles away.” 所包含的推理只有一个阶段：明确义的获得。这个阶段是，“that”指的是Birch Wood，它距离旅游者和当地居民谈话的具体地点有五英里之遥。这里包括两个过程，指称锁定和丰富，都是推理过程，因为它们超越了语言词语所编码的内容，但同时又是根据语言编码的信息补充丰富起来的，因此属于明确义。在例(1)中，John要想理解Peter所要传达的意思，他不但要提供明确义，还要提供补充的隐含信息，这一信息在条件/结果的推理模式下推导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例(1)的推理经历了两个阶段：明确义和隐含义。

再请看例(3)和(4)：

(3) The park is some distance from where I live.

(4) A: Do you enjoy your holiday?

B: The beaches were crowded and the hotel is full of bug.

在例(3)中，仅仅通过语言编码和指称确定，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是，公园离说话人居住的地方有一些距离，这一信息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要使这句话相关，含糊的词语“some distance”应被补充丰富为“比你相象的离我住的地方要远一些。Carston[8]指出，丰富的命题(enriched proposition)蕴含着(entail)字面意义。

而对例(4)来讲，要使B的反映相关联的话，A需要可及隐含的假设，即休假时的舒适常受到虫子和人满为患的影响，结果我们推理，说话人的休假过得并不好。我们所得出的这一信息是隐含义，因为它具有不同的命题形式，并以独立于明确义的方式运作。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明确义和隐含义的获得都必然进行推理，但两者的推理方式有明显的差别，这反映了语言理解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3.2 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处理隐喻上的差异和互补

从上面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Sperber和Wilson区分明确义和隐含义的必要性。近几年来，Carston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具体细化了明确义产生的机制，明确义和隐含义的区分。结果，一些原来认为是隐含义的都被放到明确义产生的领域去研究了。Carston[2]认为产生明确义三个机制是解歧、指称锁定和丰富。后来她发现，Sperber 和Wilson[1]的语言“松散的用法”(loose use)包括所有修辞格和与字面义分离的语言的用法，例如在“This steak is raw.”包含了词汇概念“raw”的松散化(loosening)即从“not cooked”到“underdone”。Carston建议把松散化看作为产生明确义的机制。这一机制通常应用于隐喻，但在此之前关联理论把隐喻看作为是产生强或弱的隐含义的。

Sperber 和Wilson[1]和Blakemore[9]把隐喻等非字面义的语言现象看作是产生隐含义的语言，例如：

(5) Robert is a bulldozer.

Sperber 和Wilson[1]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常规化的隐喻，对它的解释　　　　　　　　　　　　　　　　　　　　　　　　　　　　　　　　　　　　　涉及“Robert”和 “bulldozer”的百科知识，结果是产生一系列语境隐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s)。 虽然其之间相互矛盾，许多语境隐含会被自动摒弃。在例(5)中关联性的建立是通过寻找一系列的弱或强隐含义的语境效果，这些语境效果与Robert的毅力和不敏感性等特征有关。隐喻被人们看作是优化关联的方式之一，即获得在处理努力和语境效果之间的适合的平衡。

Carston[7]提出，加强(strengthening)和松散是特定概念构建(ad hoc concept construction)形式。特定概念构建包括，在语言提示的基础上，根据语境要求进行调整，从而创建一个概念。特定概念的构建由关联原则所规约。根据这一原则，听读者有权假设话语所要表达的意图，并用最小的处理努力创造出要表达的语境效果。关联原则制约了在调整语境效果后词语产生的许多可能的意义。然而只要求与关联原则一致起来有时并不能解释明确义和隐含义是如何产生的或在其产生过程中包括不包括什么概念机制。关联原则并不能解释是什么规约了“raw”和“half-done”之间的联系。词汇概念的不同明确义产生的认知机制与其内涵的常规化的刻度性质(scalar nature)有关。在刻度的基础得出明确义就相当于在刻度上下寻找，直到听读者寻找到刻度上的某一个点，而这一点将会产生以语境为条件的意义效果。

Carston[7]把隐喻看作为特定概念构建，其中包括松散化(loosening)。对Carston来说，例(5)中的“bulldozer”是一个松散的使用，是个非词汇特定概念。但这也无法清楚地说明我们是如何得到相关解释的，这表明关联理论在隐喻解释中还存在不足之处。

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概念映现。保证获得相关解释的条件是存在从来源域(bulldozer)到目标域(Robert)的概念映现关系，我们以推土机的行为和做事的方式等来理解Robert的行为和做事的方式。换句话讲，我们有内在的起作用的认知操作(cognitive operation)，提供了一系列与语境相适应的不明晰的意义。寻找所有可能的认知域之间的映现关系不是关联原则所能涵盖的，关联原则所能做的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建立这一联系的必要性上，但弄明白映现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和找出其交际的效果则取决于我们实施的与语境相互关联的认知操作，这一点是关联理论所忽视的。[10]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对隐喻进行分类：一是从所包括的认知域的概念本质入手;二是从概念映现的角度入手。前者把隐喻分为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方向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本体隐喻强调来源认知域的典型特征，并把这些特征赋于到目标域上，如“Achilles is a lion.”, 我们把文化关于狮子的典型特征(勇气)赋于给Achilles。方向隐喻与空间方向有关，并根植于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经验之中。结构隐喻使我们以具体概念来理解抽象的概念，如 “ARGUMENT IS WAR.” [3][11]

后者从概念映现入手把隐喻分为两类：单一对应隐喻(one-correspondence metaphor)和多次对应隐喻(many-correspondence metaphor)。[5][12]单一对应隐喻与本体和方向隐喻紧密相连，这是因为所涉及的认知域概念结构较为简单。多次对应隐喻利用丰富的概念系统，因此与结构和非方向的图像图式隐喻(image schematic metaphors)相关。我们要想理解句子所拥有的非明晰的意义，有必要激活所有相关的对应关系，因此这种基于概念映现的分类对我们探索通过隐喻映现所产生的明确义有一定的帮助。从概念映现数量来看，多次对应隐喻可产生更多可能的明确义。Ruiz de Mendoza 和Camp[5]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明确义产生中概念映现所起的作用。

(6) John is a lion.

(7) You’re going nowhere that way.

从例(6)中，我们得出明确义：John和狮子一样有勇气，这是一个单一对应隐喻。从例(7)中，根据听读者所了解的多次对应隐喻(LIFE　IS　A　JOURNEY/GOALS　ARE　DESTINATIONS)的结构的不同方面，我们可以产生出许多明确义，其中一个明确义比其它的明确义具有类典型性，但这并不排除对其它明确义的推理。如果例(7)是一位愤怒的父亲对不争气的儿子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明确义:

a)如果他继续这样做，他肯定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b)他在生活中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c)如果他改变做事的方式，他或许会做出成绩来; d)他以错误的方式做事; e)他没有明确的目的; f)他的目标是错误的。[10]

这里典型的明确义是a。其它明确义的产生是利用了这个隐喻的其它对应关系，例如b关注的是行为，c 和d关注的是行为的方式;e 和f关注的是某种目的。这些推理我们之所以称为明确义(而不像关联理论认为这些推理都是隐含义)，是因为这些推理是词语所编码内容的自然和逻辑的发展和延伸。这里既没有隐含的条件也没有隐含的结果，因此不属于条件/结果类型的推理所得出的隐含义。我们试想一个语境：这位父亲并不太担心儿子的所作所为，但他知道其母亲对儿子的行为非常不安。在这一情境下，隐含的结果是，说话人想让听者为了母亲而改变行为方式。其隐含义是，你这样做，实际上伤害了你母亲。这一隐含义是基于c和d的明确义在这一语境推导出来的。

从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隐喻概念映现制约了词语产生明确义的数量和种类。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关联原则决定了哪一个可能的明确义在某一语境下将会被首先激活.

3.3 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在处理转喻上的差异和互补

根据关联理论, 当两个命题形式之间具有相似性，我们用一个命题形式来表征另一个具有命题形式的表征时，我们说人们以解释(interpretively)方式使用这个具有命题形式的表征。话语的解释性这种用法(interpretive use)不同于其描写性用法(descriptive use), 因为话语的描写用法所反映的是真实状态命题形式人们用它来描写这一状态。[1]

转喻是解释性用法的一类。首先转喻引进了一个新的名字，再者转喻作为试图要表达的所指物，包含了对现存词语指称的重新确定，请看例句：

(8) Where’s the ‘Brain’ now that we need him.

指称词语　“the brain”以解释性的方式使用，也就是说，该词语并非如实地描写一个指称物，而是以适当的方式在某一语境下指称另一人和物。词语的解释性用法是说话人概念表征中存在的“暗示”，这一暗示是我们可及指称物的条件。

Papafragou[13]认为，转喻的概念暗示是认知突显(salience)的表现。她认为，转喻根植于人类一般的认知倾向，即世界上的一个人或事物通过其突显的特征得到人类的指认。根据关联理论, 人类认知处理自动地致力于扩大关联，即使用最小的认知努力来得到最大可能的认知效果。转喻恰好符合这一观点。描写某一突显特征(物体)的词语以解释的方式被人们所使用，通过两者的高度可及的百科知识，可及另一物体的概念表征。[1]

关联理论认为，就转喻而言，话语命题是该话语试图表达思想的字面解释，而这一思想包含解释性成分(interpretive material)。在理解转喻时，听话人所面临的问题是：(1)辨认出解释性用法，(2)语用上把解释性内容分解为明晰的表征(explicit representation)，然后获得话语要表达的意义。根据这一观点，转喻可产生出话语的明确义，转喻的理解形成了一般推理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补充和完善了解码所得到的不完整的命题，从而得到表达的完整的命题。

除了上面的转喻使用的经济原因外，转喻的使用还可以可及更多的语境含义，使说话人表达其说话的态度。请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9)We thought we were onto a steam iron yesterday, but we were too late. Steam irons never have any trouble finding roommate. ……We’ve just had a steak of bad luck. First, our Mr. Coffee flunked out of school and went back home. When we replace her, our electric typewriter got married and split, and we got stuck with a girl who said she was getting a leather coat, but she just said that to get a room.[13]

(10)Peter finally married the free ticket to the opera.[13]

如前所述，转喻是解释性用法一种。首先转喻是不明晰的，另外，转喻表达了与解释性语言分离(dissociation)的态度。转喻在这两点上与反语(irony)是一样的。[13]在例(9)中，解释性用法是隐含的，写作者用同宿舍的人拥有的东西来描写这些人，以此为基础她试图把她自己与这些人分离，把两者之间的距离拉远，从而产生幽默的效果。在例(2)中，说话人把她自己与下面的观念分离，即指称Peter夫人的最相关的办法是其可以得到看歌剧的免费入场卷。这些转喻用法使一些弱的隐含义(weak implicature)变得明晰起来，这些弱的隐含义并不是由说话人本人明晰地表达出来。总之, 转喻的创新性越大，话语的弱的隐含义就越多，但创新性的大小还是受关联原则的制约。

从上述关联理论对转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理论总是从语用的和外部的角度解释转喻词语运作情况，规定解释了转喻词语意义中的制约原则和意义产生。但关联理论从某种程度上忽视转喻内部的认知运作机制。张辉[14][15]提出转喻的内部运作机制具有某种程度的交际效果，对言语交际产生一定的影响。

正如Papafragou[13]论述的，转喻产生弱或强的隐含义，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转喻实际上还可以产生出明确义。指称锁定是明确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1], 转喻作为一种认知操作在指称锁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认知域和映现的特点可把转喻分为两种：一种是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换句话讲，目标域是来源域的一个次域(subdomain)。第二种是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换句话讲，来源域是目标域的一个次域[16][12]。请看下例：

(11) Napoleon lost at Waterloo.

(12) Superman fell off his horse and broke his back.

例(11)是来源域(the army under Napoleon’s command)包含目标域(Napoleon)的转喻。这一转喻使说话人避免使用冗长和模糊的描述，并且突显强调拿破仑在这一战役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明确义是由转喻映现产生的。例(12)是目标域(the actor who played Superman’s role)包含来源域(Superman)的转喻，这一转喻也使说话人避免使用冗长的话语来进行指称。Ruiz de Mendoza [16]认为，这两种转喻由于其认知域和映现的性质不同，可产生出不同的明确义，在解释明确义如指称锁定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例如：

(13)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for his cheque and he is getting upset.

(14)Nixon bombed Hanoi and he killed countless civilians .[10]

Ruiz de Mendoza 和Hernandez[10]指出，在转喻词语的指称锁定上有一条认知域获得性原则(Domain Availability Principle), 这一原则认为，在转喻映现中人们只使用距阵域(matrix domain)，即那个相对较大的域来进行回指指称。在例(13)中，那个相对较大的距阵域是转喻映现中的目标域(点了汉堡三明治的顾客)，而在例(14)中，距阵域是转喻映现中的来源域(尼克松总统)。Ruiz de Mendoza等人认为，之所以只有距阵域才可用于回指指称，是因为距阵域在概念上是突显的，而只有突显的认知域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关联。

在以上两种转喻映现中，明确义包含由语言提供的信息。在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中，所说的内容(what is said)在概念上被拓展，所包括的概念内容应使目标概念(target concept)与话语的其它词语一致起来。至于应包括多少概念内容则是由关联原则所规约的，也就是说，所激活的概念内容不多不少，恰好使我们能顺利地进行话语的解释。在来源域包括目标域的转喻中，所被突显的次认知域是由转喻与话语其它的非转喻部分提供信息的一致程度所决定的。这种一致性的程度是由关联原则规约的。转喻中的认知域在回指指称中作用说明，转喻作为一种认知机制可以产生明确义，因为指称确定是属于明确义的范畴。

4. 隐转喻相互作用模式与明确义

从上面两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隐喻和转喻作为认知机制，其内部的认知操作事先已决定了该隐喻和转喻词语的交际潜能。在本节中，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也可产生明确义，人们再利用这些明确义，在具体语境下，再得出隐含义。

Ruiz de Mendoza [17][18]研究了隐喻和转喻在概念相互作用中模式。他指出，转喻总是在概念相互作用中起着从属的作用，这是因为隐喻涉及两个认知域而转喻只涉及一个认知域，把两个认知域的隐喻包括在一个认知域的转喻中显然是不合逻辑。另外，Ruiz de Mendoza等人提出的隐喻相互作用模式是基于下面两个方面的考虑：(1)转喻映现所作用于隐喻映现的位置，作用的位置要么是隐喻的来源域，要么是目标域;(2)转喻映现作用于隐喻的范围，要么是整个隐喻映现，要么只是隐喻映现的一部分。

Ruiz de Mendoza[16] 和Diez Velasco[19]分别提出了四种和两种隐喻相互作用模式。这六种隐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都是较为常用的和能产性较强的模式。我们在这一节先要介绍这六种相互作用模式，然后简要说明这些模式在明确义产生中的作用。

第一种隐转喻相互作用模式是“隐喻中来源域的转喻扩展”(metonymic expansion of a metaphoric source)

转喻

来源域 目标域　X

X’

第二种模式是“对隐喻的目标域进行转喻扩展”(metonymic expansion of a metaphoric target)

第三种模式是“对隐喻目标域中的映现之一进行转喻减缩(metonymic reduction of one of the correspondences of a metaphoric target)。

来源域　　隐喻　　　　　目标域

X

Y

Z

来源域

转喻

目标域Z’

第四种模式是“对隐喻来源域中的映现之一进行转喻的减缩。”

来源域　　　　　　　　隐喻　　　目标域

X’

Y’

Z’

X

Y

来源域

转喻

目标域Z

第五种模式是“对隐喻来源域的映现之一进行转喻的扩展”。请看图5：

X’

Y’

Z’

X

Y

转喻

目标域Z

来源域

第六种模式是对隐喻目标域的映现之一进行转喻的扩展。请看图6：

来源域　　　　　　　　　　目标域

X’

Y’

X

Y

Z

来源域

转喻

目标域Z’

关于隐喻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和明确义之间的关系，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只举两例说明，请看例句[5][16]：

(15)He cannot do anything to help her but only pays lip service.

(16) Why don’t you have a sleep for a couple of hours while I keep an eye on Chris.

例句(15)属于第二种隐转喻相互作用模式。它使我们想起一个交易的场境，这个场境实际上是一个隐喻：付款人映现到一个人，付款映现到说话或作出承诺，所付的款映现到嘴唇的应酬。其中嘴唇的应酬又转喻地映现到话语的应酬。请看图(7)：

来源域　　　　隐喻　　　　　目标域

一个人

说话或作出承诺

来源域

转喻

目标域

付款人

付款

所付款项

嘴唇的应酬

话语的应酬

通过来源域和转喻相互作用和概念映现，我们可得出以下明确义：如果只用嘴唇提供帮助的话(仅仅从言语上作出承诺)，而不是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帮助的话，那实际上是无及于事的，他只是给予空口的应酬话。

例(16)属于第六种隐喻转喻相互作用模式。保持注意的人隐喻映现到说话人，地点隐喻映现到Chris, 保持的事物隐喻映现到眼睛，保持隐喻映现到“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其中眼睛转喻映现到警觉。请看图(8)：

说话人

Chris

集中注意力的活动

保持注意的人

地点

保持的事物

保持

来源域　　　　隐喻　　　　　　　目标域

警觉

眼睛

通过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和概念映现，我们得出以下明确义：保持(keeping)是一种影响另一实体的受控的行为。如果我们说把什么事物保持或保留在某地，实际上是控制这个事物，因此 “keep an eye on someone”　意思是你控制仔细地看这一活动。来源域中控制的特征映现到目标域之中。另外，在隐喻目标域中，通过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EYE FOR VIGILANCE)突显了“仔细看”这一行为的工具：眼睛，因此“keep an eye on someone”的明确义是照看和密切注意的意思[5]。

以上这六种隐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在产生明确义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关联理论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认知语言学在隐转喻互交方面的研究可以为关联理论在语用推理方面尤其是明确义的推导方面提供必要的补充。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所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语用推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作为人类主要认知方式的隐喻和转喻在话语解释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隐喻和转喻是自然的推理图式(natural inference schemas)。不管是隐喻还是转喻，其两个认知域之间很容易被激活的概念映现，为语用推理提供了必要的桥梁。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隐喻，转喻和隐转喻的相互作用是产生话语明确义或隐含义的主要途径。同时关联理论提出的关联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又规约着隐喻和转喻中两个认知域之间所激活的概念映现，决定了哪一个概念映现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下被首先激活。因此，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语用推理上的互补性进一步拓展了我们话语理解研究的范围。

参考文献：

[1] Sperber, D. and D. Wilson.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2] Carston, R. Implicature, explicature and truth-theoretic semantics [A]. In R. Kempson. Mental Representations: The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55-181, 1988.

[3] Lakoff, G. and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 Ruiz de Mendoza, F. and J. L. Otal Campo.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M]. Granada, Spain: Editorial Comares, 2002.

[6] Croft, W. and A. 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Carston, R. Thought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 [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8] Carston, R. 1997. Enrichment and Loosening: Complementary processes in deriving the proposition expressed [J]. Linguistische Berichte 8: 103-127.

[9] Blakemore, D.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92.

[10] Ruiz de Mendoza, F. and P. Hernandez. Cognitive operations and pragmatic implication [A]. In Panther, K-U and L. Thornburg.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11]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2] 张辉.　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3.

[13] Papafragou, A. On metonymy [J]. Lingua 99: 169-195, 1996.

[14] 张辉,　周平.　转喻与语用推理图式[J]. 外国语, 2002，(4)：46-52.

[15] 张辉, 孙明智.　转喻的本质、分类和运作机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3).

[16] Ruiz de Mendoza, F. The role of mappings and domains in understanding metonymy [A]. In Barcelona, 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09-132,2003.

[17] Ruiz de Mendoza, F. The role of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making inferences [J].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37-255, 1999.

[18] Ruiz de Mendoza, F. From semantic undertermination via metaphor and metonymy to conceptual interaction [J]. Essen: LAUD No.492, 1999.

[19] Diez Velasco, O.I. Metaphor, metonymy and image-schemas: An analysis of conceptual interaction patterns [J].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3). 47-63, 2001.

作者：张 辉　 蔡 辉　　(原载《外国语》2005年第3期)

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人Langacker教授工作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空间语法”，在80年代逐步发展其学术思想，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展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语言学理论。这个理论的产生与当时科学理论的大背景相符。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认知科学应运而生，它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计算机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语言学、心理学、系统论等多种学科。为了适应科学的发展，美国的很多大学建立了认知科学学院。

认知心理学在过去20年里已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成熟的学科，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认知语言学吸收了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语言研究增加了新的视角，也提高了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性。认知语言学在国际语言学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些知名的语言学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框架的文章，而且认知语言学界也有自己专门的语言学刊物《认知语言学》，国际知名的出版社也出版了系列的认知语言学丛书。认知语言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定期举办会议。乔姆斯基学派的一位大学者曾经作了一个统计，就整个国际范围来看，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已经超过了乔姆斯基学派的学者。

认知似乎成了当今的科学时尚，连乔姆斯基语言学派也声称自己是从事人类认知研究的。然而乔姆斯基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对认知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乔姆斯基语言学的“认知观”本质上是一种哲学观，他们提倡研究语言的产生能力，即人类的心智，认为人具有天生的学习语言的机制，儿童利用这个机制在合适的语言环境里学会一种语言。然而在乔姆斯基学派的学者的实际研究中，很难看到对人们认知的具体探讨，在他们的论著中，既找不到利用语言来探讨人类的认知奥秘，也看不到借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语言现象，所能看到的多是抽象概念的推演和纯粹理论的思辨。认知语言学则不同，它是直接借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根据人类的各种认知能力对具体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描写，从该学派的论著中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认知科学色彩。认知语言学的“认知观”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密不可分，语义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认知问题，语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语法，语法和语义密不可分。

弄清楚认知语言学在当今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很重要。它已超越了传统语言学的范畴，属于当代认知科学的一个门类。就语言学内部来看，认知语言学属于功能主义语言学大阵营的一个支派，与语法化理论、篇章语言学共同构成“功能认知语言学”，它们一起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分庭抗礼。认知功能语言学的内部也可以再分出各种流派，不同学者的具体主张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学术理念和研究精神。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际和国内语言学思潮的发展速度几乎是同步的。认知语言学一产生就被介绍到国内来，它迅速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生根、发芽、结果。与此相比，乔姆斯基学派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早得多，也有学者尝试来分析汉语现象，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成规模的学术队伍，很多原来追随乔姆斯基的中国学者后来弃而转入认知语言学领域。我们认为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认知语言学的兴起正逢中国语言学的关键变革时期。中国的语言学，主要是句法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该学派讲究分类和结构的归纳。进入80年代后，运用这种方法对汉语的分析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得我们对汉语法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然而汉语语法学也只在表面现象描写上徘徊，无法深入下去，对很多问题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语言学应该何去何从?那么，认知语言学在这个时候的出现很自然地受到人们的欢迎。其次，认知语言学的很多学术主张与中国语言学的长期学术传统具有很高的亲和性。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在分析语法问题时，都特别强调语义和语法的相互印证，主张语法分析离不开语义的研究。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认知问题，语义和语法之间形成一个连续，语法和语义是不可分割的，语法和形式之间形成了一对一的映射关系，重视研究各种语法标记的表达功能。认知语言学的这些学术主张都很自然为中国的学者所接受。再次，认知语言学注重对自然语言现象的分析，从各种具体的认知能力力求对语法现象作出解释。这正好符合中国语言学者对语言学研究从描写走向解释的追求。最后，认知语言学跟其他语言学流派相比，没有那么玄奥，很容易运用到汉语的研究之中。中国学者在吸收外来理论的时候，对比较实用的科学具有更大的兴趣，而不太习惯那些纯理论思辨的东西，这跟我们长期的学术传统和哲学思想有关。

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兴起与以往的理论引进并不完全相同，这次学术思潮带着我们自己学者的创新烙印。以前的几次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基本上是吸收、消化和引进人家的东西，我们的学者却较少参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而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不光是被动的借鉴和吸收，还有我们自己学者的创新。认知语言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运用于汉语语言现象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如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石毓智的《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张伯江的《现代汉语双及物句式》(《中国语文》，1999年第3期)和张敏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词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等。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石毓智先生，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根据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利弊的思考，基于对汉语事实的调查，借鉴认知心理学和数学的知识，提出了自己系统的语言学思想。他的很多观点与当时国际语言学界刚刚兴起的认知语言学不谋而合，比如明确提出语义是一种认知现象，语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语法，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石先生的认知语言学思想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比如认为语法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独立系统，语法现象是由大脑、现实和业已存在的语言系统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提出“语法规则是现实规则在语言中的投影”的论断。他的研究领域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诸如从现实规则中寻找语法规律的理据，系统地探讨了各种数量语义特征对语法的影响，如此等等。石先生的研究与以往的汉语研究不同的一点是，他往往能够站在理论的高度，从跨语言的视野选择课题，因此他的研究往往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应用到英语等语言的分析中。他在通过汉语揭示英语规律上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并已得到国内外语学界的广泛认同。

认知语言学已经在中国语言学界蔚为壮观，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产生了大批的学术成果。根据有些学者的统计，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论文是转换生成语言学的10倍以上，也远超过其他任何语言学分支。可以不夸张地说，认知语言学是目前中国语言学界最有影响的一种语言学思潮，必将对未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来源/文/吴明华/认知语言学在中国/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