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因果关系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这反映到语言表达上则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因果句，但其基本的概念结构则是一致的。本文在回顾因果句研究的基础上，从心理模型的角度讨论了因果句的构成情况，进而建立了一个适用于所有因果句而且能够解释因果关系多样性的因果构式。

关键词：因果关系;多样性;因果构式

1. 前言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家逐渐意识到：人类的认知方式为解释和分析语言现象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认知语言学认为，语法结构同认知密切相关，语法规则是现实规则通过认知投射到语言中的结果。客观世界的图景通过人类认知这一中介投射到语言中，形成语言设计的总体框架，成为语言运用的总体理据。在人们感知世界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如说话者)的态度、信仰、情感等都将不可避免地渗入其中，影响人们对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过程和结果。这些影响会反映到语言结构上(徐盛桓、李淑静2005)。因果构式就是客观世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认知和识解投射到语言中而形成的。近年来，英语因果复句①研究已经引起较多关注(Sweetser1990/2002;沈家煊2003;廖巧云2004;徐盛桓、李淑静2005)。因果复句由主句和从句构成，由连词because等引导。因果构式并不复杂，可简单表示为BECAUSE(α,β)，但这一简单的因果构式表达的因果关系则是多种多样。正是这一看似简单的因果构式的能产性激起我们对之进行探讨和描述的极大兴趣。本文试图以心理模型(mental models)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因果复句，说明从逻辑因果句到实据因果句构成的连续统所表示的因果关系的多样性问题。

2. 因果句的分类研究回顾

Quirk等从句法功能的角度对因果句进行了讨论，认为原因句可以分为直接原因句和间接原因句两类。表示原因分句和母句之间的直接原因(DIRECT REASON)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类：原因与效果，前因与后果，动机与效果和状况与后果。间接原因句的原因分句表示的间接原因同“主句所表示的情景无关，只是作为有关的话语的言语行为的一个含蓄的动机”。(Quirk et al 1985：15.45)表示间接原因的分句均是语体外加状语。如：

(1)She watered the flowers because they were dry.(直接原因句)

(2)Vanessa is your favourate aunt, because your parents told me so.(间接原因句)

Sweetser(2002)的三域理论区分了“行、知、言”三个概念，系统地说明了各类复句所表达的语义关系。沈家煊(2003)应用“行、知、言”三域划分来说明因果复句表达的语义关系。因果关系三个域的区别可以从小句的不同性质来说明：(1)行域：小句是句法语义单位;(2)知域：小句是逻辑推理单位(前提和结论);(3)言域：小句是言语行为单位(请求、提问等)(同上)。例如：

(3)John came back because he loved her.(行域)

(4)John loved her, because he came back.(知域)

(5)What are you doing tonight, because there’s a good movie on.(言域)(Sweetser 1990/2002:77)

廖巧云(2004)根据因与果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事理逻辑，将因果句划分为逻辑因果句和实据因果句，主要探讨了二者在语义、结构、句法功能等方面的区别和实据因果句的表述机理，并就三域理论在因果句研究中的划分提出了异议。认为就因果句而言，把实据因果句的言域和知域合并在一起就称为言域。这样，可以将“逻辑因果句”同“行域”对应起来，把“实据因果句”同“言域”对应起来，使因果句的分类和解释比较简明。如：

(2’) Vanessa is your favourate aunt, because your parents told me so. → (I can say that) Vanessa is your favourate aunt, because your parents told me so.(言域)(实据因果句)

(4’) John loved her, because he came back. (实据因果句)→

(4’a) Because (I know that) he came back, (I guess that) John loved her.(知域)

(4’b) Because he came back, (I can say that) John loved her. (言域)

这里的(4’b)和(4’b)可以合并起来，称作言域，均属于实据因果句。

徐盛桓、李淑静(2005)将原因句分为客观原因句和主观原因句，并进一步将客观原因句分为普遍原因句、惯例原因句和概率原因句，将主观原因句分为推测原因句、思言原因句和强化原因句。如：

(6)Because it is raining, the ground is wet.(普遍原因句)

(7)He watered the flowers because his parents told him to do so.(惯例原因句)

(8)Deirdre must type quickly, for she has been known as a capable secretary.(概率原因句)

(4’)John loved her, because he came back.(推测原因句)

(5’)What are you doing tonight, because there’s a good movie on.(言语/思维原因句)

(9)Because you helped me with the traps , now I give you two Sleep darts. (Price)(强化原因句)

以上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因果句进行了分类，概括起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符合线性逻辑因果关系的，另一类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并不符合的。而且两大类还可以分得更细。也就是说因果句可以表示多种因果关系。那么这些多种的因果关系之间究竟是何种联系呢?这就是我们下文要探讨的因果构式问题。

3. 研究因果构式的理论基础

3.1 元理论基础

元理论是对研究某一问题时可能涉及的讨论的出发点、讨论的视角、讨论的根据的说明。这里主要涉及本质性理论、目的性理论、实体性理论和机理性理论。

本质性理论是研究研究对象的本体、实质的理论。就因果句的研究来说，本质性理论要揭示因果句反映的是世界上存在着不同情况的因与果的关系。

目的性理论是研究研究对象可以实现人类什么目的的理论，换句话讲，主要是同功能有关。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包括线性因果关系和“给出理由”的泛因果关系，需要用语言的表达确定下来和传递给别人。这就需要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表述因果关系的表达式。

实体性理论说明被研究的对象实体的构成。就因果句来说，有关的理论要说明因果句构成。

机理性理论揭示被研究对象生成机理、运作过程和功能得以发挥的机制，在本文就是要说明因果句生成、运作的机理。

前三方面是研究的基础，机理性理论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分析框架。本文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心理模型”理论，研究因果句特别是实据因果句的句式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3.2 “心理模型”理论的基本观点

Cruise & Croft(2004)曾明确地陈述和说明了认知语言学的三个理论假说：(1)语言能力不是自主的认知能力;(2)语法就是概念化;(3)语言知识来源于语言运用。第三个假说认为，句法等的范畴和结构，是由在特定情景下运用的特定话语认知建构出来的。因果复句的形成，印证了这一假设。在认知语言学看来，所谓“语言知识”指的是人类大脑中一切同语言运用有关的抽象的语言知识。这些抽象的语言知识在徐盛桓提出的“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里，体现为以抽象的相邻/相似关系纵横交错的组织起来的类知识。主要论点如下：(1)心理模型就是我们大脑中的基本知识结构，包含许多小型的心理模型，体现为小型的知识结构。(2)所谓建构和操作心理模型，就是依靠认知主体心智中建基于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而由抽象知识或类知识建构起来的小型知识集，进行信息的编码、组织或补偿，以期获得新知识。(3)心理模型依赖常规关系，由常规关系来体现。(4)常规关系在人们大脑里的知识结构中，是作为小型知识集分布的，分布为多层级的支系统和分系统，由相邻、相似关系把它们纵横交错地连通在一起;所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相邻±]、[相似±]两个维度来表现。相邻的事物和相似的事物分别都倾向于被识解为一个完型整体。(5)相邻/相似性分别是从[相邻+]/[相似+]到[相邻-]/[相似-]的连续统，两事物从很相邻和/或很相似到很不相邻和/或很不相似，这两极中间还可能存在许多的不同程度的相邻/相似。(徐盛桓2006)这一理论背景是我们建立因果构式的理论基础。

4. 体现因果关系多样性的因果构式

词有词义，句子结构也有意义。语言的规则是客观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人们的认知在语言中的投射(mapping)。句子结构是通过认识客观世界的关系而建构起来的;从心理建模来说，就是最初的语言运用者对相关事件的认知状态抽象为相邻/相似的关系，加以概括和简化，最终形成一个结构式。

关于语言的各种语法结构是怎样形成的问题，石毓智等提出两项基本假说：语言同现实的同构性和语言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即一方面，“句法规则是现实对象的规律在语言中的投影”(2000：2);另一方面，一种语言的语法一旦形成，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是一个有机体”(石毓智、李讷2001：3)系统里不同的具体结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系统，并影响着原有结构的变异和新结构的形成(石毓智2000：9)。没有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做基础，句法规则的形成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句法规则形成后，又获得了系统的属性，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世界各种事件的因与果之间的关系的抽象，构成了因果句认知基础：从严格的线性逻辑因果关系(有其因必有其果)到各种泛因果关系(可以说得通的因果关系)，从而形成了从逻辑因果句到实据因果句的构式，图示如下：

BECAUSE(α,β)

逻辑 实据

线性因果关系 泛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多样性

英语因果构式

说明：下向实线箭头表示因果构式可以具体体现为从逻辑因果关系到实据因果关系的连续统，该连续统构成了因果关系多样性;下向虚线箭头表示从原因到结果的线性因果关系;上向虚线箭头表示从结果到原因的实据因果关系。可以从下面四点来讨论这一因果构式：

第一，两个命题(α表原因和β表结果)和一个操作词(operator)BECAUSE等构成了BECAUSE(α,β)这样的因果构式，α，β的次序在构式中是可以变动的。

从逻辑原因句来说，有其因α必有其果β;从实据原因句来说，尽管不是有其因必有其果，但有关的事件β可以用事件α作为原因做出合情理的解释。这样的语义内容投射为原因句的句法结构，就形成了用表“原因”的连词引导表原因的语义内容，成为原因从句，并用另一句子表示其果作为主果，形成了BECAUSE(α,β)构式。因果构式所表达的因果关系包含了许多小型知识结构，体现为多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第二，从以上第一点可以看出，表有其因α必有其果β的逻辑因果句是典型的因果句，是因果句的原型。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典型的结构模式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满足人们利用结构手段表达某些情感的需要，就不断会有新的变异形式产生，例如实据因果句，从而推动语法形式的发展。因此，一个句式结构式可由多个子构式组成，句式结构句式结构以原型构式为基础，通过相邻或/和相似机制，形成从逻辑因果句到实据因果句的网络，即最初形成了典型的因果构式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会将这一构式放到各种相似的具体语境中去运用，于是因果构式就在不同的语境里用于不同的说法，表现为多种形态，能够生成多种与之相关的句子。实据因果句的运用就是将典型的“原因”泛化了。

第三，心理模型所包含的小型知识集提供了相似于线性的逻辑因果关系的泛因果关系的知识，形成了从逻辑因果关系到实据因果关系的连续统，这是因果关系表现出多样性的基础。如上所述，心理模型由常规关系来体现;所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相邻±]、[相似±]两个维度来表现。是观察下例：

a. 地湿，因为天下了雨。

(天下了雨，结果地湿了)

b. 你可能生病，因为你淋了雨。

(你淋了雨，结果你可能生病)

c. 你晚上有空去吗?因为晚上有舞会。

(晚上有舞会，结果我问你晚上是否有空去参加晚会)

d. 校长是你的好朋友，因为你妈妈告诉了我。

(你妈妈告诉我校长是你的好朋友，结果我知道了校长是你的好朋友)

(a)是典型的逻辑因果句;(b-d)是不同情况的实据因果句。可以看出，从b到d，斜体表示的两事件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同a表示的两事件之间所具有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正因为有相似性，所以就为可以“套用”a的表达方式来表示相类似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逻辑因果关系到实据因果关系的演变过程中，相似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样，我们以事理逻辑、认识、言语行为等为参照，我们将因果关系粗略地分为逻辑因果句和实据因果句，并进一步将逻辑因果句分为线性因果句、规约因果句和可能因果句，将实据因果句分为推断因果句、认识因果句和言语行为因果句。如：

(10)He is absent today because he is ill.(线性因果句)

(11)Because he cheated his firm, he has been arrested.(规约因果句)

(8)Deirdre must type quickly, for she has been known as a capable secretary.(可能因果句)

(12)He must be ill, for he is absent today.(推断因果句)

(4’)John loved her , because he came back.(认识因果句)

(5’)What are you doing tonight, because there’s a good movie on.(言语行为因果句)

虽然因果构式具体体现为逻辑因果句和实据因果句，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界，即可能因果句和推断因果句所表示的两种因果关系之间是十分相似的，而是构成一个从逻辑因果句到实据因果句的连续统。

第四，对因与果之间关系的把握主要依靠我们的世界经验，依赖我们对常规关系的把握，也就是创建和操作“心理模型”。不论发生何种擅变，都是在一定认知框架下的变化，受制于同一个心理模型。实际上，每一种因与果之间的关系均是以相似于逻辑事理的因果关系为导向的。“原因”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是一个从充分原因为一端到“说得通”的原因为另一端的连续统。推衍为这一连续通的建立提供了机制。其实，任何推衍都以我们对事物的主观认定为基础。对于实据原因的认识必然依赖实据原因同逻辑原因之间的关系。对实据原因的认定依赖的主要手段就是逻辑原因和实据原因之间的相似关系;也就是说，思维都是以相邻/相似关系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一关系，我们的思维将失去应有的连续性。认知者都具有“由此及彼”，“以此代彼”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人们思维过程中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之间的空缺需要依靠常规关系来补足，即依靠相邻性来补足。与逻辑因果句相比，实据因果句实质上是一种倒因为果的因果关系(廖巧云2004)。我们之所以能接受倒因为果或倒果为因的语言表达仍然属于因果关系，是因为相似关系作用的结果。这一作用过程就是：通过常规关系将逻辑因果句所隐含的因果关系来阐释和/或补足实据因果句的表述，使看来表达并不完备的实据因果句理解起来变得相对完备，从而能同当时的交际意图能建立起一定的(泛)因果关系。如，上文的例(4)，隐性信息是“我知道只要约翰回来就意味着他还爱她，而且其他没有任何理由让他回来”，这样，“John loved her, because he came back.”才能被看作可接受的表达，是一种说得通的理由。

5. 结语

本文在讨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因果句进行的分类、说明因果句可以表示多种因果关系之基础上，从心理模型的角度提炼出了一个适合表达因果关系的结构形式，说明了从逻辑因果句到实据因果句构成的连续统所表示的因果关系的多样性问题。

反映世界上存在着不同情况的因与果的关系需要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表述因果关系的表达式。根据心理模型建立的表达因果关系的基本构式为BECAUSE(α,β)，即由两个命题(α和β)和一个操作词(operator)BECAUSE构成，其中α，β的次序在构式中(不是在具体的句子中)是可以变动的。

从逻辑原因句来说，从因到果是自然的顺序;这一语义内容投射到原因句的句法结构，自然就形成了用表“原因”的连词引导表原因的语义内容，这自然也就成了原因从句，形成了BECAUSE(α,β)构式;因果关系体现为线性因果关系和泛因果关系，或称逻辑因果关系和实据因果关系;从逻辑因果关系到实据因果关系是一个连续统，构成了因果关系表现出多样性的基础;对因与果之间关系的把握主要依靠我们的世界经验，依赖我们对常规关系的把握，也就是创建和操作“心理模型”。

与逻辑因果句相比，实据因果句实质上是一种倒因为果的因果关系。我们之所以可以接受倒因为果或倒果为因的语言表达仍然属于因果关系，是因为相似关系作用的结果。这一作用过程就是：通过常规关系将逻辑因果句所隐含的因果关系来阐释和/或补足实据因果句的表述，使看来表达并不完备的实据因果句理解起来变得相对完备，从而能同当时的交际意图能建立起一定的(泛)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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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因果句和原因句表示的内涵相同，下文有时会互用。

廖巧云

(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重庆400031)

原载《外语研究》2007年第3期

摘要：本文以语言的“幂姆”现象为例，对语言复制与模仿之谜做一些认知机理的研究。作为语言的幂姆，只要是被复制模仿，必定涉及两种表达形式：被复制(模仿)前的表达形式和作为复制(模仿)结果的表达形式。前者已被定义为“幂姆”，后者我们称为“仿体”。 我们提出自主依存分析框架来解释语言复制于模仿的认知机理。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性是对幂姆进行不同形式、不同手段和不同程度模仿的动因，通过体现相邻/相似性的拈连操作是实现幂姆模仿的机制，从一般是隐性的幂姆推衍出显性的仿体是幂姆模仿可能的路径，幂姆模仿的结果是形成与幂姆有不同程度的相邻/相似性或称亲代相似性的仿体。

关键词：幂姆; 仿体;自主-依存;意向性;相邻和相似

1. 前言

关于语言作为幂姆(meme，又译模因、觅母、密母、密米等)的研究，迄今国内发表的文章主要涉及两部分的内容：一、介绍和概述，包括一些分类和特点的说明;二、应用的尝试。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都缺乏机理性的深层研究。这一不足，同样表现在我能读到的国外发表的论著。

幂姆是否可作为“学”还可研究，但“幂姆”作为一个概念充当研究文化传播的假设，对语言研究是一种较新的切入点。不过我们要认识到，对这一切入点的合理的运用，应建筑在对这一假设的本质有较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下文我们要论证，说“幂姆”是“文化的基因”、是一种“与基因相似的现象”，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事实上幂姆同基因有不可忽视的根本区别，不宜把幂姆的研究消解为类似于对基因复制自发过程的研究。“幂姆”概念作为一种理论假设，归根到底，是作为刻画人们认知活动中的模仿现象的一种说明。因此，要将幂姆研究引向纵深发展、要对幂姆之所以能从一个人的记忆“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去这一现象作出有价值的说明，其中一个途径，似可把对幂姆的研究引向认知研究。本文以语言的“幂姆”现象为例，对语言复制与模仿之谜做一些认知机理的研究，下文提到对“幂姆”的研究专指语言幂姆，主要涉及如下四个问题：一、进行幂姆模仿的动因(motivation);二、导致实现幂姆模仿的机制(mechanism);三、幂姆模仿可能的路径;四、幂姆模仿的结果。

在研究幂姆的论文中，常会提到复制、模仿、变异。按照我们的理解，模仿是复制的基础，复制是模仿的一种结果;在本文的语境里，复制、模仿常可互用。复制的结果可能无异于原幂姆，也可能有异于原幂姆;变异指复制后有异于原幂姆的结果。

2.幂姆与基因

幂姆的原文meme尽管是模仿gene(基因)一词而创造出来的，但幂姆同基因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假设的，一是实在的;一是人造的，一是自然的。

先说假设-实在的区别。基因是生物进化过程的实际产物，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基因的结构。用通俗的说法，基因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个片断，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决定生物物种特有的生物属性的最基本的因子，自然选择就发生在基因这一生物现象的最低的水平上。从这里可以看出，的确有一种唯一的实体可称之为“基因”，因此可以说“基因是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个片断”，也可以反过来说“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个片断就是基因”。幂姆是科学家为了解释文化的世代传播和地域传播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一种假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幂姆”的特定物质或实体。诚然，幂姆的提出者Dawkins曾说过，时装、音乐旋律、建筑物、妙语、甚至抽象的流行时尚等，都是“幂姆”;他这样说，意思只是说，这些事物可以被复制、被模仿，就像基因被复制一样，故起一个与gene相似的名字meme来称呼它们。因此，“幂姆” 只是对引发模仿的一切事物的一种概括，一个总称。可以说“时装、音乐旋律等等是幂姆”，但不可以反过来说“幂姆是时装、音乐旋律等等”。从对语言幂姆的研究来说，语言表达的任何单位都有可能因为某种语用目的而被复制、被模仿，因此，语言的任何单位、任何表达形式都可能被用作“幂姆”。既然语言中什么东西都可能充当幂姆，那么幂姆也就可以是语言中的任何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幂姆并不像基因那样，有一种独立的特定的自身实体存在;把它说成是一种假设性的分析单位，或说成是用以进行研究的一个适用的概念，可能更为合适。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到的这些事物在被模仿时，人们常常不是对整个事物感兴趣，被模仿的通常只是某一事物中的某一部分，例如，词语“酒吧”被模仿为“氧吧”，其实被模仿的只是“吧”：仿照关于基因的说法，这个“吧”作为幂姆，是“酒吧”这一说法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个片断，是决定这一说法具有某种属性的最基本的因子，是语言复制、传播的最小功能单位，是使复制后出现亲代相似性状的基本要素。因此，严格来说，所谓幂姆，是指某一事物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因子。尽管不排除这一因子有可能就是事物的整体，但更为通常的很有可能不是完整的一件时装、一首乐曲、一幢建筑物、一句妙语等的整体，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语言幂姆，可以是像《醉翁亭记》那样的长文的全文(见下文)，也可以只是“氧吧”里的“吧”。

再说人造-自然的区别。在完全的自然状态下，基因是进化物，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基因的复制、变异，是基因自发发生的，是基因自身自在的行为，其根本特点是它的自然性;自然性是不涉及人类干预的，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由人类来控制 [1] 。所谓进化，是有机体为适应环境而发生变异，变异后因为能适应新的环境而被环境选择而保留下来，就发生了进化;适者生存就是适合的基因得以生存。社会建构的人造物其最大的区别是人为性。充当幂姆的语言，归根到底是人造物，幂姆的复制云云，是人对它进行复制操作，是人为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建构，其根本特点是按人为的设计实施、有人为的目的在干预;而且，复制、模仿、变异过程发生后，幂姆还是以原来的面貌存在，复制、模仿会产生一个新的结果，如果有变异也是一个新的生成物。人为性作为社会建构物的本质特点，是人类为适应环境而主动地、有目的地对某事物进行变革，使它按预期的目的发生变异，整个过程是从目的出发，最后又归结到预期的目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所以也可戏称为“为人性”(即为了人)。如果说自然性表现为按照自然规律进行自然选择，那么人为性则表现为依据各人自己的意向性和价值观进行协商，并依据社会受欢迎至少是可接受的程度，并依据事物自身的特点对有关事物进行建构或变革。例如，在研究幂姆的文章中常会提到修辞格“仿拟”的运用，其实这是人在仿拟：庾信的有名诗句“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被王勃仿拟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王勃为使自己的《滕王阁序》增色而对庾信的原句作出变异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归根到底这是王勃的行为，庾信原句还是原句，并没有发生像基因变异那样的本体的变化。当然，作为一种转喻的说法，也不妨碍我们说“落霞-秋水”句是“落花-杨柳”句的仿拟，“落花-杨柳”句发生了变异;下文我们说幂姆的复制、传播、变异——一句话，对幂姆的操作，都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

总之，幂姆和基因，社会建构物和自然进化物，分别是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两个世界的存在。基因是自然选择所形成的生命体，通过自我繁殖而得以遗传，如果发生变异那是偶然性的自发随机过程，是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人类是不能作出控制的。与之相对应，幂姆是非生命体，它的复制和变化是由人实现的，复制和变化前后，被称为“幂姆”的成分本体是不变的，所发生的变化已体现为另一个语言单位，所发生的变化是可按人为的目的性加以控制的，是可设计和可预测的，是受价值观影响的，它的复制、传播、变异是通过对其价值的筛选进入现实世界的。这一比较启发我们，对幂姆的认识和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其变化是如何按人为的目的性加以控制的。脱离了这一点，只是泛泛地谈幂姆的复制、变异，有可能将“幂姆”现象消解为生物现象，达不到研究它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的随机变异不一定都是有利的;语言幂姆复制、模仿、变异，是人的有目的活动，它是以它的使用者的意向性为指向(user’s intention-oriented)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通常是被设定为有利于该使用者的，是该使用者的意向性之所在，至少该使用者认为是这样。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抹煞语言幂姆的模仿复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良的一面，而是要提醒，该语言使用者把它设定为有利于自己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例如，有些作为省市的主要日报，也喜欢模仿一些年轻人在言谈中夹杂英语单词的现象，在新闻标题和内文出现英汉语码混用，这也许是作者编者要表现自己的“时尚意识”和文风生动活泼，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导向会对社会语用产生什么影响。因此，要使语言幂姆复制、模仿健康运用，就要充分揭示它作为社会建构的人为性的一面，使人们认识到，语言幂姆的复制、模仿是一种社会建构行为，要将有利于该使用者同有利于社会统一起来。只有保持着这样清醒的认识，在这样的意义下研究幂姆，我们才能对幂姆的运作有恰当的理解，对“幂姆”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运用有恰当的把握，不会将“幂姆”现象消解为生物现象。

3.“幂姆”概念的方法论基础

那么，将“幂姆”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文化包括语言的研究，是在怎样的方法论的背景上提出来的呢?

科学研究常常会在不同领域的类比中得到灵感。在古代，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和研究远早于、远多于对生命世界的观察和研究，对物质研究的方法也因此远比对生命体研究的方法成熟;正因为这样，当中世纪对生命体的研究发展起来的时候，常常就会借鉴对物质研究的方法。1858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划时代地提出了进化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科学理论之一，对当时在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和线性确定轮提出了挑战，这就导致开始出现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参照对生物世界的研究的变化。这种情况，就是乔治·巴萨拉所说的：“最初，生物-机械类比的潮流是从技术向生物移动。有生命的有机体的结构和生命的过程是用机械术语来描述和解释的。但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反向的比喻潮流。……技术的发展首次通过用生物的类比来解释。”(巴萨拉，2000：16)到了当代，科学研究的方法从生物向无机物移动或从无机物向生物移动都一样普遍。在语言学研究中，也不乏其研究方法从生物向无机物移动的例子，如借鉴进化发生学的方法研究语言的起源、借鉴进化谱系学的方法研究语言谱系等。幂姆论试图用基因的遗传和变异来类比文化的传播和变化，就体现了从生物向无机物移动这样的一种潮流。

再进一步说，基因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幂姆是社会-人文科学的概念。卡西尔说，自然科学的概念是“实物概念”、“实体概念”，自然科学的概念的确立是一个以事实为基础进行论证的逻辑过程。社会-人文科学的概念是“形式概念”、“意义概念”，这样的概念确立的过程是解释学的过程。(卡西尔，2004：113-124)这样说来，幂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意义概念，它只为所研究的语言现象提供一个用于解释的说得通的理由。

4. 幂姆的复制与传播

幂姆的复制、变异是类比于基因的复制、变异。为什么可以进行这样的类比呢?这是因为基因同幂姆也有明显可通约的地方：

第一、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到下一代，使后代表现出亲代的相似性;语言的幂姆被复制、模仿，使结果也表现出同幂姆的“亲代”相似性。

第二、基因复制过程中可能出现变异，亦即复制后后代基因发生了有异于前代基因的变化;语言的幂姆被复制、模仿过程发生变异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第三、基因变异的发生是由于DNA中的碱基对发生了置换(称为置换变异)、增添、缺失(合称移码变异)，导致了基因结构的变化;语言的幂姆被复制、模仿过程发生的变异基本上也表现为置换变异和移码变异。

第四、基因复制的结果表现为同义复制、错义复制;语言幂姆被复制、模仿的结果也有同义复制和错义复制两种情况。

第五、基因的复制和幂姆的被复制都是多样性的来源，前者带来物种多样性，后者带来文化多样性。

作为语言的幂姆，只要是被复制模仿，必定涉及两种表达形式：被复制(模仿)前的表达形式和作为复制(模仿)结果的表达形式。前者已被定义为“幂姆”，后者我们称为“仿体”。仿体有两类：

(1)原文照搬，仿体没有发生变化，即两种表达形式相同。这是无异复制，而且必定也是同义的。例如，早期台湾、香港将computer译为“电脑”，大陆译为“电子计算机”;后来，因为“电脑”的说法简便形象，也传播到大陆，在大陆普遍流行开来。这就是说，“电脑”原先只在小范围使用;后来它的整体作为幂姆，被其他地区的人们复制模仿，就传播到较大的范围。

(2)发生了变化，即有异复制(模仿)，从所表示的意思来说，可能是完全同义的(如下4-8例)，也可能是部分同义部分错义的(1-3)。例如：

幂姆 仿体

1. 据理力争 据礼力争 [以送礼作贿赂来争取]

2. 无私奉献 无丝奉献 [详下]

3. 酒吧 氧吧、读书吧、陶吧、网吧…… [吸氧……的地方]

4. 易中天迷 乙醚/意粉

5. 公家计算机 公鸡

6. 气死我了 7456

7. 顺天行道 川大丁首

8. 打架 得花寄花

假设有人要表示“幂姆”栏第4-8行的意思用了“仿体”栏相应的部分(例如“这是公家的计算机”→“这是公鸡”)，或为了表示“仿体”栏第1-3行方括号内的意思而仿“幂姆”栏相应部分(如“这是一间供人们上网的小店”→“这是网吧”)，这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为了不同的目的，将“幂姆”复制为“仿体”。第3行把喝酒的“吧”仿制为吸氧/读书/学制陶器的“吧”(“吧”也是仿制bar，不详论)。第二行和第三行都是对一个常用语作出谐音变异;“无丝奉献”揶揄有人以“一丝不挂”的方式来对“艺术”作出“奉献”的做法。第四行“易中天迷”(易中天的热烈支持者)表示为“乙醚”或“易(的)fan(s)”，在仿制时既有省略又有谐音;“意粉”字面上是意大利粉，但实际上“意”是“易”的谐音，“粉”是仿英语fan。第五行也是在仿制时既有省略又有谐音。第六行是以谐音为手段的网络语言。第七行是从前四川袍哥会的隐语，仿体是将“顺天行道”(顺着天理行道)的字形作出简省的变化。第八行是所谓“反切”，也常常用作隐语，解读“得花寄花”要将两个字作为一组(如“得花”、“寄花”)，每一组以第一个字的声母为声母(如“得”[de])第二个字的韵母为韵母(如“花”[hua])进行拼读，以得出该隐语的一个字的读音[da]，如此类推。

如果将原文照搬的“电脑”一例也考虑进去，从相对于原来的幂姆来说，仿体的变异可能建立一个从变异程度为零到变异程度逐渐增大的连续统。这里的复制，有基本上维持原意的，也有不同程度改变了原意的;其手段可以归结为原位(即原文照搬)、置换、增添、缺失四类型及其综合运用，造成了变异程度的不同。例如，从置换来说，如“酒吧”的“酒”置换为“氧、读书、陶、网”等、“据理力争”的“理”置换为“礼”、“气死我了” 置换为 7456等;“公家计算机”被复制为“公鸡”是“公家”缺失了“家”，而“计算机”缺失了“计算”，并且“机”置换为“鸡”;“顺天行道”成为“川大丁首”是每个字的某些笔画的缺失，而“打架”成为“得花寄花”是某些音素的增添。

变异程度大小常涉及亲代相似程度大小。仿体相对于幂姆来说，一般趋势是：变异程度小，仿体同幂姆的亲代相似程度就大;反之亦然。而且，直觉还告诉我们，一般说来，仿体变异程度小而同幂姆的亲代相似程度大，其流行传播会较为容易，这是因为流行传播的易难很大程度是由于对其变异的把握的易难。但流行传播难易只是影响幂姆运用的一个方面。仿体作为人造物，建构的动因来自不同层次的交际目的，包括实用、适时、得体、情趣、审美等多元的取向，因而也就必定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建构手段、不同的难易程度和不同的流行程度。例如，隐语本来是设定只在一定圈子里才会流行的，所以隐语的解码必定设定为有较大的难度，相应地，它的变异程度可能较大。试想，如果隐语在形成时让它只是发生很小的变异，从而很容易就能解码，它就会很容易在全社会通用，失去了隐语的作用。佩卓斯基曾就作为人造物的器具说：“所有器具都会随时变化，享受精美成为发明之母。”(佩卓斯基，1999：22)如果我们把“精美”理解为来自切合目的的设计，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切合目的是仿体发明之母。例如欧阳修写过《醉翁亭记》，人们通过一字不易的背诵、传抄、刻印，得到完全的亲代相似，该文得以一直流传至今。但作为文学史的一个美谈的倒是黄庭坚仿欧阳的原文写了一首词《瑞鹤仙》，从意义和行文可以辨认出同《醉翁亭记》有很大的亲代相似：“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瑯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亭翼然泉上，醉翁亭也。……太守乐其乐也。问其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 背诵、传抄、刻印有进行这样全盘照搬的复制的目的，黄庭坚的仿制也有他的目的;不同目的的仿体，可能要求用不同的手段、形式来实现，可能涉及不同的变异程度。归根到底，变异是为目的服务的。语言同思维同轨的，语言的形式变了，所体现的思想、情感、意图也会发生变化。

5.幂姆现象的认知机理

我们拟用徐盛桓提出的“自主-依存分析框架”(徐盛桓，2006)作为我们的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根据这个框架，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性是对幂姆进行不同形式、不同手段和不同程度模仿的动因，通过体现相邻/相似性的拈连操作是实现幂姆模仿的机制，从一般是隐性的幂姆推衍出显性的仿体是幂姆模仿可能的路径，幂姆模仿的结果是形成与幂姆有不同程度的相邻/相似性或称亲代相似性的仿体。下面做一些具体说明。

上文说过，只要涉及幂姆的仿制，必定有两个表达形式：幂姆和仿体。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使用者在意图上要将某一语言现象作为幂姆复制为仿体用于交际表达时，在他的心目中会或清晰或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现象，但一般不直接说出来。因此，幂姆在话语里一般是隐性而没有显现的，是隐性表述;仿体是在话语里显性显现的，是显性表述。但是，隐性的幂姆主导着仿体的复制。仿体必定是按幂姆的某方面的语言现象实施模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幂姆是自主成分，仿体是依附于幂姆的依存成分。在一个特定的交际场合，幂姆作为自主成分，以交际的意向性用作自己的意向性(因此也可称为幂姆的意向性)，并以此为导向，以相邻/相似关系的认定为主要手段，对仿体发生“拈连”的作用，推衍出依附于它的仿体。仿体的形成和运作是以幂姆的意向性为其导向的，仿体的运用要回归到幂姆的意向性。仿体原则上可以追溯出幂姆。这就是导致实现幂姆模仿的机制。这个过程，参照徐盛桓(2006b)，可图示如下：

幂姆(自主成分)

意向性 作用于

相邻/相似 拈连

回归到 追溯

推衍

仿体(依存成分)

从常规推理(徐盛桓，2006a,b)的角度看，幂姆的复制其实是推衍(deriving )，仿体作为依存成分是从作为自主成分的幂姆推衍出来的。推衍一要以意向性为依归，二要接受相邻/相似关系的限制。在意向性和邻/相似关系的制约下，幂姆通过拈连推衍出仿体，这就是幂姆模仿可能的路径

先说意向性。仿制过程是从意向性来，回到意向性去。所谓意向性，是指语言使用者实施幂姆仿制时所确定的不同目的，因而成为选择有特定传播意义的信息片断时的动因和他希望仿体出现同幂姆有什么亲代相似性的基本取向。这成为语言使用者在进行仿制操作时的一个“意向弧”(梅洛-庞蒂，2001：181);正是这一意向弧的支撑和规定，使得仿体能表现出语言使用者所设想的同幂姆某方面的亲代相似性。例如，语言使用者想要以幽默的口吻表示“易中天的热烈支持者”这一意思，这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性。在这一意向弧的规定和支撑下，选择了与“易(中天)迷”发音相似的“乙醚”这一能体现该意向性的仿体。意向性当然是人的意向性，但有时为了表达的方便，也可能转喻地说成是“幂姆的意向性”。

再说相邻/相似关系限制：幂姆推衍出仿体，依靠的是自主成分同依存成分的相邻/相似关系;仿体同幂姆的亲代相似性其实是二者在某一方面不同程度的相邻/相似关系。徐盛桓(2006a,b)曾根据格式塔理论关于相邻/相似关系对人们感知事物的影响，概括出相邻/相似律：

相邻/相似律：在话语HY中出现x，如果在某一可认定的情境中(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际出现过的和只是认识上的，等等)x同y相邻/相似，则HY:x → HY:(x)y(“→”表“内在地蕴含着”或“可推衍出”)。在认定了x曾同y相邻/相似这一前提下，这可简化为因果式：如果x则可能(x)y。相邻/相似律还可能发生逆向作用，即：如果xy则可能x或y。

例如在谈论“易中天”的语境下，提到“易”就可能内在地蕴含着与“易”相邻的“(易)中天”;反过来，“易中天”也有可能推衍出与“中天”相邻的“易”。

关于拈连：幂姆作为自主成分，在意向性、结构特点等方面会对依存成分施加影响，使自己这些方面的表现也或多或少地成为依存成分的表现。这就是自主成分对依存成分的拈连。例如，“顺天行道”作为某帮会的一个常用语，它所表达的意向，帮会里的人都是十分熟悉的。以它作为幂姆复制为一个隐语“川大丁首”时，是从“顺天行道”每个字都缺失一些笔画得来的。“川大丁首”的语法语义组合本来是很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语言单位来运用，因为“川大丁首”同“顺天行道”在字形上的相似性使人们看出“顺天行道”在结构特点上对它的拈连，从而也将“顺天行道”的意向性“拈连”到 仿体上来。从本质来说，自主成分对依存成分的拈连，是通过相邻/相似关系使依存成分发生顺应效应 (accommodation effect)。所谓顺应，是指一个结构为顺着另一个结构的特点而模仿该结构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过程。应该说明的是，这里的“顺应”、“变化”、“模仿”等等，并不是语言结构自身的变化;“川大丁首”本身并没有变，只是人们通过对两个成分的对比得到“川大丁首”同“顺天行道”相似的感受所产生的认知效应。总之，幂姆同它的仿体，自主成分同依存成分，这二者的关系有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两个语言单位已形成了一种联结，以相邻/相似的维度相维系，一个成分(幂姆)包含、规定和支撑另一个成分，一个成分(仿体)模仿和感受另一个成分。仿体的效应依赖于幂姆-仿体的联结赋予它的价值和意义，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它在这一联结中能实现的功能。

幂姆的运作就是模仿。所谓模仿，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选择和认定，尝试把它变成为自己的意识或行为的结果的过程。格式塔理论表明，选择并认定相邻/相似关系是人们感知外界事物的重要心理基础，因此这也成为模仿的重要心理基础。这同样也适用于语言幂姆的模仿;这个过程，说得具体些，就是选择和认定语言幂姆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那个因子，通过相邻/相似关系，用通感、通知、通理的手段，将有关的因子复制成仿体的过程。

7.结束语

模仿是人们学习和运用语言的重要手段。幂姆作为研究语言模仿过程和特点的一个理论假设，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问题是要尽量跳出就事论事的窝臼，通过对幂姆现象的分析把握语言模仿的认知过程和特点，这是语言学研究的任务。

参考文献

巴萨拉，2000，技术发展简史[M](中译本)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佩卓斯基，1999，器具的进化[M](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梅洛-庞蒂，2001，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卡西尔，2004，人文科学的逻辑[M](中译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徐盛桓，2006a，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P] 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会议.南京.. 2006,5。

徐盛桓，2006b，自主与依存[P]，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的学术报告，2006，8。

[1] 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可以对基因的变异作出一定的控制，例如转基因等。因而基因除了有自发变异外还有诱发变异;诱发变异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了人造物。这里的说明只从完全的自然状态下来说的，不包括这种情况。

黄 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原载《外语研究》2007年第3期

摘要： 本文在“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的框架内，参照 DRT的表述系统，探讨会话含意推导的形式化刻画。话语有两种意义成分，一是话语的命题意义，二是话语所携带的信息;前者是稳定的，后者依赖语境的、是动态的。话语的意义是命题意义和话语信息的复合。话语意义的理解同语用推理过程在认知上是一致的，运用的是泛因果关系的“说得通的解释”的非单调推理。认为这个解释“说得通”使得认知主体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信念。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扩充DRT的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形式化系统，话语的意义首先在语篇基础上得到真值条件解释，然后在语境中根据“说得通的解释”原则，在语境中寻找话语信息以证明自己信念的合理性.

关键词：“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语篇表征理论;会话含意;常规推理

1.引言

语用意义的逻辑分析大多以话语行为为主，如Belnap & Steel(1976)、Karttunen(1977)、Groenendijk & Stockhof (1984)、Vanderveken (1991)，其中Vanderveken (1991)关于话语行为的形式化描写非常系统，但没有涉及到会话含意。蒋严(2002)探讨了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认为语用推理是溯因推理在言语交际中的具体应用。徐盛桓(2005)也构建了一些形式化的语用推理逻辑推导式，他认为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是合情推理。徐盛桓(2006a,b)提出的“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认为，语用推理就是在下向因果力制约下找“说得通”的理由的推理，这是对合情推理的进一步概括。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的框架内，参照 DRT的表述系统，探讨会话含意推导的形式化刻画问题。本文的基本假设是(i)语篇表征理论的语篇关系描写反映了人类话语理解的认知性质，可以近似地模仿明示意义(explicit meaning)的理解过程，(ii)言语交流中，“说出来的”意义和“未说出来的”意义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有认知基础，(iii)语用推理中，人们并非严格地运用逻辑规则，更多的是凭经验理解话语，所以推理的前提具有非保真特点，因此推理结论可修改，推理结论非唯一性，(iv)言语交流的意义是动态的，依赖语境，因此语境有助于确定合理的结论。第(i,iv)点是DRT的观点;第(ii,iii)点在徐盛桓(2006a,b)有明确的论述。

2. 理论依据

“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认知过程指大脑在抽象知识系统的制约下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抽象、储存、组合、表征的心理过程，语用推理同这些活动都有关;语用推理依赖心理模型，是创建和操作模型的认知过程，心理建模是推理的基本形式;心理模型是人们心智中知识结构的组织形式，心智中的知识是人们对事物间的常规关系的认识，体现为以相邻/相似关系的抽象知识为维度组织起来的类知识，并分解为小型知识集;语用推理是通过心理建模对感知的话语进行下向因果求索，需要从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中抽取和整合推理的前提，求索的切合点是泛因果关系;语用推理同日常话语理解没有本质上的区别。DRT的内容见下面的分述。

2.1 DRS的认知维度

最初的形式语用学的研究是蒙太古式的，包括蒙太古在内的形式语义学家把时态逻辑、模态逻辑、形式语用学和内涵逻辑结合起来研究自然语言。(Partee，2001)蒙太古语义学认为，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在原理上没有根本区别的思想，持的是语义组合理论(semantic compositionality principle)观点。但是，蒙太古语义学遇到许多困难，例如多语篇或者跨语篇中限定性和非限定性指称词的外延问题;于是DRT应运而生(对该理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Hans Kamp & Uwe Reyle (1993)，邹崇礼1995; 蒋严&潘海华 1998;方立2002)。它不同于经典的蒙太古形式语义理论主要表现在：(i)DRT是动态地描写语义，语句的意义不是真值条件，而是语境改变潜能(Context Change Potential, CCP)，(ii)命题的逻辑形式不同于经典逻辑，(iii)语句中的个体变量，尤其是指称词的赋值有语境依赖性，自然语言的语义预设得到更多关照。DRT的运作形式如下：话语的逻辑形式是语篇表征结构(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Structure, DRS)，每个DRS的形式为，前者是论域，包含了话语中涉及到的个体;后者是条件集合，表示对论域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按照DRT惯例，话语“a girl cries”可以表示为。

如果话语中有预设成分，那么预设成分必须在语境得到满足，成为预设容纳(presupposition accommodation)。语篇可以合并，初始语篇中的预设成分在语境中得到满足，也就完成了语境和初始语篇的合并。合并后的新DRS又成为下一语句的语境，新语句中的变量赋值仍然要参考合并形成的DRS的论域。例如，语句s1, s2的语篇k1, k2的合并得到⊕k1⊕ k2。为了书写方便，我们把合并后的语篇表示为，在此基础上新增语篇k3 = ，进行在此合并得到的DRS为。

DRT理论框架内进行会话含意推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于给理论独特的语句意义观。语句本身有意义，但是话语在语篇中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语句所携带的信息。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话语本身的意义同会话中的话语含意、把话语携带的信息同会话含意联系起来分析自然语言。这就是说，话语信息的处理直观地反映了人的认知特点：话语信息依赖语境，后续话语信息又依赖于先前的话语信息，话语信息的含意是动态的，话语的意义在于话语对语境的改变潜能，同时话语涉及的个体必须在语境中得到满足。虽然DRT的语境关怀只是局限在语篇语境，并没有关注语用推理的语境，但是这一思路对于语用分析确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在经典的DRT框架内加以补充，丰富其描写能力、强化解释能力，然后将其用在语用推理中。

2.2 话语意义、话语含意和常规关系

徐盛桓的含意本体论研究表明，会话含意是话语的内在属性。话语意义和话语含意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是含意的基础，含意是意义的延伸，二者可以看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意义和含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徐盛桓，1996，2006a)话语的含意是不稳定的，但在使用中含意又有可能固定下来，成为意义。其中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个体到群体，从特殊到一般。所以会话含意的一般和特殊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地联系着的，可以把话语同含意看作是一个连续统，根据群体意向成分的高低，其中的元素从最一般到最特殊排列。但是话语意义和话语含意的性质是不同的，意义的基础是话语中“说出来的”部分，含意是话语中“未说出来的”。“说出来的”内容是相对确定的，而“未说出来的”是不确定的，这就是含意的“ 可取消性”。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意义和含意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有认知基础的。从“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对心理模型的说明可知，人大脑中的知识结构是一个大型的知识集系统，是以相邻/相似关系把由常规的类知识构成的大大小小的知识集纵横交错地组织起来的网络。(徐盛桓2006b)语言符号是概念与知识联系的纽带。语言符号同知识中某对象之间的联系一旦被固化下来，这种关系又会成为认识世界的工具，表现为常规关系。(徐盛桓，2002)事物的相邻/相似关系是最容易把握的关系，这种外在的关系也反映在人们知识结构中，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正是常规关系的内涵。(徐盛桓，2006b)意义和含意的关系非任意性的认知基础就是以相邻/相似为内涵的常规关系。

2.3 语用推理的非单调特点和想当然原则

推理的单调性指的是从正确推理的前提总能够推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命题集G= {p1, p2, p3, …pn}推出j，那么G中即使增加f，也只能从G和f推出j。语用推理是非单调的，所谓非单调推理，指的是(i)结论可以修改，(ii)前提可以撤销。

语言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说话者的意向，换言之，话语交际以意向性为驱动机制。(徐盛桓2006c)因此解释话语背后的意向性是理解话语意义的重要环节。意向性的内涵主要包括：时间上指向将来时间、认知上肯定的信念、对对方能力的信赖等;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意向性中蕴含着听话者是按常规关系来理解的。事实上，语用推理的实质就是根据有关的显性表述，利用从心理结构的知识集提起的常规关系，通过一连串的“如果x则y”的推导进行显性表述和隐性表述的交替编码、组织和补偿，不断获得新认识，最后得到对有关话语用在这里的“说得通”的理解。这个过程，是在下向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 作用下局域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进展为话语的整体性解释的过程，即较低层级的所有过程受较高层级的行为制约，较低层级的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若顺应高一级层级的环境它就被选择而被接受下来，并向更高的层级发展，否则就被排斥。我们将话语运用的显性表述看成是话语表达的较低的层级，而该话语实际想要达到的交际目标看成居于较高的层级，从而具有下向因果力。所谓谋求话语的理解或解释，就是通过对不同层级的话语相互作用的考察，追溯其中的下向因果力对这些层级的显性表述的影响，接受合理的，拒绝不合理的，直至最高层级。(徐盛桓2006b)同时，对交际话语按常规关系来理解，意味着交际者是理性的，是理想的认知主体，因此相信(i)他能理性地对待他的信念的逻辑后承，(ii)他能充分内省。所谓内省就是个体对其自身的状态和条件的意识。(弓肇祥2004：233)有内省能力的认知主体可以相信或不相信某个信念，之所以会相信某个信念，是因为他知道该信念同自己的知识体系是相容的。话语理解作为语用推理的过程，交际者总是默认地相信一些信念，并把这些信念作为自己理解话语的前提或备用前提，而不是首先核查这些信念的真值条件;只是在发现某信念与既有知识不相容时才会排斥该信念。这就是Bach 说的“想当然原则”(Bach 1984);或者如徐盛桓所说，是在这话语的背景下“说得通”。因为理性的交际者认为，如果说话者知道这么说是不对的，他就不会这么说;换句话说，听话者之所以相信这信息，是因为他没法证明这些信息是错误的。我们就把这种现象叫做“想当然”，或者“说得通”，表述为：

j ®╞ B(a, j) (认知主体a想当然地相信j)

并有以下引理：

ØB a,Øj®╞j (如果主体a没有理由相信j是假的，那么j是真的)

根据常规关系理论，理性的交际者一旦相信一个信念，在交际过程中他不但要相信这个信念，还要承诺证明该信念是合理的，交际者的推理过程就是要实现自己的承诺的过程。这是语用推理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称之为证因推理原则：

B(a, j)®G╞ c j (如果主体a相信j，那么在语境c中j是真的)

该原则的引理是：如果j是真的，那么在语境中j可以得到证明的。用JST (justifiable) 表示“可证明的“，该引理可以表示为：

B(a, j)® JST c, a j (主体a相信j，那么语境c中主体a可以证明j是真的)

总而言之，理性的交际者在话语行为中依照常规关系进行推理，就意味着他承诺：寻找一切可能的信息证明话语为什么是说得通的。

3. 系统构造

正如前文所言，DRT语义理论是动态语义描写逻辑系统，其动态性是通过把语句的意义同语句的上下文语言环境联系起来，因此，DRT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用学逻辑体系。考虑到语用推理的上述特点，我们可以通过扩充经典的DRT语言以丰富其描写手段和强化其解释能力，构造一个形式系统。

3.1 扩充的DRS语言

我们通过增加认知主体集合A和信念算子B，扩充经典DRS语言，这样扩充后的DRS语言包括：话语变量集合W，包括元素x, y, z, …;专名集合À，包括元素John, Mary, …;关系集合Â，包括元素pn, qn, rn, …(n³0);认知主体集合A，包括元素a, b, c, …;逻辑联结词Ø(否定算子，“否”)，Ù(合取算子，“和”)，Ú(析取算子，“或者”)，®(蕴含算子，“如果…那么…”)，«(等值算子“等于”)， º(同一算子)，Î(成员关系，“是…的元素”);信念算子B(相信)

说明：(i)关系集合Â包含了狭义的“关系”和狭义的“性质”，当n = 0，p0是0元关系(“It rains”)、n = 1，p1是一元关系(“Mary cries”)、n=2，p2是二元关系(“John loves Mary”)等。(ii)信念算子B是命题算子，该算子刻画推理初始阶段交际者的默认推理状态，该算子在话语的最外围。

3.2 扩充的DRS句法

DRT中话语(命题)的形式是。语篇中肯定要涉及不同的对象，这些对象在DRT中都可以用u来指称，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性质或者与其他对象形成某种关系，这些性质或者关系可以用条件con来指称，条件con是确定话语真值的基础，原子语篇DRS包括个体和条件，即，条件可以分为原子条件和复合条件，后者由原子语篇与其它语篇通过逻辑算子结合形成。

如果任意的个体uÎW，和条件集合con，那么是语篇;

如果任意的个体xi, xj ÎW，那么xi º xj 是条件;

如果名称mÎÀ, 那么À(m)是条件;

如果关系pnÎÂ，个体x1, x2, … xnÎW，那么，p(x1, x2, … xn)是条件;

如果k1, k2是DRS，那么Øk1, k1Úk2, k1Ùk2, k1®k2, k1«k2也是条件;

如果k是DRS，aÎA是认知个体，那么Ba, k是条件。

3.3 话语的真值和话语的信息

Levinson (2001:125)认为，会话含意的推理要参照话语的逻辑形式及相应的真值条件(违反方式准则除外)。但是意义的分析如果仅限于话语的文字形式，而不考虑其它方面，那么交际意义的分析是不完全的。交际中，话语的语音形式也携带了大量的交际意义，例如，“玉米”(李宇春的歌迷)、“粉丝”(fans)等谐音现象，都是以语音形式存在的，其含意也是通过声音传递的。因此，应该区分话语的命题意义和非命题意义，在此，我们借用DRT理论的术语，分别叫做“命题”、“信息状态”。

DRT中，话语的真值指派不同于经典逻辑，也就是说DRT不是通过对应关系确定命题的真值条件，而是通过核查话语中出现的个体在语言语境中有没有指称来确定，这一点容易做到。但是如何在DRT框架内反映话语的信息呢?我们知道，会话含意的推理中，推理过程是“直觉地”、“非逻辑地”从前提延伸到结论，用徐盛桓的话来说，是“泛因果关系”的，最大程度地保证结论的合情合理。这种合情推理实际上就是认知主体通过内省达到一种认知状态。认知主体的内省行为指的是主体相信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逻辑后承，即如§2.3所述，主体相信命题j，j就是真的，主体不相信j，j就是假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话语命题的“真”与“假”决定于认知主体的知识世界，如果一个命题是真的，那么该命题的知识与主体的知识是相容的，不相容的命题就是假的。命题在主体的认知世界中对应的是认知状态，或者说某个概念。前文已经提到认知主体的知识结构内，概念是通过常规关系相联系的，因此，话语对应的认知状态也通过常规关系与其它认知状态相联系，这些“其它认知状态”就是话语的信息。由此可见，话语一方面通过语言形式与命题内容相联系，这是其静态意义;另一方话语还和语境联系，这是其动态意义，也就是话语的信息。话语含意的推理必须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

话语的意义指向的是认知主体的认知状态，该认知状态中记录不仅有命题内容，还有语境信息。话语的信息选择是动态的，具有语境依赖性。在扩充的DRT中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赋值函项F必须具有不同的功能。首先对话语的变量赋值，得到话语的命题的意义;然后把话语对应的认知状态映射到语境。

3.4 扩充的DRT语义解释模型

扩充的DRT解释模型的基本要求是：(i)话语中变量集合W不能为空，(ii)赋值函数有不同的功能解释，即既有真值运算功能又有常规关系上的认知状态选择功能，(iii)话语中的谓词集合F中的元素被解释成W上的DRS条件，(iv)对话语提供真值解释。因此扩充的DRT公式的解释模型M= ，模型中的元素分别是话语变量集合W，认知状态集合W，认知主体集合A，语境集合C，赋值函项F，V。

需要说明的是赋值函项F和V。前者是经典DRT中的实证函数，其作用是把话语k嵌入到语言的上下文语境中，使语句中的变量(代词、指示词等照应词)得到赋值。(这就是验证条件是否满足的过程，)满足条件的语篇是命题，与该命题对应的是认知主体心理的认知状态。此时，我们只得到话语的静态意义，并没有得到其话语信息，因此还需要再次进行泛函运算。

话语信息相关的泛函运算由函项V负责。函数把话语k(包括其声音形式、文字形式)所对应的认知状态参照语境映射到另一认知状态，函数运算驱动机制是认知主体对自己信念的辩护意向。言语交流意味着交际者要确立(或者拒绝)某个信念，还要为自己的认知过程辩护，其手段是通过常规关系把一个认知状态(静态意义)在语境中与另一个认知状态(动态意义)联系起来。过程如下：信息指派函数V是把k指派给语境和认知状态的偶对，即V(k) = w’´c，其中cÎC，w, w’ÎW，并且w’是w通过常规关系可及的(可通达的)。公式表明话语信息是是动态的，依赖语境。

语境集合C的范畴已不同于经典DRT中的语境概念，我们使用Verschueren (2001:76)语境概念，也就是说，语境中至少有四方面的要素：物理世界、心理世界、人际关系世界和交际者。而且语境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会能动地构筑语境，增减语境要素。

现在我们给出扩充的DRS中话语k的语义学：

(i) ╞ M , iff fÍWg 并且任意的条件aÎcon: g╞ M a

(ii) f╞ M x1 = x2, 当iff f(x1) = f(x2)

(iii) f╞ M À (x), iff, F(À) = {f(x)}

(iv) f╞ M Pn(x1, x2, … xn), iff ÎF(Pn)

(v) f╞ M Øk, iff不存在函数fÍWg使得╞ M k

(vi) f╞ M k1Úk2 iff存在函数fÍWg使得╞ M k1或者╞ M k2

(vii) f╞ Mk1Ùk2 iff存在函数fÍWg使得╞ M k1并且╞ M k2

(viii)f╞ M k1®k2 iff对于所有的函数fÍWg使得╞ M k1并且有函数h使得╞ M k2

(ix) f╞ M k1«k2 iff对于所有的函数fÍWg使得╞ M k1并且有函数h使得╞ M k2并且iff，对于所有的函数fÍWg使得╞ M k2并且有函数h使得╞ M k1

(x) f╞ M Ba, k，iff fÍWg并且有wÎW，╞ M, w, a k

(xi) v╞ M, w, a k，iff有w’ ÎW, cÎC, v╞ M, w’, c, a k

需要对公式形式加以说明：

i. f, g是语篇的变量赋值函项，由于语篇k=中的变量(例如代词等回指词项)在k中不能解释，需要参考上下文语境，所以变量赋值函项表示函项g把f的定义域扩充到话语变量集合W。经典DRT把这一过程叫做语篇k在模型M中的嵌入，表示为“fÍWg”(读作g扩充f的定义域到M的全域W)。如果语篇k=在上下文语境中得到解释，我们表示为“╞ M ”(读作：通过函项，语篇在模型M中可满足)。

吴炳章

(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青岛266003)

原载《外语研究》2007年第3期

语言理解中，句法加工至关重要，它把各个意义单元以不同的方式整合起来，从而形成整体的意义表征。句法加工的脑机制是心理语言学比较关注的问题，目前由于ERP技术和功能成像技术的进步，使对这一机制的探讨成为可能。该文对有关句法加工的脑机制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针对目前该领域存在的问题与争论进行了讨论.

1.引言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人类日常所从事的重要的认知活动。人类语言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层次结构，从简单到复杂依次有音位、语素、单词、短语和句子等不同的层次。各个不同的层次以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构成可以接受的话语。其中，将词素组合起来以构成短语和句子的规则即句法，是决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例如这样一个句子，“The little old man knocked out the giant wrestler”，只有通过句法的组织，搞清楚谁对谁做了什么，才能使我们理解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景。因此，句法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将听到或读到的单词组合起来，以形成对句子的解释。现在语言学界一般都承认，人们在理解语言的过程中要建立起一定的句法结构。要确定句法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建立起完整的句法加工理论，需要进一步考察句法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特别是句法加工的脑机制。

对于脑与语言的关系的研究开始于一个多世纪以前，Broca和Wernicke首先发现特定脑区的损伤会导致特定的语言障碍，即失语症。1860年，法国医生Broca对两名患有言语运动障碍的病人死后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其大脑左半球额下回，靠近外侧裂的一个区域发生病变。1874年，德国的Wernicke发现大脑左半球颞叶皮层后部的病变与言语理解的障碍有关。布罗卡失语症患者的言语中缺少曲折变化和句法功能词，他们不能理解只有利用句法信息才能正确理解的一些被动句，如“The dog was chased by the cat”[4]。因此布罗卡失语症病人具有句法障碍。而维尔尼克失语症患者没有表现出句法的障碍。脑损伤会选择性的影响句法加工这一事实表明，句法加工有其特定的脑区。

近年来，随着各种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和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句法加工的精确脑定位问题。本文将对句法加工的脑机制的有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2 句法加工的脑机制研究

研究句法加工的脑定位问题，目前主要采用脑损伤方法和脑成像技术，通过让被试进行各种涉及句法加工的操作，考察这些加工所涉及的脑区。其中常用的脑成像技术主要有事件相关脑电位技术(ERPs)，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脑磁图技术(MEG)等。常用的涉及句法的实验任务主要包括理解具有词类违反的句子、理解具有其它句法违反的句子、进行各种句法操作。通过一系列ERP研究，Friederici等发现，句子理解过程可以分为可辨认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为基于词类信息的句法结构建立过程，第三阶段为各种来源的信息，包括句法信息的整合过程。句子中词类约束的违反能导致的(E)LAN成分，该成分反映了第一阶段的加工，其它类型的句法违反(短语结构违反、数的一致违反、性的一致违反等)能导致P600成分，它反映的是第三阶段的加工。

2.1 词类违反(早期句法加工)

曾有很多研究通过词类违反考察句法加工的脑机制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为ERP研究。用ERP技术研究语言加工开始于Kutas和Hillyard等发现反映了语义整合的N400成分。近年来，很多研究发现了与句法加工有关的其它ERP成分，其中包括词类违反所导致的左前负波(Left Anterior Negativity，LAN)。很多研究发现，LAN是主要分布在大脑左半球前部的负波，因此叫做左前负波，多数研究发现LAN的潜伏期为300到500ms，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其潜伏期为100到300ms。Friederici等发现，当语境要求出现某种句法类型的单词，例如在一个冠词和形容词之后应该出现一个名词，而实际上出现了另一类型的单词，如动词，那么在这个不应出现的动词的位置就会出现早期的LAN，这表明LAN效应是词类约束的违反[7]。后来Friederici提出，出现在100到300ms的早期左前负波(ELAN)是词类违反导致的，而出现在300到500ms的左前负波是由形态句法加工导致的。

与语义整合的N400效应主要分布在脑后部头皮不同，LAN主要分布在大脑的左前部，这表明，词类约束的违反所标志的句法加工应该在前部的脑区进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由LAN成分的头皮分布来推断认知加工的脑机制存在很多困难[8]。第一个问题就是，仅仅从头皮上记录的脑电无法确切推断产生头皮电位的脑组织。少数头颅内的脑电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与头皮上记录的脑电是类似的，但是由于大脑皮层的复杂结构，头颅深部记录的电位和头皮的电位之间未必是一种直接的关系。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关心的认知过程是否在所记录的ERP成分中反映出来。因此，要对句法加工进行精确的脑定位，需要进行脑损伤研究和功能成像研究，或者将ERP研究与这些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将ERP研究与脑损伤研究相结合的实验逻辑是，如果某一脑区的损伤导致不能产生反映句法加工的ERP成分，或者出现了该ERP成分的异常，则说明该脑区参与句法加工。Friederici等让左侧额叶皮层损伤的被试以及基底核损伤的被试阅读包含句法违反的句子并判断句子的正确性，结果发现左侧额叶损伤的被试在句法违反的关键词处没有出现LAN，这说明左侧额叶皮层的损伤影响了第一阶段基于词类信息的句法结构建立过程[9]。基底核损伤病人出现了预期的LAN，说明基底核的损伤不影响句子的理解过程。Kotz等发现，左侧颞前叶损伤的病人在加工句法违反的句子时没有出现ELAN，却出现了清晰的P600，而右侧颞前叶损伤病人既出现了ELAN也出现了P600，这说明，左侧颞前叶对于第一阶段的加工是必要的。

有些研究还运用空间分辨率更高的其它成像技术考察了早期句法加工的脑定位。Wang等[11]和Friederici等通过MEG技术来确定参与早期句法切分过程的皮层结构。他们向被试听觉呈现具有词类错误的句子，要求被试判断其句法正确性，记录被试对句法违反的脑反应。结果表明，早期句法切分过程由颞叶区域，可能是planum polare，和fronto-lateral支持的。这些区域在五名被试中的四名中表现出左脑优势的双侧激活。左侧颞叶区域对早期句法过程的作用比左侧fronto-lateral区域的作用更大。Kuperberg等通过事件相关fMRI研究了同样的问题，结果发现，当被试进行句子意义可接受性的判断时，句法的违反导致顶上回和顶下回的激活。

2.2 其它句法违反(晚期句法加工)

近年来发现的与句法加工有关的ERP成分，除了(E)LAN以外，还有600/SPS。Osterhout等发现，当被试阅读包含句法歧义的句子时，会产生不同于N400的晚期正波，这种正波被称为P600，后来根据其功能特征被称作句法正漂移(syntactic positive shift, SPS)。产生P600的一般前提条件是句法约束的违反，例如在句子中的某个位置要求出现“to”，而实际上出现了名词，如“Jill entrusted the recipe friends before she suddenly disappeared.”那么在名词出现500ms以后会出现P600[15]。后来在多种语言中的不同类型的句法违反(短语结构违反、数的一致违反、性的一致违反等)的条件下出现了类似的P600/SPS效应，而且发现在听句子和阅读条件下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情况下，P600常伴随LAN一起出现。当句子中包含句法违反时，首先在早期产生一个300~500ms的左前负波，然后出现P600[17,18]。这种情况与句子理解的三阶段模型是一致的，该模型认为，第一个阶段为纯句法阶段，在词类的基础上建立其最初的句法结构;第二阶段为词汇语义和形态句法加工，进行主题角色分配;第三阶段为多种类型信息的整合，形成对句子意义的最终解释。LAN和P600所反映的分别是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加工。

与(E)LAN一样，通过P600的头皮分布来推断认知加工的脑机制存在很多困难，因此一些研究将ERP研究与脑损伤和功能成像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在Friederici等的研究中，让左侧额叶皮层损伤的被试以及基底核损伤的被试阅读包含句法违反的句子，结果发现左侧额叶损伤的被试在句法违反的关键词处出现了波幅减小的P600，这说明，左侧额叶皮层的损伤对第三阶段的再分析过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基底核损伤病人出现了预期的P600，说明基底核的损伤不影响句子的理解过程。Wassenaar等的ERP研究发现，健康成人对词类违反的句子表现出清晰的P600效应，而布罗卡失语症患者只出现了减弱和延迟的P600/SPS效应。这说明，布罗卡区的损伤会导致句法加工的障碍。

也有很多研究用空间分辨率更高的成像技术考察了晚期句法加工的脑定位。Meyer等用事件相关fMRI技术考察了数、性、格的一致违反条件下被试的脑反应[20]。他们让不同的被试听同样的句子材料，但是遵循不同的指导语，要求所有被试进行是否符合语法的判断任务，其中一半被试还要暗自修正错误句子。结果发现几个左侧颞叶脑区的脑反应根据句子符合语法的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特别是不进行修正的被试组。另外，当被试额外进行修正任务时，可以观察到右侧大脑外侧裂附近皮层的局部血流量的增加。特别是，右侧额下回(pars opercularis和pars triangularis)和右侧颞横回(Heschl’s gyrus)受到修正任务要求的影响更大。与此相比，颞上回的前部(planum polare)表现出双侧激活的增强。尽管左半球的激活明显的根据句子是否符合语法而变化，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右侧大脑外侧裂附近皮层，特别是当任务明确要求即时修正时参与了语法加工。Newman等也用fMRI技术考察了数的一致的违反条件(句法违反)和引入无关动词条件(语义违反)下的脑活动情况，发现额叶的不同区域对上述违反敏感，其中pars opercularis对名词-动词的数的一致的违反敏感，而Pars triangularis对于无关动词的引入更加敏感，这说明额叶的不同亚区域具有不同的功能，其中pars opercularis对句法加工敏感。Moro等在PET实验中通过由假词组成的书写句子来实现词汇语义成分的中立。他们要求被试出声读出句子或者要求探测句子中的不规则，对句子进行可接受性判断。结果发现，在句法和形态句法加工中，探测到布罗卡区和右侧额下皮层的部分区域参与了这一加工。而且，在这一系统中，左侧尾状核和脑岛仅在句法加工中得到激活，表明了这些区域在句法计算中的作用。这些发现证明，这些脑结构组成了一个选择性的参与形态和句法计算的神经网络。Petersson等运用事件相关fMRI进行的研究发现，人工语法的“性”的违反也导致了布罗卡区的激活。

2.3 句法操作

除了通过上述两种句法违反的方法进行研究，一些研究者通过让脑损伤的被试进行句法操作，或让正常被试进行句法操作的同时进行脑部成像，从而推测负责句法加工的脑区。

2.3.1 脑损伤病人的句法操作

70年代的有关研究已经证明，布罗卡区在语法编码和切分操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依赖于形式的语法知识表征在这一区域。然而后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布罗卡区与句法加工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Kempler等等用CT和PET技术考察了43名失语症患者，结果发现，句法理解与额下皮层(布罗卡区)和颞叶区域(维尔尼克区)之间存在相关。Caplan等让60名脑中风患者进行多种形式的句法操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他们的操作成绩较差，其中左半球中风患者的成绩更差，CT扫描发现，大脑外侧裂附近皮层不同部位的损伤都能导致多种句法操作的障碍。

2.3.2 正常被试的句法操作

运用正常被试进行句法操作来推测句法加工的脑区，很多研究都通过某种方式将句法加工单独的分离出来。

第一种分离句法加工的方法是比较复杂句和简单句。其逻辑是，如果复杂句与简单句相比包含了额外的句法操作，那么复杂句条件下激活更强的脑区就是句法加工的脑区。Stromswold通过PET技术考察了句法加工的脑定位问题[27]。他们操纵句子的复杂性让被试进行可接受性判断，对被试进行PET扫描，结果发现句法复杂句与句法简单句相比，在布罗卡区，特别是pars opercularis出现了局部脑血流量的显著增加。Just等运用fMRI技术也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们操纵句子的复杂性，让被试对句子进行可接受性判断，发现左右半球的维尔尼克区和布罗卡区都得到了激活，左半球的激活程度更高[28]。Stowe等运用了不同的实验任务考察了这一问题。他们让被试判断两个句法复杂性不同的句子的意义是否相同，发现复杂句法条件与简单句法条件相比，后部颞中和颞上回得到了激活，表明这些区域可能参与句子结构的加工[29]。Peelle等也用fMRI技术考察了句子复杂性的问题[30]。他们通过加工宾语从句和主语从句来操纵句子的复杂性，并以不同的速度向被试听觉呈现句子，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呈现速度下，左侧额下皮层都得到激活。

不论是句法复杂句与句法简单句的对比还是句子与词列的对比，都包含了句子意义的加工，无法解释真正的句法加工的脑机制，因此有些研究运用了无意义的句子。无意义的句子是将语法正确的句子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用假词代替，这样的句子条件下只包含了句法的信息而没有语义信息。将这种看似语法正确却没有意义的句子和正常的句子条件进行比较，Friederici等发现了后部颞上沟的激活，同时也发现前部颞上沟的部分激活，他们还将无意义句与正常句、真词列以及假词列条件进行比较，发现双侧布罗卡区中部的激活。Meyer等在fMRI实验中运用了两种句子条件，一为包含正常功能词和内容词的正常口语，二为包含功能词和假词的假口语。两种条件的比较结果表明，相对于正常句子，听假句子在前部的颞上区域和额叶盖部产生了强的激活。可以看出，通过这种分离句法加工的方法，得到了布罗卡区和颞叶部分区域的激活。

总的来说，以不同方法和不同的任务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额叶、颞叶的某些区域，特别是左侧额叶和颞叶的某些区域参与了句法的加工。但是各个研究所表明的具体的脑区位置并不完全相同。

3 问题与争论

尽管ERP和功能成像技术已经使句法加工的脑定位研究称为可能，并且已经涌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脑的极端复杂性和技术手段的相对落后，以及相应的实验设计本身存在的缺点使有关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尚不能令人满意。以下是引起争论较多的几个问题。

3.1 句法加工与工作记忆

根据经典的工作记忆理论，在句子理解过程中工作记忆的参与是必要的，特别是加工句法复杂的句子，工作记忆的负荷将会加重。如前文所述，在脑成像研究中分离句法加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操纵句法的复杂性，认为句法复杂句与句法简单句条件下脑反应的差别可以看作是由句法加工导致的。以这种方法分离句法加工，一般发现布罗卡区，特别是pars opercularis 的局部脑血流量显著增加[27,28,30]。然而，复杂条件与简单条件的差别除了句法复杂性以外，还有工作记忆负荷的差别，两种条件下脑反应也许是由工作记忆负荷的差别导致的。而且，也有研究发现，在多种条件下工作记忆负荷的增加会导致布罗卡区的激活。Fiebach等加工Filler-Gap Dependencies句子的fMRI研究[34]和Cooke等加工antecedent-gap linkages的fMRI研究[35]发现，在某些句子成分与语境进行语法和语义整合以前必须保持在记忆中时，左侧额下皮层得到了激活。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工作记忆负荷的增加和句法复杂性的增加所产生的脑激活是一致的，因此，很可能通过句法复杂性的操作进行的脑成像研究所得到的脑激活的原因是一样的，即工作记忆负荷的增加，而句法操作的特异化脑区有可能不在布罗卡区。

3.2 句法加工与语义加工

在正常的句子理解中，句法和语义是结合在一起的。要研究句法的脑机制，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句法和语义进行分离，然而前述分离句法的方法大多没有真正的将句法和语义分离开。在句法复杂句和句法简单句的比较中，虽然语义完全相同而只有句法不同，但是句法复杂句与句法简单句相比，其语义的操作方式也很可能是不同的。例如以下两个句子：

Men that assist women are helpful.

Women that men assist are helpful.

尽管字数相同、意义一致，但是进行语义理解过程中形成心理表征时，意义单元进入心理表征的顺序也是不同的，因此所形成的脑成像差异是因为意义表征建立过程的差别还是句法操作所导致的差别也是有疑义的。通过句法违反研究句法加工是一种用ERP研究句法加工常用的方法，并且稳定的得到了(E)LAN和P600/SPS，然而这种方法同样不能避免语义加工。从理论上讲，句法违反的检测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而语境信息表征的建立是在对句子中单词的意义解释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句法违反所得到的脑激活区域必然在较大程度上是由语义加工所导致的。多项fMRI研究表明，操纵句法复杂性和句法违反大多导致双侧颞叶和双侧额叶的激活[17,18,20~23]。而某些fMRI研究也表明，句子理解中的语义加工也导致同样区域的激活[36]。这种重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语义和句法加工的脑区可能是重合的，另一种可能是，前述有关句法加工的研究没有真正分离出句法加工，因此这些研究所声称的脑区也未必是句法特异性的。

3.3 句法理解与句法产生

句法加工既包括句法理解也包括句法产生，那么句法理解和句法产生是否涉及同样的脑区呢?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布罗卡区在言语产生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对于句法产生，布罗卡区是否参与呢?Dogil等进行了事件fMRI研究，结果表明在言语产生中，句法加工不但导致预期的布罗卡区的激活，还发现了维尔尼克区和小脑的激活[37]。布罗卡区和维尔尼克区的激活与句法理解过程的脑反应是一致的，然而小脑的激活出乎意料。由于在该研究中的配对相减实验设计使两种条件下除了句法加工外其余的条件也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小脑的激活应该是句法加工的结果。有研究表明，小脑也会参与一些高级认知功能[38]，也有研究表明小脑会参与句法理解加工[39, 40]，这进一步表明小脑参与句法加工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多数句法理解的研究没有发现小脑的参与，因此有可能仅在有限的条件下，句法加工会导致小脑的激活。那么到底句法理解、句法产生与小脑以及其它大脑皮层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显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4 早期加工与晚期加工

如前所述，根据Frederici的句子理解的三阶段模型[5]，句子理解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和第三阶段涉及句法加工，其中第一个阶段为LAN所反映的纯句法阶段;第三阶段为P600所反映的多种类型信息的整合。LAN和P600的极性、潜伏期和头皮分布都是不同的，因此第一和第三阶段所涉及的句法加工的脑区也是不同的。Friederici等、Kotz等和Wassenaar等的研究发现了脑损伤的不同部位对于第一和第三阶段句法加工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Friederici等发现左侧额叶的损伤主要影响第一阶段加工，也对第三阶段加工有一定的影响。Kotz等发现左侧颞前叶影响第一阶段的句法加工而不影响第三阶段，而右侧颞前叶对第一和第三阶段的加工都不影响。Wassenaar等发现，布罗卡失语症患者的P600/SPS效应(第三阶段加工)被减弱和延迟。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各个脑区对第一和第三阶段的加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然而很多研究并未考虑句法加工的阶段问题，而是直接比较句法复杂和句法简单的句子，或者对没有意义的句子和正常的句子进行比较，这样比较所获得的激活的脑区可能既包括第一阶段的加工，也包括第三阶段的加工，因此无法真正澄清负责特定句法加工的脑区。

4 小结与展望

总的来说，目前人们对句法加工的脑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通过不同的实验设计说明，额叶的某些区域、颞叶的某些区域，甚至顶叶和小脑的某些部位都会影响句法加工。但是，由于各个研究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加上人脑本身又是极其复杂，因此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尚难以定论。对于这一问题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论，要真正揭示大脑如何进行句法加工之谜，还需要设计更加科学的实验进行研究。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充分考虑工作记忆与句法加工的关系;控制语义对句法加工的影响;分清句法理解与句法加工;分离出各个不同阶段的加工。另外，还应考虑不同语言的特异性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个别差异问题。当然，句法加工的脑定位研究要真正取得进展，除了利用各种手段控制无关因素外，还要依赖于脑成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

转引自《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1期 作者：高兵、曹晖、曹聘

提要: 熟语作为一种映现模式，其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受熟语常规化过程的影响。隐喻和转喻映现常常超越了隐喻和转喻原有的使用语境，可在更一般和广泛的相关语境下使用，使熟语获得了普遍的概括意义。这种常规化熟语中的隐喻和转喻称为超隐喻和超转喻。超隐喻和超转喻使熟语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隐含了，而这种隐含的隐喻和转喻在熟语语义扩展和理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熟语中的常规的隐喻映现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概念相似为基础的映现，另一种是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映现。熟语中的常规转喻映现表现在以概念邻近性为基础的整个框架及其部分之间的映现关系之中。在同一熟语中隐喻和转喻映现同时发挥着作用，它们常常紧密地交织在熟语语义扩展和理解之中。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熟语心理表征中的各类信息通过隐含的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相互连接，在长期记忆中形成一个常规化的映现模式。

关键词: 熟语、 映现模式、 心理表征、超隐喻、超转喻

本文试图证明汉语熟语[1]是一种凝固化的映现模式(mapping patterns)。我们的目的是挖掘和探索隐喻、转喻以及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在汉语熟语语义扩展过程中的作用。它们作为一些常规化的映现模式，不为我们所察觉，但它们是熟语赖依产生、使用和理解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熟语心理表征的问题。

1. 隐喻、转喻、超隐喻和超转喻

在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常常交织在一起，其交织的程度异常得复杂。Goossens(1990)首先注意到，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在语义扩展中的作用，他编造了“metaphtonymy”(隐转喻)这个术语来表达这种互动的关系。 Goossens认为，熟语“beat one’s breast”首先是一个隐喻，因为它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境(身体的行为)来表达另一个场境(隐喻的目标域)，但这一语义扩展又具有转喻的基础，在做公共忏悔时，宗教的仪式是祈祷的人击打自己的胸膛，这一语境把来源域和目标域结合在一起，使这二个场境以转喻的方式联系起来。当我们使用这一词语时，这一语境并不存在，忏悔的场境与击打胸膛的行为还是分离的。 Goossens认为, 这是常规化比喻词语语义扩展的主要特征。

Riemer(2002:389)认为，Goossens对英语熟语“beat one’s breast”的分析有问题。他指出在这个熟语中根本不存在以上所讲的隐喻映现，因为在目标域和来源域之间没有相似的关系。就认知域之间的成分映现而言，在击打胸膛和忏悔之间没有对应的关系，而在这二者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原有的转喻对应(metonymic correspondence), 即在宗教仪式上击打胸膛伴随着忏悔的行为。因此这种语义扩展没有隐喻的映现对应关系，而原有的转喻语境(metonymic context)才使该熟语具有“公开忏悔”的意义。这一意义最终被人们常规化了，以致于可以用在其不适合的语境中。换句话讲，该熟语可用于没有击打胸膛的公开忏悔的语境中。该熟语具有比喻和非字面的意义，但它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了。该熟语的使用已经常规化了，而这不可能使其成为隐喻。我们唯一可解释的是，击打胸膛和公开忏悔之间的联系是转喻，但那已不是一个完整的包括击打胸膛的转喻了，而是一个不包括击打胸膛的不完整的转喻。鉴于上面的讨论，Riemer(2002)提议，把该熟语既不看成隐喻也不看成转喻，而把它看作为是超转喻(hypermetonymy)。超转喻是指已被人们重新解释和常规化的原有的转喻语义扩展，熟语的使用已不再依赖原有的场境(scenario)。换句话讲，熟语的使用语境已超越了原有语境。超转喻的概念对于我们解释熟语常规化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Riemer 2002)。下面我们就用超转喻和超隐喻(hypermetaphor)[2] 的概念来解释汉语熟语常规化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3]

2. 超隐喻、超转喻与汉语熟语的常规化

我们先分析一下熟语“折冲樽俎”。其意义是比喻通过谈判不动武力使对方屈服。其来源见《晏子春秋》：“范昭归，以报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仲尼闻之曰：‘善哉!夫不出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冲，此指战车。樽指酒器。俎，肉案板，此指盛食盘。樽俎这里转喻地指宴席。在该熟语中，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没有隐喻的映现对应关系，在其之间唯一的对应是原有的转喻映现对应关系，通过抽象的常规化，这个唯一的转喻映现关系也消失和隐含了，因此转喻变成了超转喻，这一熟语“折冲樽俎”用来指与原有转喻相同的场境，但与“樽俎” 有关的除外。换句话讲，“折冲樽俎”所指称的事件范围扩大了，不仅可以包括直接与“折冲樽俎”相关的那些事件，还可包括其它与该熟语没有太大“关系”的一般外交事件。

我们再看一个高度常规化的熟语“击碎唾壶”，该熟语来源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王处仲(王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以如意(古人手持器)打唾壶，壶口尽缺”。唾壶：古代的痰盂。把痰盂的边沿都敲得尽是缺口了，该熟语形容对文学作品的高度赞赏。 我们来分析一下该熟语语义扩展的路径：首先，在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具有转喻的映现，即王敦读曹操的《龟虽寿》诗句时击打唾壶代表他对该作品的欣赏，但这一转喻映现在常规化的过程中消失了，而变为超转喻。在这一超转喻中，该熟语在语义上被扩展，可以指称具有同一指示意义的场境，但已经没有了“欣赏时击打唾壶” 的行为。我们发现这一语义扩展的解释在于转喻因素，然而超转喻语境(hypermetonymic context)超越了原有的提供理据的语境，因为该熟语的意义已经不包括“击打唾壶”的事件了。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击碎唾壶”意义中，并没有真正的“击打唾壶”出现，这不是语义扩展语境的重要方面，重要的是要看到在目标域和来源域之间原来存在着某种转喻映现关系，只是这种映现关系随着常规化程度的提高而消失或隐含了，而不是仅仅“突显”该熟语新意义的非字面义或比喻义。实际上，这种消失或隐含的转喻(超转喻)在熟语使用和理解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超隐喻与超转喻相似，指在熟语语义扩展中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原来具有隐喻映现关系，但随着熟语常规化程度的提高，这种隐喻映现关系大多不为人所知，成了所谓的“死亡隐喻”。然而如果熟语常规化程度不是太高，熟语的理解和使用也常常受到这种隐含隐喻映现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这种隐喻映现没有“死亡”，而是 “隐藏”在熟语中，不为人们所知觉。以 Gibbs 为代表的一些实验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实验，证明了在熟语使用和理解中这种概念隐喻映现的存在和制约作用(Gibbs 1994)。因此挖掘汉语熟语中所隐含的隐喻和超隐喻对我们理解熟语也同等重要。

综上所述，超转喻和超隐喻这两个认知过程的提出是对转喻和隐喻认知过程的必要补充，进一步说明了汉语熟语常规化的程度与隐喻、转喻这两个基本的语义扩展过程之间的关系。当扩展的意义常规化时，熟语语义扩展的转喻和隐喻这两个认知操作并没有消失，只是原有的转喻和隐喻理据没有明晰地表现出来，而是隐含在其中。如果一个转喻映现被常规化，可以被应用到其原有语境的范围之外，这个转喻就是超转喻。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熟语的常规化导致了转喻的超转喻化(hypermetonymization)和隐喻的超隐喻化(hypermetaphorization)，而不是导致转喻的隐喻化和隐喻的转喻化，这并不是说在熟语的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不能同时出现，实际上他们经常同时出现。从原则上讲，隐喻和转喻这两个认知过程是不同的。一个熟语通常同时可分析为隐喻和转喻，熟语的这种双重解释不仅反映了熟语语义扩展的任意性和多方向性，而且还反映了熟语使用和理解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

3. 典故、隐喻和熟语

汉语熟语(尤其是成语)有许多都来自于历史事件、名人轶事、神话传说、古人虚构的故事，在本文中我们通称为典故。季广茂(1998：13)认为典故是一种历史化的隐喻、是在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历史事件等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况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熟语一般是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等的浓缩，通常是截取了它们中的几个关键词和字组成熟语。由于这种熟语高度常规化，所以会形成超转喻和超隐喻，也就是说熟语语义扩展时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变得不那么明晰了，熟语的使用语境超越了原有的语境。“东施效颦”这个熟语的来源域来自《庄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而见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 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颦，而不知颦之所以美。”现用来形容盲目模仿、愚蠢可笑的丑态。晋代郭象对该熟语的注释说明了“东施效颦”典故的隐喻认知力：孔子西游到卫国时，碰到了当时的名士高人师金。孔子的弟子颜回请师金谈一下他对孔子的看法。师金讲了“西施捧心”的故事。然后说, 你们的先生孔子，穿着周公的衣服，宣传儒家的学说，过时了，太过时了!就像丑女(东施)效颦一样。

在上面的故事中，师金用“东施效颦”的典故和孔子宣扬儒学的行为相互映照，表现了一定的思想和情感。当时师金所用的典故与他所喻指的孔子宣传儒家的行为存在着明晰的隐喻映现对应，这一映现对应使人们能够用来源域(东施效颦的典故)来推断出孔子行为的盲目与可笑。由此可见，寓言和历史事件的环境、动机和人物关系已经蕴含于典故之中，简洁的暗示代替了不必要的详细述说、解释和评价(季广茂1998)。但由于熟语形成过程中常规化和抽象化，人们只截取了四个关键字来代表整个典故及其涵义，形成熟语。所形成的熟语和所指现实事件的隐喻映现变得隐含起来，使人们在不知道该熟语的完整意义时，无法在脑海中建立这种连接映现，这就变成了超隐喻。但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这种隐含化的映现关系仍是我们理解熟语意义的关键因素之一。

Turner (1996: 3-10)详细论述了典故所具有的认知力。典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把叙述想象和认知映现结合在一起。典故是一个实验室，在这里一些深刻和富有理性的道理被人们浓缩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理解典故就得理解人类日常思维的能力，反之亦然。典故首先以叙述想象开始，理解由我们掌握的故事知识所安排的一系列复杂的物体、事件和人物，把故事和认知映现结合起来，即一个故事映现到另一故事上去。典故的本质就在于故事和认知映现的复杂的结合，这种典型的结合是我们建构意义中最为常用的心理过程之一。典故的演变不是偶然的，由我们的概念系统的本质决定并演化而来的。寓言产生的动机与视觉、图像图式和力动力一样，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语中有许多熟语都是典故性的熟语，就像其它文化一样，神话典故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汉语熟语中，来源于神话典故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叶公好龙、鹬蚌相争、塞翁失马、刻舟求剑、南辕北辙、掩耳盗铃、抱薪救火、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等。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典故作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一，具有把一个叙述想象映现到另一个叙述想象上去，通过叙述想象和映现，达到对意义的建构。我们试举一例, 说明熟语所具有的叙述想象和映现在构建意义中的作用。例如：

(1)他们家有一棵三人抱的大树，兄弟两人争夺不休，结果贱价卖给外乡人，真是鹬蚌相争。

熟语中叙述虚构的双方：鹬蚌(来源域)分别对应目标域中的兄弟二人，鹬蚌的争斗关系对应或映现到兄弟二人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只是部分地映现了鹬蚌的一些特点，没有把鹬和蚌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惯等映现到兄弟二人的目标域中去，而只是把鹬和蚌的“会说话的”人的特征和鹬蚌之间的争斗关系映现到兄弟二人上去。但我们再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明白该熟语的建构并不是在目标域中进行的，该熟语的中心推理是要求当事人得出他们两强相争的后果。这一推理的后果既不在来源域中也不在目标域中，而是从输入来源域(input source domain)(该熟语的叙述虚构)和输入目标域(input target domain)(兄弟二人)部分地映现到整合空间中去，形成了两强相争最后第三者得利的推理。整合中包含了适用于来源域和目标域的抽象信息，例如抽象的事件和力动力(force dynamics)结构 (Turner 1996: 59)。鹬和蚌的背景知识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等信息来自输入来源域，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推理鹬蚌在河滩上相互争斗，势均力敌。为得到该熟语的中心推理也要求鹬和蚌几乎和人一样的智力和说话的能力，这些信息来自输入目标域。整合空间包括了意图性、计划性、会话和预见性。动物既是一个有意图的人又是一个一般的动物，具有复杂的思维能力。在整合空间里既包括力动力性的因果结构也包括可能的“情态”结构。通过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具体信息，整合空间可以激活两个空间，使其保持激活的状态。这也充分地说明，没有熟语中的叙述想像和映现，我们无法进行在线意义建构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隐喻映现(或转喻映现)有时可作为更复杂的概念整合的认知操作的一部分，进行概念整合。意义不是概念里的心理实物(mental objects), 而是一系列复杂的映现、对应和概念整合的认知操作。汉语熟语中的叙述想像和映现是进行意义构建和认知操作的基础。

4. 常规的隐喻映现与熟语

在本节中，我们对熟语所包含的凝固化的概念关系进行分析。汉语熟语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关系储存在说汉语的人长时记忆中并形成了固定的知识结构。下面我们主要分析熟语中以相似为基础的(resemblance-based)的隐喻映现和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experiential correlation based)隐喻映现。

4.1. 以相似为基础的隐喻映现

我们首先以“视觉”为例，分析“视觉”来源域到“知识”目标域的相似性隐喻映现。Sweetser(1990:32-34)详细地分析了英语和印欧语中感观动词(sense-perception verbs)的隐喻。我们这里只举有关“视觉”的隐喻。Sweetser分别例举了视觉动词的来源域和目标域。(1)来源域：(a)视觉的物质特征(包括光、眼睛等);(b)视觉隐喻：它包括视觉=身体的触摸和控制，例如“catch hold of , perceive” (拉丁语-cipio是“抓住”);视觉调控=控制。(2)目标域：Sweetser认为，视觉动词一般具有心理活动的抽象意义。(a)物理视觉=知识、智慧 (b) 物理视觉=心理“视觉”;例如：“look down on”、 “look forward to”、 “look back on”等。

我们认为，Sweetser所讨论的英语或印欧语中的有关视觉动词的隐喻现象在汉语中也是存在的，并且在汉语熟语中表现异常明显。许多汉语的熟语具有这种隐含的超隐喻映现，例如：真知灼见、先见之明、独到之见、高瞻远瞩、英雄所见略同、明察秋毫、洞察一切、洞烛其奸、了如指掌、远见卓识。

在这些熟语中的“见”，原来是“看见”的意思，这里指“见解，见地、知识”。在“先见之明”中，“明”指“眼光、眼力”，是光线是视觉物理特征的表现。在“ 高瞻远瞩”中“高瞻”是“站在高处往前看”;“瞩”是“注意地看”，整个成语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意思，比喻目光远大，这里是隐喻“物质视觉=智力、知识”的表现。在“明察秋毫”和“洞察一切”中“察”是“看法”之义，这里都是物理视觉=心理“视觉”。在“了如指掌”中，“了”也是同样的情况，原指“了解、明白”;在“洞烛其奸”中，其中的“烛”是“照亮”的意思，这里是隐喻：物理视觉=智慧的表现。

熟语中这些基于相似性和类比的映现，由于长期被人们使用，已成为人们共享的和凝固化的概念形成方式，即常规化的概念形成方式。Veale 和Keane(1993)认为，语言中所形成的常规化的隐喻潜伏在人们长期记忆中, 在理解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再一次说明了挖掘出汉语熟语中这种常规化的概念映现是我们揭示熟语理解的重要步骤之一。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以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的多层对应的隐喻熟语，我以“争论是战争”(AN ARGUMENT IS WAR)隐喻为例。在这个隐喻中，有许多隐喻性的对应关系：舌头、嘴唇、笔对应武器;争论双方对应对阵双方;言词对应武器;争论占上风对应胜利;争论占下风对应失败。

以这些对应关系为基础的熟语有：舌剑唇枪、针锋相对、锋芒逼人、口诛笔伐、一语道破、一针见血、据理力争、以理服人、理屈词穷和巧发奇中等。《元曲·武汉臣》：“使心猿意马，逞舌剑唇枪。”舌头像剑，嘴唇像枪。形容言词锋利，辩论激烈。这里舌头和嘴唇是说话器官，对应战争中的武器：剑和枪。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诛伐》：“诛，犹责也;……伐者何?谓伐击也。”诛、伐：征讨、声讨。这里征讨的武器对应人的说话的器官。这里我们还注意到，“口”和“笔”有转喻关系，转喻和隐喻在这个成语中相互作用。《史记·孝武本记》：“(李)少君资(资质)好(喜欢)方(方术)，善为巧发奇中。”发：射箭，比喻发言。中：正对上。形容善于发表见解而又能恰中要害。在该熟语中，射箭对应发言;射中对手对应射中争论中的要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相似性和类比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础，但一旦被某一以名家和典籍所引用，这种相似性便成为大家共识的成语经典性的表现(周荐　1994、1997)。

4.2. 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隐喻映现

在语言中，有许多固定的隐喻不是以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的。先请看两个英文例子：

(2)His sunny smile lit up the room.

(3)Tomorrow is a big day for you.

在上面两句中，有两个常规隐喻：一是“幸福是明亮”(HAPPINESS IS BRIGHTNESS);二是“重要性是体积大小”(IMPORTANCE IS SIZE)。在这两个隐喻中，“幸福”和“重要性”与“明亮”和“大小”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相似性和类比关系。这种隐喻来自于人类经验中反复出现的相关性，是一种固定的概念联系。例如，在数量和高度之间反复出现的经验相关，为隐喻“数量多就是上升”(MORE IS UP)提供了理据。同样，“明亮”与温暖和视觉程度在经验上相互关联，因此为隐喻“幸福是明亮”提供了理据。

许多图像图式(image-schemas)(Johnson 1987)都不是以相似性和类比为基础的，而是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图像图式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经验活动中重复再现的模式和规律性的东西，这些模式通过我们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在我们操作实体和我们的感知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对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些有意义的结构。图像图式是组织我们的经验和理解的结构, 具有内部结构和格式塔(gestalt)的特征。在我们的经验和认知中它们是连贯的、有意义的和统一的整体，是我们获得意义的主要手段之一。

我们从许多图像图式中选择了力图像图式, 并说明力图像图式在汉语熟语中、尤其是有关情感的熟语中所起的作用。

人在地球上能生存下来，是因为我们不断地与我们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所有的因果相互作用都需要力的作用，不管我们作用于物体或被物体所作用。因此在我们努力理解经验时，力的结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我们的经验由力的活动粘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构建的意义网络有一部分由力的结构连接起来。Talmy(2000)认为，语言的差异是实施力的两个实体之间的差异，一个是实施力的实体，它是聚焦中心，力作用的最显著的问题是，这个实体是否能显示出力的趋势。与其相关的是，第二个力实体是被第一个实体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一区分，Talmy分析出力图像图式表现为：(1)主动实体 (agonist)/被动实体(antagonist) ;(2)固有的力趋向：趋向行动/趋向停滞;(3)力作用的结果状态：行动/停滞;(4)力度的平衡：更强的实体/更弱的实体。

Kovecses(2000:147)认为，大多数情感隐喻是“情感是力”隐喻的具体表现;这些隐喻以不同的方式例示了这个类属隐喻(generic-level metaphor)，描写了情感经验的不同方面。如果我们把Talmy 区分的力图像图式的相互作用成分用于情感，我们可得出下面的映现对应：(1)力主动实体──情感主动实体;(2)力被动实体──情感被动实体;(3)力被动实体的力趋向──情感被动实体力趋向;(4)力主动实体的力趋向──情感主动实体的趋向;(5)力主动实体的结果状态──情感主动实体的结果─状态。

具体的情感隐喻以上面的映现对应为基础，集中反应在情感的两个方面：一是某一原因导致情感;二是情感导致某种反应。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把力图像图式用于表达情感的熟语分析(Kovecses 2000，张辉 2001)。汉语熟语中的情感隐喻不是独立与毫不相关的具体隐喻，而是形成了一个较大而且复杂的概念系统，这个概念系统以力图像图式为基础。熟语中许多情感的来源域是力图像图式的具体体现。力图像图式不仅建构某一来源域，而且还建构情感概念，产生出“导致情感原因──情感──反应”的结构，例如，义愤填膺、怒发冲冠、七窍生烟、魂不守舍、担心吊胆等。

5. 常规的转喻映现与熟语

5.1 转喻的认知基础：框架和概念邻近(conceptual contiguity)

Koch(1999)认为转喻映现以邻近性为基础。邻近性作为一个概念关系不仅包含语言内部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了概念的和语言外部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解释转喻映现的认知基础，我们必须引入框架语义学的“框架”概念(Fillmore 1985)。框架是非语言的、概念的整体，它可为邻近性的界定提供一个较明确的参照，因此邻近性是一个框架成分之间或框架作为一个整体与其成分之间的关系。邻近性具有类典型的特点，正是在类典型的框架和邻近性的基础上，许多转喻映现才有可能实现。框架和邻近性还具有格式塔的特点，从格式塔的观点看，转喻最终具有图形/背景的效果(Taylor 1995)。 Koch(1999)指出，一个词语所指称的概念是以邻近概念为背景的图像。当我们用同一词语时，某些语用概念和情感的因素可能会突显背景，使背景和图像发生改变(就像我们的视觉一样)。转喻的交际功能是以框架整体与其成分和框架成分之间的显著关系为前提，而这一显著的关系正是以邻近性为基础的。Blank(1999)也指出，这种以框架和邻近性为基础的转喻映现和由转喻引起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是效率较高的交际工具。转喻能表达以前从来没有说出的新概念，而这些新概念与框架中的其它概念是紧密相关的。

转喻可用于委婉的语言，引起转喻映现。例如熟语“待月西厢”、“桑间濮上”和“巫山洛浦”等。以“待月西厢”为例，该熟语出自唐·元稹《莺莺传》：张生寓普救寺，见崔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不能自已，缀《春词》二首挑之。是夕，莺莺婢红娘至，持彩笺以授张。彩笺上题曰：《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明白了崔的意思，于既望之夕梯树逾墙达于西厢。后来用“待月西厢”来比喻青年男女密约幽会，“待月西厢”原指约会的时间和地点，这里转喻地指约会事件本身，具有委婉含蓄的功能。再例如“举案齐眉”，《后汉书·梁鸿传》“(梁鸿)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后来用它来形容夫妻互敬互爱。该熟语原是夫妻生活中的一个具体的和典型的动作，代指整个表示夫妻恩爱的场境。《后汉书·梁鸿传》的故事为我们理解该熟语提供了框架和框架中各成分之间的突显的邻近关系。这种熟语在汉语中俯拾即是(张辉、周平 2002)。

关联理论认为，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言语努力来达到最大限度的交际效果(Sperber & Wilson 1995)。转喻映现可使我们获得交际的成功。当我们使用高度浓缩的熟语时，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我们的认知努力，因为熟语所隐含的转喻映现，连接着一个较复杂的框架，熟语的使用可使我们自动地激活头脑中的框架，产生丰富的联想和语用推理。

5.2. 汉语熟语中常规转喻映现的类型

5.2.1. 整个框架和其部分之间的转喻映现

根据Radden 和Kovecses(1999)的对转喻的分类，我们认为，在汉语熟语中，整个框架和其部分之间的转喻映现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它们是事物和其部分之间的映现、事件框架的映现、范畴和其成员之间的映现、范畴和其特征之间的映现以及紧缩框架映现。

5.2.1.1. 事物-其部分之间的映现：这种转喻在汉语熟语中大多表现为事物的一部分代表整个事物。

这类转喻通常是指框架中的实体被转喻地突显了(张辉、承华2002)，例如我们用“耳朵”代表“听见”，如熟语“隔墙有耳”;用“身”代表“整个人”和整个人所涉及的地位等，例如：身败名裂、身临其境、身强力壮、身体力行、身先士卒、身心交瘁、身远心近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等。

5.2.1.2. 事件框架映现：事物常被看作为由部分组成的事物，因此就像事物一样，事件整体可代表事件的一部分(准事件)，而事件的一部分(准事件)可代表事件整体。

草木皆兵：《普书·苻坚载记》：“(苻)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苻融曰：‘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人们截取了草木皆兵代指整个事件，即形容人们在极度惊慌之后的疑神疑鬼只要有动静就紧张。成语截取了事件中关键部分来代表整体的过程、后果和影响，从而这些熟语具有极其丰富的意义。

5.2.1.3. 范畴和其成员之间的转喻：范畴和其成员的关系是整体/部分，类属/具体之间的关系。Norrick(1981:35)指出，一类物体的任何具体例示都会使我们想起这一类物体，一只羊可使我们想起羊的类属。整体和部分的转喻关系隐含在我们对熟语的理解中。

许多熟语都有一个具体的历史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但表达了对一般情况的理解。这个对一般情况的理解，就是约定的比喻意义(Gibbs 1994)。我们在使用熟语时，又把这种约定的比喻意义运用到对具体情况的描述和评价上去，这样的熟语在汉语中举不胜举。例如：

(4)搞施工建设，只是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应当深入工地进行调查。

这里人们又以类属/具体的转喻映现为基础，把这个熟语运用到其它情况上了。熟语中所隐含的这类转喻映现是许多熟语能够进行语义扩展的重要原因。

还有许多熟语以我们对日常或自然现象的观察为基础。例如“雨后春笋”就是古人对这一自然现象的观察。宋·张耒《柯山集·食笋》“荒林春雨足，新笋迸龙雏。”宋·赵蕃《章泉稿·过易简彦从》：“雨后笋怒长，春雨阴暗成。”后来人们用这种具体的观察来比喻大量涌现的新生事物，这种意义变化也以具体/类属的转喻映现为基础。同样我们在使用该熟语时又把这个规约的比喻义运用到具体的情况上去。例如：

(5)民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兴办起来。

这种更抽象层次上的范畴/其成员的转喻广泛地隐含在熟语意义的建构和使用的过程中，是多数熟语赖依生存的认知机制之一。

5.2.1.4. 范畴和特征之间的转喻：特征可被隐喻性地看作是范畴本身(隐喻：特征是所属是范畴)，又可被人们转喻性地看作是物体的一部分。作为范畴一部分的突显特征有时可代表这个范畴。汉语熟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形成了其规约意义后都是对这个所指范畴的某一特征进行描写的。例如“叶公好龙”是一类人，其特征是对一东西或事物表面爱好，实际并不爱好，甚至惧怕。我们有时指某人是“现代叶公”，也是指叶公好龙熟语所描述的人的本质。再例如“滥竽充数”，《韩非子·九卷·内储说》：“齐宣王使人吹竽，宣王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闵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后人据此引出“滥竽充数”一语，比喻没有真才实学之人，混杂其中，聊以充数，这里我们还是用没有真才实学，混杂其中的特征代表这一类人，即范畴。这种以一个范畴的突显特征来代表整个一个范畴，是一种转喻映现关系，汉语熟语中有许多都是一类事物和人的显著特征代表这一类事物和人。

在汉语中，还有许多动物熟语也具有范畴/其特征之间的转喻映现。如果这些动物范畴是由一组特征定义的，这些特征必定是这个范畴的一部分。这些动物范畴一般会转喻地代表这些动物一些基本特征或某一基本特征可能会代表这些基本特征所界定的范畴(Norrick 1981)。

我们从张履祥和姚建宏(2001)选择一些动物熟语进行分析。请看关于“鼠”的熟语。老鼠是窃贼，而且本领特别大，它昼伏夜出，是偷吃粮食的蟊贼。熟语“鼠窃狗盗”是对它的这一特征的写照。老鼠其貌不扬，因此有“贼眉鼠眼”。老鼠目光看不远，视物只有近距离。这是“鼠目寸光”的由来。老鼠出洞窃食，总是先在洞口探头探脑，张着小眼，竖起双耳，左右张望，“胆小如鼠”是其逼真的写照。这些鼠的特征都用来隐喻地表示人的活动和特征，因为人的认知域和鼠的认知域是完全不同的。但从局部来看，在来源域中我们或用鼠代表其特征或用其特征代表鼠范畴本身，因此隐含着范畴/特征的转喻映现。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熟语中隐喻和转喻可同时作用同一熟语并使其语义得到扩展。

范畴/其特征的转喻还隐含地表现在表示情感的熟语中。某一情感行为的具体表现特征转喻地代表着这一情感(在这类熟语中也隐含了隐喻性的映现关系，请参见张辉2000)，例如熟语“拂袖而去”意思是“一甩衣袖就走”，是气愤或不满意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特征。这种以邻近性为基础的转喻是许多这类熟语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类似的熟语还有：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等等。

5.2.1.5. 形式部分/形式整体的转喻：这种转喻通常是指语言形式上的减缩，即我们通常用形式的一部分代表整个形式。这种转喻在汉语熟语中也比较普遍。Radden 和Kovecses(1999:36)指出，语言形式的减缩包括了非常复杂的转喻映现。例如熟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可以用前后的任何一部分代表整个熟语。但在有些熟语中，我们只能用其中一部分代表整个熟语，例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但不管用哪一部分代表整个熟语，那一部分应是较为突显的，足以概括整个熟语的意义。

6. 制约熟语中常规转喻映现的两个原则

4.6.1. 认知原则

Langacker(1993)认为相对突显 (relative salience)是一条重要的认知原则，一般表现为：人类>非人类;整体>部分;具体>抽象;视觉>非视觉等。根据Langacker的观点，认知原则包含三各方面：人类经验;感知选择和文化的偏好 (Radden & Kovecses 1999)。

认知原则制约着熟语来源域和目标域的选择。在汉语熟语中，我们总是用具体的来代表抽象的。汉语有许多熟语都是由具体的历史故事演变而来的，例如前面举过的“草木皆兵”和“口蜜腹剑”等，还有些是从具体的传说故事，寓言和古人想象出的故事中演化而来的。另外，我们总是用视觉上情感的具体行为转喻地代表非视觉的抽象的情感概念。

还有一些认知原则与感知突显(perceptual salience)有关，这种感知突显决定了我们人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的感知器官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附近和周围的事情和事物上。鉴于这一点，熟语总是选择我们了解的、反复出现的和相对突显的物体和事情作为来源域，来比喻目标域的物体和事情。例如为了说明认知与实践的关系，我们选择下面的来源域来说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种以感知选择性为基础的转喻映现是构成许多熟语的认知基础之一。

文化偏好(cultural preference)也是制约熟语选择来源域的重要原则，因为熟语是最具有文化特性的语言现象之一。Lakoff(1987)指出，一个范畴的某些成员就某些层面而言比其它成员更加突显，这些层面或多或少是由一种文化决定的。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熟语是在古代滋生和凝固的，其来源域的选择可能在历史的某一时期之内是比较流行的，这样定型下来，因此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思维方式来衡量熟语，而应以历时的眼光看待它们。下面我们以熟语中的颜色词分析转喻映现中的文化偏好。

Lucy(转引自Foley 1997:161)认为颜色的意义是人们对颜色的认知理解，换言之，颜色所暗示的意义是颜色所参与的和激活的，并在文化上人们所界定的关系。在一种文化中，颜色词不仅表现在芒塞耳标度(Munsell scale)上，而是反映出人们对颜色的感知刺激。他认为颜色词是文化建构的，并与这一文化的符号顺序(symbolic order)和有意义的文化行为紧密地联系起来。汉语熟语中出现的颜色词正是颜色词与汉语文化特征紧密联系的一个例证。由于某种颜色词在汉文化中常常与某种人或物常规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在某一框架下一种颜色与人或物的邻近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常规的转喻映现关系。这种转喻映现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文化特征的偏好决定。

红，古代指粉红色，后来泛指各种红色，因女子盛装，古代崇尚红色，如“红女”、“红妆”、“红袖”、“红粉”、“红楼”、“红颜”都同女性有关。成语“红粉佳人”、“灯红酒绿”、“红颜薄命”多以转喻“红色代表女子”为基础。

朱，大红色，赤色深，古代指五色中红的正色，后亦泛指红色。朱色是古代高级官员的服色或服饰，古代科举考试中的考官，就称为“朱衣使者”。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三八引《侯鲭录》中的一个故事：宋代欧阳修主持贡院举试，在阅卷时，觉得背后有穿朱衣的人点头，凡朱衣人点头的，都是合格的文章。后遂用“朱衣点头”、“朱衣点额”转喻地指科举中中选和被考官选中。高官和科考官穿的红色服饰代表高官和其权威，形成常规的转喻。成语“纡朱拖紫”，朱、紫为古代高官所佩印绶的颜色。纡、拖，是系结、干垂挂的意思，该熟语形容地位显贵。成语“纡朱怀金”和“朱甍碧瓦”分别形容身居高位和贵族人家华丽的建筑，这里都有在汉文化下颜色词的转喻映现(张履祥、姚建宏 2001：174-177)。

6.2 交际原则

决定转喻映现来源域的交际原则有两条： 一是清晰原则(principle of clarity);二是相关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 (Radden & Kovecses 1999)。前者主要是指我们通过转喻的来源域最大限度地可及目标域，这其中的指导原则是，清晰优先于模糊。就转喻而言，只有具有较高的认知理据的转喻才较容易地引导受话人注意目标域。但在汉语熟语中，由于历史词语常规化的原因，一些熟语在形成时，熟语或熟语组成部分所形成的转喻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清晰的，例如前面举过的“纡红拖紫”, 但时过境迁，当时的常规转喻映现已不复存在或变得隐含，这实际上是对清晰原则的违背，造成人们对熟语理解的困难。因此学习熟语要了解其来源的历史掌故、古代寓言或文章典籍，以便了解熟语在初始形成时的转喻映现。

7. 隐喻和转喻在熟语语义扩展中的关系

在上几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熟语语义的扩展中，隐喻和转喻映现(虽然大多数是超转喻和超隐喻)同时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我们很难分清到底哪一种映现起着主导作用，哪一种起着次要的作用。由于熟语中隐喻和转喻语义扩展的作用不是很明确或者说是模糊的，我们无法说熟语的语义扩展完全是隐喻的或转喻的。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分析者，分析以上的每个例子时，我的主观判断在隐喻和转喻映现分析方面却摇摆不定。事实上，我的经验是在研究熟语语料时，我的语言直觉从某种程度上讲较为灵活：熟语语义扩展有时看上去像转喻或隐喻，但隐喻和转喻作为语义扩展机制，我的主观判断并不能说这一分析是有缺陷的，因为在这一类的研究中判断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Radden(2000) 和Goossens(1990)指出，在判断语义扩展的隐喻和转喻类型时，由于它们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哪一种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我们还是试图找出熟语语义扩展的一般规律。

在一般情况下，熟语的意义扩展分两步走。我们以“昙花一现”为例子说明。首先“昙花一现”是从其初始的来源域被转喻扩展到“某些显赫人物或事物刚一出现就消逝”这一目标域上。这一隐含的超转喻映现可以从其出处看到。宋·陆九渊《与程帅书》：开辟以来，能自表现于世若此者，如优昙花时一现。通过转喻映现的语义扩展后，这一新创建的意义以隐喻地方式应用到不包括“昙花”的认知域上去，但又能以某种角度和形象(“昙花”的特点)去想象某一与此有关的事件和场境。所以这个熟语可被看作为是隐喻，因为我们用这个熟语作为概念图式去描述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事件和场境。

我们借用超转喻和超隐喻来补充转喻和隐喻概念，这一区分从某种程度上弄清了转喻、隐喻与熟语常规化之间的关系。当熟语扩展的比喻义常规化后，作为语义扩展背后的隐喻和转喻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隐含了和超越了原来使用的语境。在这一过程中并不需要唤起任何隐喻过程。同样，隐喻也不会通过熟语的常规化而获得某些转喻的性质。我们认为，转喻和隐喻仍然是语义扩展的主要认知机制，但就熟语而言，其本身并不体现转喻和隐喻原来的初始来源域的场境，而是体现了转喻和隐喻的区分可以在熟语常规化的情况下，保留转喻和隐喻作为独立的语义扩展过程。熟语的常规化并不能混淆转喻和隐喻之间的区分。以上对熟语的分析表明，熟语的常规化导致了转喻的超转喻和隐喻的超隐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熟语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从来不同时存在，实际上它们常常紧密地交织在熟语的语义扩展之中，因此我们可把熟语分析为转喻又可分析为隐喻。这种语义解释的双重性不但反映了熟语语义扩展的多面性本质，而且还反映了在不同语境下熟语的解释和理解总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

8. 熟语的心理表征与隐喻和转喻映现的关系

在这一节中我们重点考察隐喻和转喻与熟悉的熟语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的关系[4]。虽然熟语心理表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根据Vega-Morene(2001)的观点，大部分熟语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储存在大脑中，其中包含三种信息：语言的、逻辑的和百科的。例如“夜郎自大”在我们的心理词库中可以这样表征：

概念域址：夜郎自大

语言信息：主谓型(主谓关系)/音位特征。

逻辑信息：与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等这些概念有推理性的联系。

百科信息：包括该熟语所涉及的语源信息等。夜郎：汉代西南方的一个小国。《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以及该熟语所涉及的心理图像(mental image)。

语言信息包括熟语的句法和音位特征，它告诉我们熟语怎么读和句法上是如何构造的[5]。逻辑信息包括与熟语直接相关的一些概念。熟语编码了复杂的概念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与熟语字面义是不能对等的。熟语的逻辑信息不能穷尽熟语的意义，而只是指向熟语与其它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例如熟语“夜郎自大”就与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有逻辑上的联系。百科信息包括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于说写者逐渐地与该熟语长期地接触而产生的，百科信息包括熟语所指称的特征。熟语常常包括以框架为形式的信息或为这些框架提供了直接的联系。例如“夜郎自大”包括妄自尊大的人的形象，走路的方式、表情，他的态度和妄尊自大行为的后果等等信息。另外还包括关于“夜郎自大”的常规场境的文化和个人的信息和其语源信息等等。在理解熟语时，哪些信息具有较高的可及性取决于熟悉程度、使用频率、语境和扩展激活(spreading activation)。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证实，近义熟语在一些语境下不可互换使用，这说明这个熟语所包含的百科信息是不同的(Gibbs 1994)。

我们认为，熟语的心理表征与熟语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隐喻和转喻密切相联。隐喻和转喻共同把熟语从其初始的来源认知域(熟语语源信息)扩展和抽象到其目标域上去(熟语的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由于熟语从初始的来源认知域到目标域的抽象程度不高，因此在使用和理解熟语时，来源认知域中所包含的信息还发挥着作用，为熟语提供了心理图象，使其具有形象性。另外从认知来源域到目标域的映现由于熟语常规化的原因有可能是超转喻和超隐喻，因此理解熟语时该熟语的熟悉程度、使用频率和语境等因素激活这种隐含的转喻和隐喻映现，这对熟语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总之，熟语语义扩展中的隐喻和转喻机制把熟语心理表征中的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连接了起来，这种连接有可能是隐含的也有可能是明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 熟语的隐喻和转喻映现模式是连接熟语心理表征的各类信息的认知机制，这一连接说明熟语心理表征的各类信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地储存在我们的长期记忆之中。当我们把熟语用于话语中时，我们把长期记忆中由隐喻和转喻映现连接起来的认知域(其中包括各类认知信息)与话语感知空间整合起来，会激活某些隐含的映现，使其产生与话语感知空间的认知映现和概念整合。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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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辉　　(原载《现代外语》2003年3期)

关键词：概念合成理论;隐喻;幽默言语;在线意义构建;认知机制，空间冲突

0. 引言

近两三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概念合成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的研究与应用大有重兵压境之势，而且这一势头目前有增无减，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一些梳理，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本文拟从该理论的发展轨迹及主要思想、在国内的研究动态与应用状况、其主要功绩、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对该理论的检验这五个方面展开论讨。

1. 概念合成理论的发展轨迹及主要思想

概念合成理论的滥觞者是以Fauconnier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该理论中的“概念合成”，是指心理空间的合成，而心理空间，是指人们进行交谈和思考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概念集(conceptual packet)(Fauconnier & Turner 1996:113)。Fauconnier(1997：11)在日后的研究中又提到：“心理空间是局部结构，随着我们的思考和交谈而扩展，使得我们的话语和知识结构的细密切分成为可能”。实际上，心理空间就是指心理空间域，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建立起的临时性在线动态概念。因此，所谓概念合成理论，就是关于对言语交际过程中各心理空间相互映射并产生互动作用的系统性阐述，其宗旨就是试图揭示言语意义在线构建(on-line construction)背后的那座认知冰山。

概念合成理论的介绍、研究与应用，在我们国内只有近两三年的短暂历史，可在西方国家，迄今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其雏形是心理空间理论，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是《心理空间》(Fauconnier 1985)一书。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是Fauconnier于1979年至1983年间分别在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大学讲学时宣读或论讨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全书于1985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并在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再版。该理论的源头，是Lakoff & Johnson(1980)所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结构映射。Fauconnier注意到，我们在思考和交谈时不断建立心理空间，隐喻是跨心理空间映射的结果。在《心理空间》一书中，他集中探讨了自然语言意义在线构建过程中心理空间通过各种语言形式而得到建立、所指和辨认的诸种具体情况，指出(Fauconnier 1985：1)：“对所相关的语言组织的理解，这会将我们引向对空间域的探究，而这些空间域是我们在谈话或听话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并且我们是借用各种语义要素(elements)、各种角色(roles)、各种策略(strategies)及各种关系(relations)来建立这些空间域”。他还进一步提出(Fauconnier 1985：1-2)，这些空间域实际上就是彼此具有相互联系的心理空间;心理空间并不是语言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是语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语言却不能没有心理空间而存在。反过来，语言在构建心理空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语言能确立各心理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心理空间中各语义要素之间的联系。

心理空间理论尽管揭现了自然语言中意义的生成与理解过程，可具体的心理工作程序却依然模糊不清，只是停留于笼统性的理论框架。Fauconnier本人对此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并长期以来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揭开深藏于自然语言意义在线构建幕后的奥秘。近二十年以来，他独立发表或有时与他人合作发表了许多的相关论文和专著，在此仅举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例子。1986年，他发表了“角色与连接的途径”(Roles and connecting paths)一文，1990年相继发表了两篇论文，一是“空间域与连接”(Domains and connections)，二是“隐性的意义”(Invisible meaning)。1994年，他与Turner 合作，发表了“概念投射与中间空间”(Conceptual projection and middle spaces)一文。1996年，他与Sweetser 合作，发表了《空间、界与语法》(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一书。同年，他与Turner 合作，发表了“作为语法重要过程的合成”(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所有这些论文和专著均聚焦于同一个主题：心理空间的生成、通过彼此的互动作用产生心理空间的合成并由此达现自然语言意义的在线构建。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他在1997年发表的《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这一专著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概念合成理论，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并由此奠定了Fauconnier作为认知语言学家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他在1985年发表的《心理空间》一书在学界未曾引起足够的刮目，那么《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一书的问世立即产生了轰动，并由此带动了《心理空间》一书的影响力。在《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一书中，他翔实论证了各心理空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勾勒出了一个“四空间”①交互作用的自然语言意义构建模型。关于此模型的详细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如刘正光 2002;汪少华 2002a;张辉 2003;等)已对此作了介绍，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这一模型的主旨就是揭示自然语言中的意义在线构建及连接各心理空间的映射过程。Fauconnier(1997：1)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各空间域之间的映射是人类所独具的生产意义、迁移意义和处理意义这些认知能力的核心，而语言的结构和使用为潜在的空间域之间的相互映射提供了依据，可显性的语言只是隐性意义构建这座认知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意义的构建随着我们的思维和交谈而向前推进，属于高层次而复杂的心理运作过程，既发生于各空间域之内，又发生于各空间域之间。继这本专著以后，Fauconnier在1998年又独立发表了“心理空间、语言的情态与概念整合”(Mental spaces, language modalities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一文，并与Turner合作发表了两篇论文，一是“概念整合的诸种原则”(Principle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二是“概念整合网络”(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1999年，他在第6届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体验的整合”(Embodied integration)的论文。同年，他又与Turner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转喻与概念整合”(Metonymy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200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方法与类化”(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的文章，并与Turner合作于同年发表了“压缩与整体性洞悉”(Compression and global insight)一文。2001年，他发表了“概念合成与类推”(Conceptual blending and analogy)一文，在2002年，他再度与Turner合作，发表专著《我们思维的方式》(The Way We Think)。在这一本专著里，这俩位学者集以往几年的研究成果于一体，提出，概念合成是一种基本的心理认知机制，极具强势，可其运作过程极其复杂，常常隐匿于语言运用的幕后，不易为人们所察觉;认知语言学的根本性任务之一，就是要发掘概念合成过程中的各种原则和机制。循着这一思路，他与Turner声言(Fauconnier & Turner 2002:310-311)，概念合成富有活力的结构性原则就是部分的跨空间映射、对合成空间进行部分并有选择性的投射，并在合成空间中产生新显结构(emergent structure);这些原则就是概念合成的组构性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s);实际上，概念合成还受到另一层面的原则的制约，这一层面的原则就是管制性原则(governing principles)，具体表征优化新显结构的各种策略。他们同时指出(Fauconnier & Turner 2002:312)：管制性原则还体现于其他方面：结构、范式的完善、整合、诸种关系的强化、网络中各种连接的维系、合成空间中的清晰性、在整个网络合成空间中结构的关联性。不论是建构性原则还是管制性原则，所有这些原则的中心目标就是获取具有人类尺度(human scale)的概念合成;这种具有人类尺度的概念合成，就是指在人类易于理解的熟知框架中具有直接的感知和行为。

2. 概念合成理论在国内的研究动态与应用情况简述

国内第一篇介绍概念合成理论的文章系汪少华所作，发表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上。据粗略统计，从2000年至2003年7月为止，国内研究概念合成理论或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语言诸方面的论文共20余篇②，其中发表于外语类核心期刊的共16篇，但就专著而言，迄今为止惟有张辉撰写的《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张辉 2003)这一专著面世。在这些论文中，有些是专题介绍并论述该理论对隐喻的阐释力和认知力(如汪少华 2001;苏晓军、张爱玲2001)，有些是对概念隐喻理论与概念合成理论进行了比较(如黄华 2001)，有些是考察该理论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问题或将这两种理论的互补性应用于幽默言语的解读机制(如蒋勇、马玉蕾 2003;王文斌、林波 2003)，有些是将该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如王斌 2001;孙亚 2001;陈道明 2002)，有些是将该理论应用于诗词意象探索(如汪少华 2002b;余渭深、董平荣，2003)，有些是将该理论应用于对某些语言现象的探究(如张辉、李佐文 2001)，有些是对该理论进行阐释和提出质疑的(如刘正光 2002)，等等。张辉(2003)在其专著中，以概念合成理论为视角，系统性地探讨了听读者头脑中汉语熟语意义常规化的心理表征和汉语熟语在线理解中的幕后认知和意义构建，由此丰富了该理论对汉语熟语现象的解释力。

从以上这些业已发表的文章和专著不难看出，概念合成理论是认知语言学这一学派继概念隐喻理论以后的又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学者们试图从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诸方面证明或究问概念合成理论的解释力。

对一种学术观点的研究与应用，形成一股热潮，既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说是好事，是因为通过众人的努力，能将某些相关问题研究透彻;说或许是坏事，是因为容易滋生效尤和盲从。因而，面对任何一种学术流派，我们都需保持应有的理性和冷静。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被证明是万能或完美无缺的，在各自具有其独特的长处的同时，均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缺陷，传统语法是如此，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如此，生成转换语法也是如此，作为认知语言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合成理论恐怕也不会例外。在下文，我们将集中探讨概念合成理论的主要功绩及存在的问题。

4.概念合成理论的主要功绩

如上所言，概念合成理论是对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心理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言语解读中各心理空间的建立、彼此的映射与合成机制的在线认知运作便成为概念合成理论的核心问题。该理论的主要功绩也因而主要体现于对这一核心问题的论述。

不论是传统语法，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抑或生成转换语法，均在很大程度上仅聚焦于语言形式的静态研究，而很少顾及语言意义如何在线生成这一动态的探索。作为认知语言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合成理论，其注意力主要投放于言语意义的在线生成和解读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关切言语意义的在线构建，因而显然是一种动态研究。这是对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第二，概念合成理论富有独创地提出，言语意义的在线构建，主要在于心理空间的合成，这是语言的普遍性规律。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人类普遍使用的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依据这一理论，隐喻是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而概念合成理论对隐藏于隐喻幕后的在线心理认知机制作了更为深入的揭示，并提出，隐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心理空间在概念上的合成，并且主要是诸心理空间中各相关语义要素的合成，由此在业已合成的空间中产生新显结构，隐喻意义的在线构建即在于此。这一观点显然将隐喻研究推向了另一层认知深度—隐喻言语的在线解读过程。况且，概念合成理论开宗明义地提出，该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透视藏匿于言语背后的那座认知冰山。第三，Fauconnier & Turner(2002：310)十分明确地提出，以人类的认知能力为对象的理论不但要解释人类创造力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且还要昭示这种创造力得到导引(guided)的方式。导引这种创造力的方式，就是各种导引性制约因素，而这些制约因素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概念合成的建构性原则，二是管制性原则。与其同时，他们还具体描述了实现这些原则的具体途径，如压缩、解缩、优化、关联、结构、递归等。所有这些原则是对言语解读认知机制的高度抽象，为人类正确认识自身的言语心理认知能力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诠释。

5.概念合成理论存在的问题

一种语言学理论，应尽量对一切言语样式作出具有包容性的解释，可至目前为止，概念合成理论似乎尚未完全做到这一点。

首先，概念合成理论是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尽管以独到的心理空间理论为出发点描述跨空间映射，可概念合成理论依然是以隐喻为主要对象对言语的认知展开论述的，因而依然带有隐喻研究的特质，况且，对隐喻认知解读机制的考察也未必已尽善尽美，对此，我们将在下文展开论述。第二，尽管概念合成理论声言该理论是对自然言语意义的在线构建作出解释，也就是说，是欲揭示所有样式的言语的意义在线构建过程。然而，根据Fauconnier & Turner (2002：310)的看法，所谓概念合成，就是指跨心理空间的概念映射，而且是部分的跨心理空间映射和有选择性地对合成空间进行投射，这显然主要是对隐喻的意义构建进行阐释，因为隐喻的认知解读显然是以各相关空间某一方面的相似性为基础。可如果说该理论是对日常一般言语的在线意义构建进行阐释，那么概念合成理论的界定是不够充分的。这是因为如果是日常一般言语，那就不太可能仅仅是部分的跨空间映射，而应该是全部的跨空间映射，其原因是日常一般言语在整个语流的在线解读中具有自然的连贯性，每个大大小小的语言单位的意义往往彼此衔接，不太可能存在只是部分的跨空间映射，如“The man, who was a son of a millionaire, didn’t get married until 45 years old”。当然，如果是将在言语解读过程中对某一一词多义的词仅取该词其中一个意义这一现象也当作部分或有选择的跨空间映射，那就另当别论了。

再说，概念合成理论也无法完全解释幽默言语的在线解读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述。

6.对概念合成理论的检验

概念合成既然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言语认知机制，那么这一理论理应对人类一切样式的言语具有解释力，可事实是，这一理论并不是像它所声言的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如幽默言语，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形式，往往言此而意彼，让人在回味与顿悟中领会幽默言语的奥妙，发出会心的噗哧笑噱。对于这样一种言语样式，概念合成理论到底有无强势的解释力?我们对此需要加以检验。试看下面一则幽默例证：

“I left a bottle of Scotch on the train this morning.”

“Was it turned into the lost and found department?”

“No, but the fellow who found it was.”

(周道琨、王亦男，1996：189)

这是一则关于醉汉的幽默言语，空间输入1是一名乘客说自己在早上乘坐火车时丢下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空间输入2是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问道：这瓶酒是否已经交到了失物招领处，空间输入3是这名乘客回答，交到失物招领处的不是这瓶苏格兰威士忌酒，而是发现这瓶酒的那个人。根据概念合成理论的“四空间”模型，有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即反映各空间输入所共有的一些抽象结构与组织，决定各输入空间的跨空间映射的核心内容。这种类属空间相当于Lakoff (1987)提出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CM)，有助于心理空间的建立。受众以这一类属空间为基点，对输入1、输入2和输入3进行概念合成，再在概念合成这一心理空间中产生新显结构。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只消我们稍作仔细的考虑，便会发现，概念合成理论显然难以对这则幽默的认知解读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依然不清楚输入1、输入2和输入3是怎样合成的，从中又是怎样产生新显结构的，即幽默效果是怎样实现的。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触发了受众去作这种空间合成?即其触发机制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根据概念合成理论，新显结构产生于合成空间。若果真如此，人类怎样才能知道这一新显结构就是正确的语义解读呢?关于这两个问题，在概念合成理论的 “四空间”模型图中均没有得到显示，在其理论体系中也没有得到令人了然的阐述。我们认为，幽默言语的认知解读过程牵涉到至少六种类型的心理空间的认知机制，即空间输入、空间对接、空间冲突、空间转接、空间合成、空间核实。除这六种类型的认知机制外，还有两种思维形式在起作用：一是推理，二是关联。在借用这些认知机制来具体分析幽默言语的解读过程之前，现在我们拟先对这些认知机制及推理和关联这两种思维形式作一粗略的界定。

所谓空间输入，就是指言语交际过程中受众所接收到的一个较为完整的临时性概念。所谓空间对接，就是指在幽默言语解读时人们试图将一个空间输入与另一个空间输入进行概念连贯缺省性(default)指望值的连接，以求对这两个空间的彼此关系进行理解。这种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的对接，体现出人类往往根据常规对言语交际中的概念链具有连接贯通特性的预设性期望。所谓空间冲突，就是指空间对接一旦失败，人们就会意识到各空间输入彼此之间的相互矛盾，由此引发对彼此关系进行新角度的思维和理解。所谓空间转接，就是指经各空间输入对接失败而随之产生空间冲突后，为消解空间冲突而将一个空间输入转嫁到另一个新的心理空间的过程。我们认为，受众触发空间转接机制的根本性动因，就是发觉幽默言语中的空间冲突，即发现言语交际中各空间输入之间的概念不协调(out-of-placeness or incongruity)。受众感悟幽默，便往往肇始于此。所谓空间合成，就是指从空间输入中有选择性地提取部分结构(partial structure)并将之整合到一个新的心理空间。这个新的心理空间往往源于对语境的某种推理结果。而所谓的空间核实，就是指对空间合成成功与否的最后认知确认。空间合成成功一经核实，新显结构便自然产生。当然，空间核实需要调用人类储藏于大脑中的一切背景知识，包括社会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等。我们还认为，概念合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跨空间映射过程，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心理认知程序，除以上谈及的这六个认知机制之外，还牵涉到人类的推理能力。尽管Fauconnier(1997：99-129)曾多次提及推理在言语意义在线构建中的重要性，可在其概念合成理论的总体框架中似乎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在阐述概念合成的“四空间”模型中，也未曾顾及推理这一十分重要的思维形式。我们认为，推理尽管是人类判断客观事物诸种联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可在幽默言语解读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贯穿于整个幽默言语解读的始终，在我们透视其心理认知诸种机制时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另外，空间对接的心理基础是各空间输入的彼此关联，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幽默言语是关联的，除非发话人有思维障碍。纵使发话人的言语看似不关联，那他也是故意设置的，这就是说，表面上的不关联其实是关联，因为发话人故意的不关联是有某种意图要传递。况且，关联本身也是一种推理，是对两个空间输入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判断。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推理与关联也密切关涉。再者，我们还应注意到，语境是一切形式的推理的依据。任何推理，均有两个组成部分，即以依据为依据的判断和由此推论出的新判断。前者可称为前提，后者可称为结论。语境就是推理所依循的线索。语境有多种，有社会语境、文化习俗语境、语言语境、言语语境、情景语境等等，它是动态的，随着言语交际的推进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言语交际一旦发生，语境便自然出现并发挥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在图1中未标示出语境这一因素，这并不意味语境在幽默言语的解读过程中不重要，而是因为认为语境是言语交际和推理的基本条件。若没有这一条件，任何阶段性的结论都是难以达成的。我们现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在上文提及的这一则幽默。

如上所述，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人类具有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反映出人类往往根据常规对言语交际中的概念链具有连接贯通特性的预设性期望。显然，在这一则幽默中，空间输入1和空间输入2两者之间具有概念上的连贯性，彼此的空间对接不成什么问题。乘客在失物招领处说，他在早上乘坐火车时丢下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工作人员问道：“这瓶酒是否已交到了失物招领处?”。这属于日常一般言语交际，不存在空间冲突。但是，空间输入2与空间输入3之间的空间对接就超出了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的要求。输入2是一个疑问，在句法上表现为一个一般疑问句，其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是期望输入3给输入2提供一个答复。既然输入2是疑问这瓶酒是否已交到了失物招领处，那么输入3所回答的对象应是这瓶酒。可出乎意料的是，输入3的答语不是关于这瓶酒的情况，而是在火车上发现这瓶酒的人。这与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不相符，使得输入2与输入3这两个空间难以对接，引发了彼此的空间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所思考的前提是，输入2和输入3应该是关联的，那名乘客不太可能无缘无故说出一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所以受众只能另辟溪径，进行空间转接，将空间输入3转接到另一个心理空间。那么这个新的心理空间是什么呢?通过当时的语境，受众可以发现，这就是依然与这瓶酒有关的那个被交到失物招领处的人，他把酒喝完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所以交到失物招领处的，不是那瓶酒，而是那个捡到那瓶酒并且喝了那瓶酒的人。通过这一空间转接，输入2与输入3之间的冲突便能迎刃而解，同时能将输入3与这一新的心理空间进行合成。可这样的空间合成还需进行空间核实，借以检查这两个空间合成的正确性。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如同失物一般被交到失物招领处的，惟有当他自己神智不清时才会有这种情况。那么什么使得这个人处于这种状态呢?从语境可以得知，那显然就是那瓶乘客丢下的酒。那个人可能是一名好酒之徒，捡到酒以后便不能自己，最后喝得烂醉如泥，被人交到了失物招领处。空间核实一经完成，新显结构便自然产生：乘客在失物招领处找到的不是自己遗失的那瓶酒，而是找到了那名捡到了那瓶酒并喝得酩酊大醉的人。这一新显结构就是这一段言语交际的幽默效果。

现在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被概念合成理论当作其研究基点的隐喻言语。我们发现，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仅需要除空间转接之外的五种类型认知机制。在分析具体的隐喻言语之前，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隐喻认知解读机制其实也牵涉到空间冲突，但这种空间冲突有别于幽默言语认知解读机制中的空间冲突。隐喻认知解读机制中的空间冲突是部分的空间冲突，而不是整体的空间冲突，仅牵涉到在进行空间合成时各空间输入不能对应的部分，即不能被投射的部分之间的冲突。现以“The moon is like a banana”这一隐喻言语为例。大家知道，“月亮”是一个天体，而“香蕉”却是一种水果，两者在本质上毫无相同之处。因此，受众在将空间输入1“月亮”和空间输入2进行空间对接时便发生空间冲突。这种空间冲突必然会迫使受众从别的途径去寻求两者之间的空间合成，因为如上所述，人类具有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反映出人类往往根据常规对言语交际中的概念链具有连接贯通特性的预设性期望。说“月亮像一根香蕉”，受众推想，“月亮”与“香蕉”这两者在概念上肯定具有连接贯通的特性。尽管两者在内质上迥然相异，可毕竟不是毫无类同之处，只消细想一下便可发现，两者在形状上具有相似之处。说“月亮像一根香蕉”，那无疑是指一钩弯月，在状形方面看起来像一根香蕉。这样，对这一隐喻言语的解读就无需进行空间转接便可对两者进行空间合成。但是，这一空间合成同样需要空间核实。说“月亮 ”像一根“香蕉”，无疑不是指“月亮”像“香蕉”一样可以食用，或抚摸起来像“香蕉”一般柔软，而是将“香蕉”的形状投射到当时看起来宛如“香蕉”的“月亮”之上。这时候的“月亮”，不是“圆月”，也不是“弦月”，而是“弯月”。因而，尽管本来“月亮”就是“月亮”，“香蕉”就是“香蕉”，就本质而言，两者在心理空间上存在冲突，难以合成，可两者在形状上的类似为空间合成铺就了路径。空间合成一经核实，新显结构便自然产生：月亮弯弯，犹如香蕉。由此可见，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空间冲突为其触发机制，尽管这是一种部分的空间冲突。这种部分的空间冲突或许恰恰能促进抑或突显空间合成时的相似部分。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7.结语

概念合成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尤其是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该理论的“四空间”模型是以相似性为基础表现新显结构在合成空间中得以产生的过程，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自其诞生之日起，许多学者均从语言诸方面对其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如果说，概念合成是语言认知的普遍规律，那么这一理论对各种言语样式均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可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似可发现，概念合成理论所提出的“四空间”模型并不能充分说明幽默言语的认知解读过程，因为幽默言语幽默效果的达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建基于相似性，而往往是以空间之间的彼此冲突为触发机制。况且，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基于空间冲突这一触发机制，尽管这是一种部分的空间冲突。我们认为，在正确把握幽默言语的认知解读过程时，应该重视幽默言语幽默效果得以实现的触发机制、概念连贯缺省性指望值以及空间对接、空间冲突、空间转接、空间合成、空间核实等认知机制。在探究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机制时，我们也应考虑空间对接、空间冲突、空间合成和空间核实这些心理机制。诚然，隐喻言语的认知解读是以各空间输入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可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各相关空间输入之间的完全相似，而仅仅是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一方面的相似，其他不相似的部分必然会造成空间合成中的冲突。

概念合成理论虽为我们正确认识言语解读过程中的意义在线构建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若要真正实现概念合成理论所声称的揭示言语解读认知机制的普遍性规律，这似乎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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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王文斌教授提供论文)

①指类属空间(Genetic space)、空间输入I1(Input I1)、空间输入I2(Input I2)和合成空间(Blend)这四个空间的相互映射和互动作用。关于详细内容，请参见Fauconnier(1997：150-151)。

②在概念合成理论里，“概念合成”(Conceptual blending)与“概念整合”(Conceptual integration)这两个术语往往交替使用，可实际上均指“概念合成”。参见Fauconnier & Turner (2002：18)。所以，我们在统计时，将探讨“概念合成”或“概念整合”的文章一并考虑为同一主题的论文。

(　　王文斌　(原载《外语研究》2004年1期) )

关键词：动力动词，非动力动词，两性动词

在客观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动作，一种是受力驱使而产生的动作，因为负载着动力，所以叫动力动作;另一种不受力的驱使，纯粹是事物的运动表现，因为不负载动力，所以叫非动力动作。表述动力动作的词就叫动力动词;表述非动力动作的词就叫非动力动词。汉语动词的绝大部分都分属于这两种动词，但也有一小部分动词既表现了动力性，也表现了非动力性，这种动词便叫两性动词。下面就对这三种动词及其句法功能进行具体的优势分析。

1 动力动词

动力动词传递着主宾之间的力作用，如“打”、“杀”、“咬”、“撞”、“击”、“摔”、“占”、“冲”、“抢”、“偷”、“夺”、“斗”等一类动词都负载着施事所给予的物理力;“看”、“听”、“说”、“唱”、“叫”、“喊”、“想”等一类动词则负载着施事所给予的意志力，因此都是动力动词。力是有指向的，因此这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就被力指引着单向地从施事指向受事。

人们总是顺着语序去理解语言，也就是说，人们的思路和语序的方向总是一致。如果把主语和宾语对调，也就是等于把句子颠倒，则原来的语序被打乱，于是人们又按着新的语序去理解语言。正是由于动力动词的语义只指向受事，从而使得句子的结构不对称，以致人们在主宾对调之后所理解的语义产生变异，甚至违反逻辑而使句子不能成立。这种理论上的说法对不对呢?下面就用具体的句例来验证这一点。

1.1 用表示伤害的动力动词“杀”、“咬”、“撞”、“冲”、“责怪”先造出下列五个a句，然后将主语和宾语对调而生成五个b句。

(1)a 张屠户杀了一只猪。 b 一只猪杀了张屠户。

(2)a 一只狼咬了两只羊。 b 两只羊咬了一只狼。

(3)a 一辆汽车撞了两个人。 b 两个人撞了一辆汽车。

(4)a 大水冲了龙王庙。 b 龙王庙冲了大水。

(5)a 父亲责怪儿子。 b 儿子责怪父亲。

可以看出，(1)b、(2)b和(4)b三句在逻辑上都不能成立，而且其他二个b句的句意也不同于相应的a句。

1.2 用表示强制结合的动力动词“争”、“抢”、“占”、“偷”、“夺”先造出下列五个a句，然后也将主语和宾语对调而生成五个b句。

(6)a 两个人争一盆水。 b 一盆水争两个人。

(7)a 两个人抢一间房。 b 一间房抢两个人。

(8)a 他一个人占了双人床。 b 双人床占了他一个人。

(9)a 两个贼偷了一幅古画。 b 一幅古画偷了两个贼。

(10)a 一场大火夺了两条性命。 b 两条性命夺了一场大火。

显然，上面五个b句在逻辑上也都难以成立。

1.3 表示破坏性和伤害性结果的动词也是动力动词，因为只有施加动力才能使对方产生破坏性和伤害性的结果。

(11)a 大胖子睡垮了一张床。 b 一张床睡垮了大胖子。

(12)a 大风刮倒了很多树。 b 很多树刮倒了大风。

(13)a 我走破了一双鞋。 b 一双鞋走破了我。

(14)a 狗咬伤了人。 b 人咬伤了狗。

(15)a 中国队打败了美国队。 b 美国队打败了中国队。

“睡垮”、“刮倒”和“走破”是表示破坏性结果的因果动词;“咬伤”和“打败”则是表示伤害性结果的因果动词。它们都是在成句时才会出现的句法词，因此其动力性的判断只能凭借句子的意义。显然，主宾对调后只有(15)b才合乎逻辑，而且也不和(15)a同义。

所举的语言实例都证明了理论上的论断，因此，就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基本定理：由动力动词构建的句子不可逆，也就是主宾语对调之后，或句意变更，或逻辑上不成立。

2 非动力动词

与动力动词相对立的是非动力动词。如上所述，非动力动词不负载动力，因此非动力动词处于二名词之间不表示二事物之间的力作用，而是表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为无作用方和被作用方之分，所以非动力动词的主语所表示的不是施事，宾语所表示的也不是受事，而是语法地位同等的主事和涉事，更何况主事和涉事也是相对而言。由于没有力的指引，所以非动力动词的语义就不是单向指示，而是双向指示，于是主语和宾语便可以等义地对调，也就是主宾对调后不会改变句意。下面也用具体的句例来验证这一点。

2.1先用“洗”、“住”、“睡”、“骑”、“坐”、“沉”造出下列六个a句, 然后将主语和宾语对调而生成六个b句。

(16)a 两个人洗一盆水。 b 一盆水洗两个人。

(17)a 两个人住一间房。 b 一间房住两个人。

(18)a 他一个人睡了双人床。 b 双人床睡了他一个人。

(19)a 两个人骑一匹马。 b 一匹马骑两个人。

(20)a 两个人坐一辆汽车。 b 一辆汽车坐两个人。

(21)a 一条船沉了海底。 b 海底沉了一条船。

显然，上面的六个a句和相应的六个b句意思一样。对比之后就会发现(16)、(17)、(18)和(6)、(7)、(8)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只要用非动力动词“洗”、“住”、“睡”分别代换动力动词“争”、“抢”、“占”，就使主宾不可对调成为可对调，也就是使不可逆句成为了可逆句。由此可见，动力动词和非动力动词有着鲜明的句法对立。

语言学界对主宾可对调的句子称法不一，宋王柱(1991)称为供动性可逆句;任鹰(1999)称为主宾可换位供用句;陈建民(1986)称为容许性施事宾语句;陆俭明(2004)称为容纳性的数量结构对应性;丁加勇称为容纳句。五位学者表达了两种看法，即认为此种句型或表达一种供应关系，或表达一种容纳关系，本文则认为这些可逆句的本质意义是表示主语和宾语的非强制性结合，非动力动词实际上是表示结合的方式，比如“洗”、“住”、“睡”、“骑”、“坐”、“沉”就分别表示“两个人 ”和“一盆水”、“两个人”和“一间房”、“他”和“双人床”、“两个人”和“一匹马”、“两个人”和“一辆汽车”、“一条船”和“海底”相结合的方式。因为结合的双方地位平等，所以主宾语可以等义对调。此外，五位学者都认为可逆句只能反映一种数量的对应关系或分配关系。其实不然，比如下面各可逆句就不表示数量的对应。

(22)a 许多学生进了教室。 b 教室进了许多学生。

(23)a 高个子站后排。 b 后排站高个子。

(24)a 这张画不要挂墙上。 b 墙上不要挂这张画。

(25)a 行人不得走汽车道。 b 汽车道不得走行人。

(26)a 钱放保险柜内。 b保险柜内放钱。

上面各句也都表现了主语和宾语的非强制性结合。

2.2 由于第三方促使而形成的结合也是非强制性结合，因为相结合的双方都不需要向对方施加动力，因此，表示第三方促成的结合动词也是非动力动词。

(27)a 我用两顿水浇了一亩地。 b 我把一亩地浇了两顿水。

(28)a 我用一只袋子装了十斤苹果。 b 我把十斤苹果装了一只袋子。

(29)a 我用水灌满了瓶子。 b 我把瓶子灌满了水。

(30)a 我给图书馆还了一本书。 b 我把一本书还了图书馆。

(31)a 我给她送了一束鲜花。 b 我把一束鲜花送(给)了她。

上面各句的主语虽然没有参加调位，但却是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对调。显然，对调前后的语义基本不变。

2.3表示状态转变的因果句也使句子可逆。

(32)a 张三喝醉了酒 b 酒喝醉了张三

(33)a 李四吃饱了饭 b 饭吃饱了李四

(34)a 王五吃腻了肉 b 肉吃腻了王五

状态转变是一个自然的因果过程，过程中是不需要施力的，所以表示转变状态的因果动词“喝醉”、“吃饱”、“吃腻”都是非动力动词。这些动词也是在成句后才会出现的句法词，因此，非动力性的判断也只能凭借句子的意义。

2.4 事物的存在必须通过运动而表现，表示存在的运动当然是不负载动力的，所以表示存在的动词是非动力动词。运动的主体既可当作主语表述，也可当作宾语表述。

(35)a 一个老头死了。 b 死了一个老头。

(36)a 一个小孩病了。 b 病了一个小孩。

(37)a 两个苹果烂了。 b 烂了两个苹果。

(38)a 一棵大树倒了。 b 倒了一棵大树。

“死”、“病”、“烂”“倒”都表示存在的方式，所以都是非动力动词。

所举的语言实例也都证明了理论上的论断，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基本定理：由非动力动词构建的句子主宾语对调之后句意不变，或者说，由非动力动词构建的句子可逆。

3 两性动词

上面所述的可逆句都由非动力动词构建，然而由动力动词“吃”构建的句子“三个人吃了一锅饭”却常常也被人们颠倒而说成“一锅饭吃了三个人”。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上面所述的否定，然而仔细分析之后就知道，像“吃”这一类动词一方面表现着动力性，是动力动词;另一方面又表现着非动力性，是非动力动词。下面就来论证一下，“吃”是如何表现着这种两面性的。

关于“一锅饭吃三个人”的解释，学者们提出过几种看法，有的用加“够”的办法来解释，认为此句的底层结构是“一锅饭够三个人吃”，表层结构是通过“吃”的前移，并消除“够”而得;有的认为句中的“吃”是表示一种供应的方式。当然，这些猜测都有道理，但还不是科学的论证。陈平(1994)倒是怀疑过“八个人吃这锅饭，这锅饭吃八个人”中两个动词的同一性。现在，问题开始明朗起来了，知道还是要在动词上面找原因了。

丁加勇(2006)把“一锅饭吃了三个人”看成“受动施”语序，认为“动词进入“受动施”语序，以牺牲动作性为代价，动词己经方式化。动词方式化以后，动性减弱，可以看成一种‘联系项’：一方面联系受事即容纳物，一方面联系施事即被容纳物”(73页)。就语感来说，的确如此，但这还是一种形象化的描述，并未说清其中的道理。按照本文的观点，所谓动性弱的动词其实就是非动力动词，由此看来，丁加勇的描述也印证了本文的观点，不过，丁加勇的描述也有矛盾的地方。如果说动性强的动词表示了施事加于受事的动力作用，动性弱的动词自然就不表示动力作用了，设有了动力作用，何来的施事与受事呢?因此，把“一锅饭吃了三个人”看成“受动施”语序是不合乎逻辑的。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吃”的解释有多种，其中有一种解释是表示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经咀嚼咽下去。由此可见，“吃”表示“饭”进入人体的一种方式，丁加勇所说的方式化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通常把“吃饭”称为“进食”就是这个道理。在人们眼里，饭本来就是供人吃的，所以对于饭来说，“吃”就表现了一种本能的和谐而成为非动力动词。因此“一锅饭吃了三个人”就表示了“一锅饭”和“三个人”的和谐结合，“三个人”不应看成施事宾语而应看成涉事宾语。由于理解上的不习惯，也由于受英语语法的影响，以至于在“一锅饭吃了三个人”中把“三个人”理解为“吃”的受事宾语，这当然不合乎逻辑。如果用“进”来代替“吃”，就可以把此句改为“一锅饭进了三个人体”，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对于人来说，必须施以动力才能使饭进到嘴里，然后经咀嚼咽下去。由此可见，作为动力动词的“吃”便表示了致使意，因此就可以将“三个人”作为施事主语，将“一锅饭”作为受事宾语而构成下面两句：

(39)a 三个人吃了一锅饭。 b 三个人把一锅饭吃了。

归纳以上所述，“一锅饭吃了三个人”中的“吃”表现了非动力性;“三个人吃了一锅饭”中的“吃”表现了动力性，因此就可以称“吃”为两性动词。

同样也是“吃”，但“两只狼吃了一只羊”就不能说成“一只羊吃了两只狼”，可见“吃”在这里不能表现非动力性的一面，究其原因是人们认为羊作为食物进入狼体不应该是和谐的，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使后一句不能成立。其实，使后一句不成立也反映了人们对羊的同情。由此看来，两性动词的非动力性的一面有时也会受到语义的制约。

“喝”和“吃”完全相似，也有两面性。

(40)a两个人喝了一瓶酒。 b 两个人把一瓶酒喝了。 c 一瓶酒喝了两个人。

“看”也可如此理解，作为动力动词，它表示人施加于所见之物的动力(意志力)动作;作为非动力动词，它表示所见之物的图像进入人体的运动方式，所以“看”也有两面性。

(41)三个人看了我的初稿。 b 三个人把我的初稿看了。 c 我的初稿看了三个人。

然而同样是“看”，“一个工人看两台机器”就不能颠倒而说成“两台机器看一个工人”，究其原因是“看”在此句中不表示目视而是表示管理的意思。“管理”是负载着意志力的动力动词，自然不允许句子颠倒。

“分”、“借”也和“吃”一样能表现出两面性。

(42)a 三个人分了一块地。 b 三个人把一块地分了。 c 一块地分了三个人。

(43)a 许多人借过这本书。 b 这本书被许多人借过。 c 这本书借过许多人。

“淹”表示大水给予事物的伤害，是动力动词;也表示大水存在的状态，是非动力动词，所以“淹”也是两性动词，不过，是不同于“吃”的另一种两性动词。

(44)a 大水淹了咱家。 b 大水把咱家淹了。 c 咱家淹了大水。

4 结语

对立的语法概念必须能表现出对立的语法事实，这是动词分类时所应遵循的原则，本文的全部论述就在于体现这一原则。在英语里，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表现了能带宾语和不能带宾语的对立，然而汉语的动词不能表现出这种对立，因为汉语的动词都能带宾语。由此可见，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分类不适合于汉语。然而动力动词和非动力动词能够表现出不允许句子可逆和允许句子可逆的对立。不允许句子可逆是因为动力动词受力的指引而表现出只对受事有及物性;允许句子可逆是因为非动力动词表现为中介联系而能够双向及物。由此看来，句子可逆和不可逆的对立实际上体现了及物性的内部对立，即动力动词只能单向及物，而非动力动词可以双向及物，这就说明，非动力动词和动力动词的分类能够符合汉语的实际。

句子可逆的语言现象也表现了主语和宾语的和谐。儒家历来主张建立和谐的秩序，认为争夺和非礼只能破坏和谐，于是反映在语言中非动力动词就使主宾语双方和谐，动力动词就使主宾语双方不和谐。对两性动词来说，虽然有动力性的一面，但施事所施加的作用正好激发了受事的潜在功能而使它与施事和谐结合，比如“吃”就激发了饭供人们食用的潜在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一锅饭吃了三个人”能够成立而“一只羊吃了两只狠”不能成立的原因。由此可见，动力动词和非动力动词的分类也符合中国人的礼教意识。

其实，人们过去在可逆句的研究中已经绕开了不及物动词的观点。对“一锅饭吃三个人”这种句子的研究更是表明汉语学界己在悄悄地挑战及物动词的观点。由此可见，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在汉语学界动摇。

虽然理由充分，但因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观点在人们的脑海中己经根深蒂固，而且也确是符合人们的直接感觉，所以要在名义上废止这种观点恐怕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如果允许这种观点继续在汉语中使用，就势必影响人们对汉语的正确理解和分析。比如人们就不能理解“死”这个不及物动词为何能够带宾语而构成“ 死了一个老头”。为解释这种现象，徐杰(2001)就只好把“死”称为潜及物动词，这种解释当然不足以服人，废止了及物和不及物的观点后，问题就容易明白了。特别是关于可逆现象的解释一直是汉语语言学的难点，学者们对此也并未少发精力，然而建立了动力动词和非动力动词的观点后，这种被认为是奇特的可逆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了。

动力动词和非动力动词的观点虽然不同于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观点，但它们都是基于力学特性的分类，也许这就是汉语和英语的共性吧!

参考文献

陈 平 1994 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置原则 《中国语文》第3期

丁加勇 2006 容纳句的数量关系、句法特征及认知解释 《汉语学报》第1期

李艳惠 陆丙甫 2002 数目短语 《中国语文》 第4期

任 鹰 1999 主宾可换位供用句的语义条件分析 《 汉语学习》第3期

任 鹰 2005 《现代汉语非受事宾语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宋玉柱 1991 可逆句 《现代汉语特殊句式》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徐 杰 2001 “及物性”特征与相关的四类动词 《语言研究》第1期

徐通锵 2005 “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本文信息：论汉语动词的力学特征及其对句法功能的影响　　作者：李华倬）

目前在医学出版物上，“瘀血”、“淤血”及其相关的医学名词有时混乱使用，有的学者认识模糊，因此有必要对“瘀血”、“淤血”等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进行讨论。
总体来说“瘀血”用于中医， “淤血”用于西医，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和交叉。
“血”“瘀”在中医史上曾是一词两义，根据科学名词的定名原则，对一词多义者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最后确定“血”为“血液”，“瘀”为“瘀血”，符合单义性。中医名词“瘀血”，定义为“血液滞留或凝结于体内，包括血溢出于经脉外而瘀积，也包括血脉运行受阻而滞留经脉腔内，既是病理产物，又可成为继发性致病因素”；西医名词“淤血”，又称静脉性充血，因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所引起的一种循环障碍。“瘀血”内涵大，外延广泛，而“淤血”内涵小，外延局限，“淤血” 包括在“瘀血”之中，两者密切而有所交叉。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各有自成体系反映本身学术概念的术语系统，可以互为参照，不可相互替代。

1 语音变化

语音变化是语言变化的主要方面,因为言语是按男女老少、地域、职业、文化和受教育程度形成的各个言语社团在交际时的最基本手段,因此变化往往从一定言语社团的语音开始,然后延伸至书面语。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u/的前移Tarpent首先报道象”food”这样的词语中元音前移的现象已不断增加。过去上法语课时给同学讲明法语的”vous”相当于英语的‘you’,而念法语的‘tu’时需要注意,比较难发。由于/u/的前移,‘food’念成‘fu’,以至与‘vous’不好区别了。当有人提出这种发音可能源自加州青少年和村女,马萨诸塞州洛克学院的Rashad Ullah (9.686)说南部各州早就是这么发音了,他还列举Labov有关北方城市语音变化中提到过这种现象。西密执安大学的Paul Johnson (9.675)也认为这种变化具有普遍性。MarcHarmann (9 676)补充道圆元音的前移可见之于较多语音环境,如在塞音和鼻音之前,或该语音后无其它语音,或出现了圆唇音:

‘food’→�fjud�‘smooth’→�smjuθ�‘road’→�rjud�‘duke’→�djuk�‘soon’→�sjun ‘too’→�tju�

Rashad Ullah还指出‘stop’中的/o/被念成‘cat’中的‘? ’,‘caught’中的元音开口度加大为‘cot’中的元音;‘hut’中的‘u’圆唇化接近为‘bought’中的元音。有趣的是Rick MaCallister (9.680)观察到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情况相反,如‘news’ nju:�→�nu:z�;‘e’→�ei。其次,结尾的�l�常常脱落,特别是在u:�音之后,如“school”�sku:l�→�sku:w。

(2)前元音的下移

Marc Hamann (9 676)认为‘egg’和‘beg’被念成‘agg’和‘bag’已有一段时日。最先见之于‘beck’→‘back’,元音拖长了。有的说最早出现于加州(Pet Barrett, 9.676),有的说在大湖各州流传很广(Paul johnston,9.675)。不管怎样,现已普及全国。其原因可能是对双唇音的过分矫正,这也包括从/i/向/ ? /的过渡。变化最甚的为/e/和/?/的双元音化,如加州北部将‘egg’和‘vague’与/?ig/和/v ?ig/押韵(David Costa,98.5.10);‘bag’和‘nag’与�/b?ig/和/n?ig/分别押韵,(Johanna Rubba,9 690);黑人英语中的‘wreck’念成/reik/�。另外,在美国电视和电影,特别是年青人中,这种发音也很平常(Gerald B. Mathias,9.689)。

持保留意见的有Larry Trask (9.683)和Kdcaldw (9.720),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只限于‘egg’和‘leg’等词,不包括‘beg’,‘peg’,‘keg’和‘Meg’等词,肯定不包括‘Megan’,这种发音有些做作。

Paul Johnston指出上移的变化也存在,如有的美国方言把/?g/念成/eg/;形容词‘pink’成为/pi:nk/。

(3)中元音化(Midding)根据变化的双向性,Peggy Speas (9.690)提出“中元音化”的观点,那就是后元音前移,前元音后移,高元音下移,低元音上移,如:‘peace’　发音时,将/i/�音略向低向后。‘pet’　有些像‘pat’,但稍后。‘man’/ ?/音略往上提。‘boat’　略往前,也许上抬。‘but’　有些像非重央元音,略往前。‘cool’/u/音往下,可能前移,如‘cull’这个词的发音。‘father’　有些与‘lather’押韵。

(4)有关腭音的变化这首先是起始软腭音的硬腭化,如Rick McCallister (9.720)观察到西海岸的年轻人将‘cool’�/ku:w(l)/念成/kju:w/(l)。其次是腭音的除阻,如Jakob Dempsey (9.691)所提供的‘trash’and‘cash’,但不包括‘cache’。

(5)句尾升调英语的陈述句一般用降调。D.C.Nelson(9.702)报道出现了在陈述句中使用升调的情况,并正在美国和英国传布。对此,我认为这一现象首先发源于澳大利亚。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涉及1979年我参加澳大利亚应用语言学年会的大会讨论时曾指出,许多澳洲人,特别是妇女,在句子结尾时不用降调而用了升调。当时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没多年,许多专家肯定了这一现象,并把这一特征称为‘rising terminal’(升调结尾)。(Savos)(参见Hu Zhuanglin, “Aspects of Pressent-day Australian English”, in Hu Wenzhong ed. 1992. Collected Papers on Australian Studies in China. Xiamen University Press.pp.249-263)

(6)复合词的重音

Dennis Holt (9.720)观察到美国全国广播台新闻播音员对一些复合词重音位置与拼写时的发音不同,因此称为“读稿发音”“reading-pronunciation”,以区别于“拼写发音”(spelling-pronunciation)。

具体实例为:‘dairy far’mers’→‘dai’ry-farmers’

‘milk’-prices’→‘milk pri’ces’

‘lung’-cancer’→‘lung can’cer’至于复合形容词更为复杂,常使播音员无所适从,如:‘free’-market prin’ciples’→‘free mar’ket-principles’

Holt建议恢复复合词中的连词符将减少朗读时的问题。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社会学系的Ronald Cosper (9.860)指出,通过词汇化理论可解决问题,即如果一个名词短语变成词汇了,它应该按英语名词的起始音节重音读出,如:‘stonewall’(石墙)包含两个词素,词的意义可从这两个词素‘stone’(石)和‘wall’(墙)推导,但‘to stone wall’(用不明确的,推托的或冗长的回答来阻扰;慎重防守)已词汇化了,成为一个原来意义已不明显的词素,应作为一个完整的词学习。同样,‘apple pie’(苹果馅饼)只是水果馅饼的一种,与‘cherry pie’(草莓馅饼),‘peach pie’(桃馅饼)构造一样,因此是名词短语,含有两个词素。但‘apple sauce’(苹果酱)不仅仅是果汁的一种,而是与烙饼或排骨一起吃的食品,因而已词汇化了,并接受为单独的词素,其意义既不是‘apple’(苹果),也不是‘sauce’(酱汁)。

(7)地理名词的发音

地理名词的发音主要体现在外来读音英语化。一些西班牙语的地名正在按英语习惯发音(Warune Mahdi,9.680),如:2

‘illinois’　�/il’enois/�→�/il’inois/�‘Albuquerque’�/al’bekuk/�→� ?’lbukrki:/

原先不发音的词尾哑音‘e’已发出/e/音并不受地理名词的限制,如:

‘Yosemite’�/iosamait/�→�/iosεmaiti/

‘Irene’　　/alri:n/�→�/alrini/

前缀‘anti-’的发音似从� /?nti/�移向�/ ?ntai/。同样,‘semi’念成/semai/.在与Mahdi交换意见过程中,Antony Dubach Green曾向Mahdi表示‘illinois’目前的标准发音仍为/il’enois/�,并指出‘Albuquerque’中‘r’的丢失和/alrini/�的读音反映了希腊词源的三音节读音规则。Irene A. Gates则认为/alri:n/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读音,英国音读为/alrini/。

2 词汇语法的变化

(1)由宾语前提形成的复合动词

在词汇语法方面,Tarpent也观察到英语中的复合词大量孳生,特别是由宾语前提形成的复合动词,如:〔1〕‘to fund raise’,‘to problem solve’,‘to guest conduct’等。

加州理工大学Johanna Rudda (9 675)把这一过程解释为“宾语结合”(object-incorporating)。参加讨论的学者提供了大量例句。有的被认为是很有新意的创造,可以接受,

如:〔2〕a The plane nose dove into the field.

b Doreen and Patty troubleshooted problems with the NT server.(采自1998年4月22日的一份会议报告)

有的则令人不敢领教,如:

〔3〕a We sight-saw, so today w’ll go back to the conference.

b I typewrote the paper on old Olivetti.

Suzette Haden Elgin (9 675)认为这种变化从古英语起即已开始。她和Rudda都认为这种‘伪复合词’是通过“逆构法”(back-formation)产生的。但生成语法学家宣称这些词是“底部生成的(base-generation)如同‘problem-solver’和其它合成名词一样生成。

(2)disappeared的被动用法Lynn Santelmann (9.686)首先报道‘disappeare’用于被动结构,但未发现它作及物动词的用法,

如:〔4〕The dissidents were redisappeared in 1983.

Shari Berkowitz (9.686)说这是从“the disappeared”的逆构而成。这种用法受对西班牙语直译的影响。在80年代,在阿根廷持不同政见者常是大批的‘disappeared’(消失)。这意味着,‘disappeared’已不是一个自动过程,而是他动过程,是政府使这些人“消失”的。不过,Carl Wills (9.689)指出这种形式的出现已有一段时间,它在Joseph Heller的Catch 22(《第22号军规》)小说中出现过。

(3)who, whoever, whomever

原先认为‘whomever’正在流行,这是对‘whoever’和‘who’过分矫正的结果。但Bwald (9.675)认为英语口语中很久以前就消除了‘whomever’,更不用提‘whom’。

Lynn Santelmann (9 686)对以下两句进行比较时,认为第一句不合语法。

〔5〕a “Can I help who’s next?”

b“Can I help whoever’s next?”

Carl Mills (9.689)则认为‘who’的这种用法可在许多方言中找到,包括俄亥俄州南部和俄勒冈州。Waltmart (9.702)指出美国新版《圣经》中像“It is I who says…”这样的表达式多次出现。

(4)静态动词出现进行体的-ing形式

Lynn Santelmann (9.686)观察到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诸如‘know’和‘like’这样的静态动词中采用进行体形式,

如:〔6〕“I’m liking that.”比较:“I like that.”

与此同时,Marcia Hagg (9.686)提供更多的实例,

如:〔7〕“I’m wanting to go.”“are you wanting to be leaving?”“I’m not understanding that.” “are you knowing what you’re wanting?”“is your food tasting all right?”(在一餐厅里)

(5)Between

关于‘between’用法的变化,我曾专题作过报道(“Between用法众人谈”,《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7期)。在本次讨论中也有涉及,值得补充的有:

Gerald B. Mathias(9.689)认为‘between A and B’变为‘between A to B’始于1975年。关于用‘among’的场合改用‘between’也不是最近出现的事,他举以下一例:

〔8〕“… with a small party of miners on board who carried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dollars in gold between them…”(Scientific America, ,1897年8月关于Klondike淘金热的报道)

(6)fun语言学家对‘fun’有较多讨论,他们发现‘fun’可出现在名词前的位置(Earl Reinhardt,9.752;Bwald,9.795),如:〔9〕“This is a fun restaurant.”“It’s a real fun game.”Bwald评论说这是从“It’s (real) fun.”发展起来的儿语。他还经常听到说话人在不同程度上把‘fun’作为形容词,可是他本人接受不了这种用法:

〔10〕“This game is funner than that.”“This is the funnest game I ever played.”“It was so fun that I forgot to go to school./ I don’t think it’s so fun.”(Bwald自己会说It was so much fun that…)

“It’s not that fun.”(如同“It’s not that red.”)(Bwald自己会说“It’s not that such fun.”)

“So, tell me, how fun is it?”(如同“How red/tall/dangerous, etc. is it?”)(Bwald自己会说“How much fun is it?”,但“how much red/tall/dangerous…..”似乎不顺。)

根据上述情况,Bwald认为“fun”是一个物质名词,或不可数名词,不是一个形容词。但Bwald不认为这是NN结构,因为不同于‘stone wall’或‘wood wall’这两个名词。主张‘fun’是形容词的也大有人在,Alexis MR (9.775)解释道‘fun game’似与‘super game’一样,没有人会把‘super’看作名词。他还提出可用以下二法测定,一为重读最小音差测定法(accentual minimal pair)。前者指通过重音的不同区别意义为‘great game’(了不起的游戏,重音在后)的‘super game’,其读音不同于意义为‘game in which one pretends to be a NY janitor’(把自己装做纽约的房屋管理人的把戏,重音在前)。后者指两个词能否通过连词并列,如我们可说‘a card or checker game’(纸牌游戏或跳棋游戏),把纸牌与跳棋并立,但不说‘a card or fun game’(纸牌游戏或好玩的游戏)。‘fun’从名词演变出形容词用法可能受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影响。

(7)’mad/crazy’作限定词

〔11〕“There were mad people at that party.”

Lance Nathan (9.701)认为例〔11〕中的‘mad’不是指“the people there were angry/insane”(那里的人在生气�发疯),而是“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at that party.”(那集会上有许多人)。虽然这是俚语,但从俚语人们可以预期语言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mad’的变化将给封闭类增加一个新成员。

(8)以‘like /go’代替‘say’

Lance Nathan还举下例说明有人以‘like’或‘go’代替言语动词‘say”。她认为这可能是近二三十年出现的变化。

〔12〕“So I was like, ‘How did you do on the syntax exam?’and my friend goes, ‘not too bad.’”

(9)Thankfully

有人从用语合乎规范的科技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现本该用‘hopefully’的地方,用了‘thankfully’,如:

〔13〕“Life is un predictable. Thankfully, the accord is not.”(1991/11p 91)

(10)Just

Suzette Elgin (9.675)谈到,过去人们说:〔14〕“You can’t just rely on your intuition..”意思为“you have to rely on something more than your intuition.”(你应该依靠其它东西,更甚于你的直觉。)可是现在人们说:

〔15〕“You just can’t rely on your intuition.”

这个说法过去的意思接近于“Shucks, you can’t rely on your intuitions.”(呸!你不能依靠你的直觉)。

(11)其它Marc Picard (9.720)发现有人用‘good’代替‘fine’,如:

〔16〕A: Hey, how are you today?

B: I’m good. How are you?

Rick McCallister (9.720)解释说原先这是不标准的用法,但十至十五年前受教育的人也这么说,因而这成了区别“代沟”的标记。David Robertson (9.729)列举以下一些说法:

〔17〕a “you can only give the patron their due date and fine amount.”

B “Okey, let me give you my social security number.

C “does it〔印好的日程表〕give the time?”

D “May I take your date of birth?”

把‘date’,‘number’,‘the time’等与‘give’和‘take’这样的动词连用,其出现和迅速传播是主宰美国的信息文化所决定的。

3 句法变化

(1)并列结构中的两个成分不匹配Karen Coutenay (9.702)曾收集大量的例子,说明并列结构中两个成分在结构上并不一致。这里仅举几个例子示意:

〔18〕a “Do you live in Japan and are looing for a summer job teaching Japanese there?”(一为现在式问句,一为进行体问句)

b “Does anybody have experience with analysis of homepages and can giveme some advice?”(一用助动词does,一用助动词can)

c “Have you got some one you are seeking and can not find any clues?”(一用完成体的助动词have,一用情态助动词否定式cannot)

Michael Newman (9 716)认为上引例子都是病句,不能看作在句法上的创新。(2)在宾语位置使用代词形式Kevin Caldwell (9 720)发现两个代词同现时常见到如下形式:

〔19〕a between you and I

b for you and I

c say a little prayer for I (摘自通俗歌曲)

Carl Mills (9 686)承认在主流美国英语中这是新的用法。但当人们为了抑制这一自然趋势,用非标记形式代替标记形式,也可起到更为令人注意的效果,如:

〔20〕a “ it’s mine.”

B “me Tonto, him Lone Ranger”

C “How are thee?”

按Mills的解释,莎士比亚有时也是这么说的。

(3)The problem is…

麻省大学Peggy Speas (9.690)表示,在下面例句中,他会说(a)或(a′)句,但他听到别人说(b)句。

〔21〕(a)(What the problem is) is that no one can meet after 6 p.m.

(a′)〔The problem〕 is that no one can meet after 6 p.m.

(b)The problem is is that no one can meet after 6 p.m.

Ellen F. Prince (9.701)解释说Charlotte Linde在70年代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并以George Lakeofff的‘syntactic amalgams’(句法溶合)理论回答。

其它例子为:〔22〕a The thing is, is that…

b The thing of it is, is that…

(4)副词被形容词代替

Peter R. Burton (9.702)提出的问题为:美国人几乎都有把形容词替代副词的倾向,而且有些用法似乎已早就开始了,如:

〔23〕You done good (而不是说You did well).又如:

〔24〕1 Think different.

2.Think differently.

3.Think something different.

4.Think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5.Think of something different.

人们似乎越来越讨厌使用以‘-ly’结尾的副词,以至人们喜欢选择1式,而不是2式,3式是4式的简略式,但在特殊情况下,Burton宁可用5式。

(5)数(Number)

一种情况是把They作为单数(Michael Newman,9.716),以回答对当代性别歧视的指责。实际上,这种用法在中世纪也出现过。另一种情况是用‘amounts’表示数量,如:

〔25〕a.“cards of… women… with numbers indicating the amount of men they haveslept with.”(Brian Cover in The Japan Times)

b.“I’m surprised by the amount of people who don’t realize better quality bikes come in different sizes,” Shinkawa said… (Honolu Star-Bulletin.1991/08/11)第三种情况是该用‘many’的场合用了‘much’,如:

〔26〕“How much runners in this race?”(比赛时的提问)

Gerald B. Mathias (9.689)指出从复数突然转为单数已成为常见的事了,特别是在广告中见到,如:

〔27〕a.“Sears sell shoes, DOnt They?”

b.“Acerbis ATB Fenders, they protect the rider… Does not work on bikes with…”

c.“Acro2’s easily belt on to all dropped handlebars… Also mountsinthe inverted position..”(引自Nashbar自行车的说明书)

(6)冠词

在美国知识阶层中,使用不定冠词已日见减少(Lexes ,9.683;Megan Elizabeth Melancon,9.690),如

〔28〕“reckin is it cardinal or venial?”

另一方面,竟然有人说:〔29〕‘an historical event.’

Linda Merlo (9.726)说得还要绝对,即‘a’,‘an’,和‘the’都在从英语中消失。冠词的消失首先见之于地理名词和缩略语,如:

〔30〕a.The Ukraine→Ukraine (其实后者原指边界地带)

b.The Japanese agree→Japanese agree

c.The UN is waiting →UN is waiting.

Jack Aubert (98.5.20)也指出‘The Lebanon’和‘The Sudan’一度是标准说法,现在很少听到这么说了。‘The Gambia’,有了定冠词表示民族的骄傲,现在一般直称为‘Gambia’。问题是这种用法已不限于报刊的标题,从全国广播电台的报道也可听到,应该说已在英语流传。试比较:

〔31〕a. I’m going to 99 Cent Store

b. I’m going to the 99 Cent Store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有许多以英语为第二语言者,在他们的母语中没有冠词,以至误认为英语的冠词不必要。对于这种情况,似应提出“救救THE!”的口号。

在上述‘The Ukraine’→‘Ukraine’的讨论中,Karen Davis(9.729)认为这是由于政治原因,‘The Ukraine’是一个独立国家,把它叫做‘Ukraine’只是把它看作俄罗斯的边界地区。

Peter T. Daniels (9.735)则认为‘The Gambia’是河名,但阿根廷自1816独立至今,‘The Argentine’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说英语者并没有把‘Lebanon’看作国家感到有什么问题,尽管在阿拉伯语中,它是有冠词的,指地区名和山名。

与上不同,Normal Smith (9.752)认为“The Gambia”是国家的正式名称,包含冈比亚河两岸。虽然‘The ARgentine’不同“官方”名称,许多人仍把它当作国家名,官方的命名与操语言者的兴趣(以至规则)是不一样的。又如,人们说‘Mount Lebanon’,但非常熟悉地把‘The Lebanon’看作国家。

Waruno Mahdi (98 5 21)指出说歌曲中早就有“don’t cry for me Argentine”的歌词。(7)may/might

Elgin夫妇(9 675)提出英语的‘Might’正被‘May’代替,如下例中a句正在被b句代替。

〔32〕a.If he had been taller, he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join the circus.→b. If he had been taller, he may have been able to join the circus.

Gerald Mathis (9.689)对此有同感,并提问‘obviously(as you can see) =〔as you might imagine〕’这种用法是否始自1980年?而‘may(have)[(possibly) (did)]=‘might(have)〔would/could (have)〕’是否始自1985年?在讨论中Karen Courtenay (9.702)说,这是十年前的变化,如:

〔33〕a.He is recovering form a heart attack he had last month- a heart attack that MAY have been prevented.〔Well was it or wasn’t it?〕

b.Ma Call is a superachiever, without a doubt-but it’s possible he MAY have never reached such heights if Hatynes hadn’t spied him years ago in a Rosebury pool hall, away from his school classes.

c.Perhaps, if Beam head read more carefully, he MAY not have mistakenly listed. Time magazine as one of her “primary resources.”

d.The house MAY not have burned if there had been a third pumper available.

4 讨论

对英语的最近变化大致有以下一些解释和观点:

(1)变化的起因Pat Barrett (9.608)认为英语语音变化首先发源于年轻人,特别是妇女。其次是电视等大众媒介。变化主要从元音开始,如将‘yeah’念成‘yah’,如‘back’中的‘a’那样。Ralf Wollmann (9 716)强调社会语言学变体可成为语言变化的特征,例如一个社团内的成员是通过语言特征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的,社团外的人如果想成为该社团的成员,便要改变自己的语言态度。如果一个特征在较长时间内不再界定,便失去其社会标记地位,成为非标记特征了。

(2)是近期变化还是变化早已开始?

讨论过程中发现,许多变化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由于变化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言语社团,因而说“有些新注意到的现象是近期变化”也对也错。说对,因为这种变化只是近期才被更多人注意到;说错,因为这种变化绝非近期才开始。

(3)变化如何被接受?

变化是一个自然过程,不必过分的矫正。多数情况下,变化始于口语,特别是受过教育人士也接受这种变化后,新的表达方式往往被正式接受。正式书面语则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被接受。对变化不能以个人印象为标准。Manaster (9.676)说因为自己不这么说,才把过去的有些变化认为是最近刚发生的事,后来发现三十多年前早有人这么说了。

为什么有些变化不被人承认呢?Ralf Vollmann (9 716)认为规定主义限制了变化的进程,规定主义所坚持的模式和规则与实际语言使用有很大不同。即使有时接受一种变化,又把它作为新的规定,去限制随后的变化。至于对一种变化接受与否,决定于社会权力。他特别举例说明,即使一个“女孩”(girl)想成为“小妞”(girlie),而接受了某社团的说话方式,并确实成为该社团的一员,但她不会造成英语的语言变化,因为她不具备对整个文化进行定义的能力。Vollmann的观点虽较开通,但他不同意“联机”式的过于快速的变化。

(　胡壮麟)

摘 要：主要基于体验哲学之上建立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已成主流学派，对语言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但笔者也发现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将其归纳成八点，期望大家能解决这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断完善认知语言学，或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做到有所发展。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体验哲学 问题

主要基于体验哲学之上形成的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很多解释语言的新思路，令人深受启发，对语言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期望它能解决全部问题，像所有的语言理论，认知语言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1.认知的无意识性问题

他们把“认知”的范围定得十分宽，并认为无意识性认知至少占95%，这与传统分析哲学中观点不同。问题是他们没有详细论述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剩下的那个不足5%又是什么样的认知，具有什么性质。这个95% 比例是否会因人而异，随情形有变化?如儿童与成人是否会一样?普通人与哲学家、科学家是否不同?对不同事体(如日常简单事与理论研究)的认知和推理在有无意识性程度上是否有差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有较大程度的无意识性，但将其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在演说和报告时，在学习外语的初始阶段，似乎有较大程度的有意识性。

2.基于原型成员的延伸问题

依据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其中有一个中心成员，其它非中心成员则是依据这一中心成员向外延伸而形成的，我们当然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例略。但在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中人们往往很难确认中心成员，如“over”，很难说哪一个义项是中心成员，Brugman 是以“The plane flew over the city.”(over具有动态含义)开始论述的;Taylor则是以“The lamp hangs over the table.”(over具有静态含义)开始的，而且这一义项在很多词典中也常常被列在开头。抽象概念的原型该是什么样呢?原型范畴理论对“范畴内成员是基于共享特征”的批判基本是正确的，但有学者认为范畴中的所有成员都是以原型成员为中心向外延伸的，这一说法却值得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在一个多义范畴之中。上述的over就是其中的一例，我们不能确定一个中心成员(中心意义、基本意义、原始意义)，因此也就说不上其它成员都是以一个原型成员为中心向外延伸而成的。

3.语义链问题

Taylor(1989：108)曾用“语义链”理论来解释多义范畴问题，他认为多义词 中的不同意义往往是通过“语义链”而形成的：意义A与意义B基于某一或某些共享属性，像链条一样关联;下去 ：A B C D …… 。但语义链忽视了中间的过度过程，因为意义在引申过程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从A变成了B，中间很可能会存在一个两者共存的阶段，即：A AB B，这一解释似乎更为合理。Langacker(1990：266-272)更为详细地描绘了语义网络的发展情况，这似乎比Taylor的语义链更为详细，更有解释力(C表示A、B两义项的某种范畴化关系，同样，L表示义项K和A之间的范畴化关系，参见Rice，1996：141)：

人类的思维可谓千变万化，语义延伸的情况错综复杂，同时各语言的语义网络延伸也会有很大差异，这种模式化的总结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描写，可能具有一般性规律，但还需要大量的语言实例来加以验证。另外，语义链，或语义网络模型，还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1)Taylor的“语义链”也没能很好地解决所有词项范畴中“哪个意义为中心”的问题;同时他的表达式往往会给人一种互相替代的感觉。(2)如何确定语义延伸的界限?语义延伸到什么地方就不再属于同一个范畴了?或者说，一个范畴能容忍成员的变化度有多大?人们每次运用一个范畴时都要重新确定其变化度吗?(3) 究竟是什么机制可以决定一个范畴的范围?为什么有的词汇范畴大，有的词汇范畴小，该如何描写范畴成员密度问题?(4) 一个范畴中的成员是如何排列的?一个范畴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原型)，还是可有多个中心，还是可有一个中心群(多个原型)?(5) 如何确定一个范畴中多成分间的概念距离?它们离中心的位置可以改变吗?如何改变?(6)有些范畴成员可能会消失，它们是如何消失的，消失之后对其他范畴成员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范畴结构变化有规律可循吗?(7)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依据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可不同范畴之间又是如何取得联系的?如何确定相关范畴之间的重叠程度?(8)各语言都有很多同义词，它们是否同属一个范畴?但按照一个词项就是一个范畴来说，它们又应当属于不同范畴，这该如何统一起来。一般说来，同义词的中心意义基本是相同的，这就是说，可能存在有同中心成员(原型)的不同范畴，这该如何解释?

4.范畴容忍度问题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可知，处于范畴中心的原型成员应具有最大范畴信息量，只有边缘成员才可能与其它范畴的成员相融合，而原型成员仍然是明显可辨的。但over具有属性“垂直、不接触”的意义，不管将哪一项作为原型成员，都与“above”的中心意义(也具有垂直、不接触的属性)相重合，确实在使用中这两个词在很多场合中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这岂不是在说：一个范畴的原型成员可能与其它范畴的原型成员相融合，这就与上述的观点相矛盾!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否应将over和above视为同一范畴?根据家族相似性理论可知，意义相差很远的义项不可能被置于同一范畴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开始研究范畴扩展过程中的“扩展限制”问题，如何不至于将毫无相干的意义放到同一个范畴中来，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范畴容忍度问题。Pulman(1983：73)认为，可以十分安全地作出假设：没有一个语言有一个词项同时能表示下面三个义项：茶杯、糖浆、噪音。可是我们也注意到英语单词buff确实可表示很多毫不相关的意义：polishing pads, yellow colour, amateur enthusiasts。另外，相反的义项一般说来不可能置于同一范畴中，在语言表达中用一个单词来表示，可是在自然语言中就偏偏存在这样的情况，如：sanction(批准，授权，支持;也可意为：制裁，禁止船出入港口)，overlook(检查，监督;也可意为：看漏、忽视)。汉语中也有近百个反义同词，例略。原型范畴理论似乎对此尚未作出合理解释。

5.概念的体验性问题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们的基本概念来自感知体验，主要来自人们对身体和空间的认识，但有些学者，如Piaget(1961)，Smith et al(1999)，Perner(1991)，Flavell(1988)，Wellman(1990)，Rakova(2002)等认为：有些基本概念不一定与身体和空间有关，例如儿童什么时候才开始认识到可将自己的身体，外部的物理环境，以及视野看作容器?什么时候才能比较稳定地理解三维空间?构成容器(内部、外部、边界等)和三维空间(长、宽、高等)的要素有那些?就我们的直觉而言，较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些要素还是需要一定智力基础的，儿童早期似乎还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这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认识出现得较晚，那么它们又何以能成为形成基本概念的基础呢?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有些基本概念是否与感知体验同时形成，或在其后形成?对抽象性意义的理解难道一定是基于对体验性意义的理解(Asch & Nerlove：1960)?某一抽象性意义(如：专政、制度等)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体验性意义?人们的抽象性意义难道都是基于体验性概念通过隐喻建立起来的?人类的逻辑推理难道也一定是基于感知体验的吗?学者们对上述问题各持己见，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证明，体验哲学的解释力受到了挑战。

6.隐喻问题

认知语言学家将隐喻置于显赫的地位，但这一理论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作出统一解释。

(1)隐喻的作用。认知语言学家将隐喻视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人们不禁会问：隐喻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就连L & J也没能对其作出一个统一的说明(参见王寅，2001:314)。

(2)隐喻的体验性。L & J强调了隐喻的体验性，隐喻植根于体验，而我们发现许多隐喻却不一定是以体验为基础的。就“婚姻是牢笼”这一隐喻而言，没有结过婚的人，没有蹲过监狱的人，同样也能理解这个隐喻的意义。如是说可通过间接经验理解，那么间接的程度该多大呢?

(3)根隐喻的普遍性。人类的体验有很大的共同性，如我们都有“看”的能力和经验，但并不是所有民族都将“看”与“知”联系起来，形成所谓基础性的“seeing-to-knowing”推理。据Rakova(2002：224)介绍，在芬兰语中就没有这样的隐喻，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有的语言能形成上一隐喻，而有些语言却没有，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将这一隐喻视为基本隐喻，如果基本隐喻不具有普遍性，那么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隐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体验性?”

(4)隐喻与相似性。既然强调了隐喻的体验性，就不该否认隐喻是基于对相似性感知之上的观点，而他们反复否认这一观点(Neisser：2001)，过分强调隐喻可以创造相似性，这也是不很全面的。我们认为：一方面隐喻是基于对事物、行为、现象等之间相似性的感知，这是隐喻的体验观，认知模型、意象图式、常规关系对其具有解释力;另一方面隐喻也可以创造相似性，如独特的诗句确实可以使得人们认识到一些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此时常规关系的解释力就有限了。强调任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因此，相似性和隐喻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

(5)本体与喻体的互动性。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中，喻体将其某一或部分属性(不可能是全部，也不可能是一点不变的)映射到本体上，使本体也具有同样的属性。因此本体在接受映射时，就必然要对喻体的属性作出选择和限制，例如在隐喻：“He is a mule.”中，“mule”有很多属性，仅将其中的一个属性“倔强性”映射到了“他”上，而排斥了许多其它属性和特点：动物、长耳朵、吃草、可骑、埋头拉磨，等。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人们是如何限制“mule”的其它属性和特征，而仅将“倔强性”挑选出来的?其挑选的依据是什么?这在他们的隐喻认知理论中语焉不详。

(6)隐喻的认知机制。L & J的隐喻认知理论主要强调了始源域向目的域的映射，但笔者(2003)认为对隐喻的理解需要五个因素：认知主体、本体、喻体、喻底、语境，缺一不可，它们都对隐喻的生成和理解起作用。本体是隐喻所要描述的对象，对隐喻的理解显然要提供一些已知信息，如在“He is mule”中，倘若换了本体“He”，则会影响到对“mule”(该词除“笨蛋”之外还可指：杂交种动物，杂交种植物、纺织机、小型拖拉机等)属性的选择。认知主体对于隐喻的使用和理解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会创造出不同的隐喻，即使同一语言社团中的人，因其背景不同对同一隐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这里就涉及到语境因素，其对隐喻理解也可起到制约作用，这在他们的隐喻认知理论中未加论述。如有的喻体具有多层含义，这就需要依靠语境来确定隐喻的意义。

(7)隐喻与哲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哲学教授Neisser在“Language”2001年第一期上对L & J于1999年合作出版的专著发表评论文章时指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根隐喻”上，大部分认知可被理解为是这些根隐喻的表层反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的哲学理论就是建构在几条根隐喻之上的，这就将哲学史视作隐喻史了，书中花了很多篇幅批判了历史上的哲学家没能认识到其理论的隐喻性，这显然缺乏充足的说服力。他还指出：倘若把隐喻视为基本的、主要的认知工具，可不断创造新的意义，这是否就会将隐喻视为一种计算工具，这又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有意义的活动行为才能产生意义”的观点相悖，似乎就与心智的体验性原则相矛盾?Rakova(2002)，Sapiro等(1989)也对“It is metaphorical thought that makes scientific theorizing possible. 提出了疑问。

(8)隐喻与换喻。“隐喻”既可作广义理解，换喻为隐喻的一种形式，又可作为与隐喻平行的单独一类;还有学者认为两者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互动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两者是一个连续体(Radden：2000)，两者之间有时很难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Goosens(1995)则认为隐喻中可能包含换喻，换喻中可能包含隐喻，如：pay lip service to the project(对该项目仅表示口头支持，而不给经费)这是一条包括隐喻的换喻，pay表明一个财务场景，该场景相关事情有邻近关系，可视为换喻，而lip service为“口头服务”，来表示“不给经费”则具有隐喻性。 我们知道，隐喻常被理解成是发生在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换喻常被理解成是发生在同一个概念域之内的映射，现将上述对隐喻和换喻的理解划图如下：

A　　A　　B　　B

隐 喻 换 喻

关于同一概念域和两个概念域有时是很难划分的，即使将这里的“概念域”说成是“基本概念域”，这也是个笼统的说法，究竟“基本”到什么程度。概念具有上下义层级性，在右图的换喻模式中，方框可被视为一个概念域，其中有A和B两项，如果我们能在左图为两个概念域找到一个上义性概念域，此时划分隐喻和换喻就难免会产生困难，

A: How did you get here? B: I have got a car.

用原因“我有车”来表示结果，可视为换喻，因为原因与结果是一个整体事件的两个邻近概念。当然我们也可将原因与结果当作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处理，此时就是隐喻。又例：He is in low spirits. 常被视为隐喻，但我们也能找出一个上义性概念域来对其作出换喻性解释：

情感域

悲伤 高兴 ……

面部 体态 言语 ……

不悦 下垂 低调

此时就可有两种解释：(1)作为隐喻解释：悲伤为上义概念，其下义概念或情况可包括：面部不悦，身体姿势下垂，言语低调…，用low的身体姿势来表示悲伤，实际上就是用下义概念来表示上义概念，形成了跨域用法，当算隐喻用法。(2)作为换喻解释：在悲伤这个概念域中可包括：面部不悦，身体姿势下垂，言语低调等，这也可视为同一概念域中的用法，悲伤时会有一系列的表现，体态下垂仅是其中之一，用部分表示整体，当算换喻。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又该如何解释呢?认知语言学家似乎还没有说清楚。

7.主观性问题

认知语言学强调主客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主观色彩。Johnson(1987：174)似乎也曾为此辩解过，他强调了意义是基于对共同世界的经验之上形成的，因此意象图式和隐喻虽然具有想像性，但也具有体验性，是人们所共享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Sweetser(1990：13)也曾说过：体验主义比起客观主义来说，主观性更少，因为前者致在解释人类语言和认知的实际范畴，而客观主义预设了一个十分武断的命题：语言范畴一定具有客观基础，同时还假设客观的真实世界必须是像语言一样建构起来的。但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分析方法确实存在着不少主观性，如确定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需要依赖百科知识，可如何确定与之相关的知识呢?Neubauer & Petöfi曾对“氯”所作的综合语义分析可谓十分全面(参见李幼蒸，1999：307)：化学特征、物理特征、生物特征、还涉及到地质、历史、词源、生产、用途、储存等一系列知识，我们什么时候按专业知识理解，按哪个专业理解，似乎无法确定，对于普通人来说，其中大部分内容好像都很陌生。

联想论、激活论对语义所作的解释也是模糊的，一个词究竟能引起哪些联想，激活哪些概念，倘若这个问题答不清楚，说明一个词的意义是难以确定的。另外，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语会有不同的联想，经验、背景、年龄和地域的差别，往往会对同一个词语会产生较大差异的联想。如此说来，人类又是如何进行交际的?仅用原型理论、认知模型、意象图式能否对其作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

因此，我们认为传统的语义特征分析方法并不是一无是处，对主要特征进行简单明了的描写，从语言内部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上来刻画语言形式的意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能将传统的语义方法与认知语义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则会对语义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另外，认知语法中在作词类划分时，主张用识解(意象)，特别是突显，来作为判断标准，这里仍旧涉及到主观因素问题，究竟以谁的“突显”为标准。另外，他一方面主张用突显而不用概念来划分词类，但他区分名词和动词时用了“Thing”和“Relation”，这能算是不用概念吗?他还用“有界-无界”来解释名词的可数性，用动态和静态来解释词类转换，那么他说的“有界-无界”、“动态-静态”难道不属于“概念”?离开“概念”的分析是很难想像的，难怪Taylor(2002：179)说：Langacker在区分主要词类时还是用了概念性的定义。

8.框架和意象图式问题

框架和意象图式通常被视为某人或某社团对典型物体、事件、状态所具有的知识总和，或属性包, 它常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方式固化储存在人们的知识之中。用框架来表征知识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方便的方法(Goldstein & Roberts, 1980: 42)，但人们的知识非常广泛，究竟要多少框架才能将人类知识系统描写清楚?框架系统具有层级性，同级和上下级框架之间具有什么联系，它们的关系该如何描写才能清楚?一个人同时可能会有多重身份,如张先生可能既是教授，又是系主任，还可能兼有其他职务，此时就必然要涉及到多个框架，如何处理这些框架之间的关系?再例：John is a dog’s owner. 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表述, 究竟应涉及到几个框架?是在“MAN-框架”，还是在“OWNER-框架”中处理这个问题(Hayes, 1980: 50)?另外，一般说来，一个事件会包括多个相关活动(clusters of related activities)，那么同时就需要数个框架来加以理解，该如何确定需要选用哪些相关框架，这些框架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描写，如何确定其间的联系，靠逻辑还是靠分类，还是其他什么?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会有很多这类多重现象，框架理论又该如何处理呢?人们是如何选择有关框架相互理解呢?人与人之间所认识到的框架是有差异的，那么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缺省值(Default Values)也就会有差异，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另外，“脚本”被视为框架或图式之一种，它是一种共有信息的原型代表，其内部所含信息往往呈有序排列，是一种经常发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框架或图式。如常说的餐馆脚本，包含了一系列的因素。这一理论对于分析典型的日常事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同样也有一些不足之处：(1)生活中常常有许多非典型事件，很难用一种固定的“脚本”作出圆满的解释，对于那些经常不按常规办事的人说又该怎么办?(2)现实中会存在很多难以界定的各种事件，究竟可划归到哪一种“脚本”中来理解，这也可能又是一个未知数。(3)难道每个事件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脚本”?我们究竟能列出多少“脚本”出来，这同样也面临着像很难列全语义成分一样的难题。(4)在很多情况下，理解一个事件需要很多脚本，如何确定这些脚本以及其间的联系，究竟需要哪些相关脚本，排除哪些不相关脚本，而且还涉及到在哪个时刻需要选用哪个脚本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心智过程，该理论也未能提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到1980年为止SAM (Script Applier Mechanism) 才有20个脚本，关于描写故事的才有6个脚本(Lehnert, 1980: 93)，这对于描写人类的知识可谓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5)“ 脚本”是经验化的结果，其形式会随着人的经验增加而不断完善、修正，但何时才能算是形成了一个典型图式?在人们尚未形成该典型之前又该如何描写这种知识呢?我们虽然可用动态观点来加以解释，这里仍未能摆脱不确定主观因素的影响，将其推到认知的灵活性、多变性的范围里，又总让人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理论的可靠性似乎难以得到保证。

在语言理论研究中我们不可割断历史，认知语言学是在借鉴最新哲学观点和对以往语言理论深刻反思，乃至挑战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在很多方面相对其他学派确实具有较大的解释力，但其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不能期望认知语言学能解决语言研究中的所有问题，语言探索尚未成功，广大同志仍需努力!我们必须不断地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继承认知语言学中的合理部分，发展其尚未阐述清楚的地方，更正其不足之处，才能使得认知语言学更趋完善，走向完美。同时，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还要进一步将英汉语结合起来研究，努力把我们的成果运用于语言教学，介绍和推向西方，将其融入到21世纪东学西渐的潮流之中，这样才能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语言学。

笔者仅从自己的学习和思考中略述管见，指出认知语言学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引起同人的注意，衷心期望大家能不断完善认知语言学，或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建立更有解释力的新理论，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境界：

继往开来，让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不断发展语言理论，有所建树;

承前启后，让后来者能踏着我们的肩膀奋力向上攀登，超越我们!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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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四川外语学院 王 寅

(原载《外语研究》2005年4期)